2003年冬天，是我大学毕业后的下半年，为了生存，只能在武昌造船厂干苦力活。 上班的地方，是在一个空旷的仓库里，里面仅存两个衣柜，供工人用来换衣服；还有一张桌子，是工头用来记账的。 我的工友，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讨饭的。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属我23。这些人基本上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更没有手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多数是因为家里有孩子上学或结婚或欠了外债，不得已才如此。 平时，大家没事时，要么聚在一起打牌，要么是三三两两蹲在墙角晒太阳聊天。因为要干体力活，所以大多数人穿得并不光鲜，基本上都是破羽绒服，破棉袄之类。只有我，可能是因为刚毕业，内心还残存着一些所谓的书生傲气，不想太过邋遢，所以衣服比较干净，这是与大家不同的地方之一。 与大家不同的地方之二，是在没有活时，那些人不是聚在一起开黄腔，就是打牌，唯独我一人喜欢找个清静的地方，边晒太阳，边静静地看书。我记得当时看的是雨果的《笑面人》，由于物质的匮乏，可能是迫切需要精神食粮，来支撑我几乎快要崩溃的信念，所以我对书中的格温普兰那种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倍加欣赏，看得非常投入。 我的特立独行，并没有给我带来好处，相反失去了很多挣钱机会。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等临时通知，然后组队进厂干活，多数活是靠抢来的。 大家大部分时间是赋闲的，但只要工头一来，就会像蝇虫看到了新鲜的血液一样，一下子全涌上去。工头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先是告诉大家是什么活，需要多少人，然后点名出工。 那时，每个工友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搭档，只要被工头看中，都会很感激，意味着一天的收入有了着落。其他没被选中的人，则会悻悻地回到原位，耷拉着脑袋继续晒太阳等活。 这种活的工时不一，价格也不一。如果活轻，时长较短，三五个人，分下来每人可得10或者30元不等；如果活重一些，工时较长，则每人可能会有20-50元不等。 武昌造船厂是一家国营单位，工种分为三类，一是管理者，一是技术工，剩下的是苦力。管理者和技术工在厂里是人上人，工资高，且受人尊敬；苦力工是专门卖苦力的，是最低贱的工种，工资低且不爱人抬举。 所干之活也都是技术工不愿干的，才会分一杯羹给我们这些苦力。比如扛那种又长又粗的钢管、下整车的船舶压舱铁（约20-25公斤/每块）、清扫船仓、拉钢丝等...... 有的时候，工友为了能得到工头青睐，总会想办法拍他马屁，或偷偷塞包烟，或单独请他吃顿饭。就是希望能多派些活，多挣几分钱。工友里面有个女人，35岁左右，模样还算周正，个子中等，在里面是最抢手的，和很多工友关系很好。所以大多数时，只要有活，人家都愿带着她。 我曾亲眼见到，她为了能接到话，多次故意用那高耸的胸部紧贴工头的身体，一脸的媚态，也曾看到工头暗地里伸出咸猪手在她不算凸翘的臀部狠狠捏上一把。 我对这种女人是无比鄙夷的，内心中那种“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恶心，所以在别人都趋之若鹜地贴近她，想要从她身上讨些便宜的时候，我总是避之不及。 当然，这种假清高，让我最终付出了代价。那些工友见我身体单薄，长得白白净净，一脸书生相，根本不像是干活的料，即便有活，也都不愿意和我搭档。只有少数年长之人，因为找不到搭档，才会在有活时叫上我。对此，我深表感激。 所以，每天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整天无事可干，一无所获的。即便是偶有所获，那定是干最脏、最重活的活换来的。 后来，我思来想去，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挣钱、生存。如果想和这些人要打成一片，就必须要有改变和付出。 我没有那个女人的天生资本，即便是有，也绝不会为了“斗米”而贱了人格，屈了尊严。 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觉得，我不是一无用处的书生，而是和他们一样对拉能扛的汉子。我需要学会喝酒、陪他们斗地主，还得会开黄腔。 我找了件大一时淘汰的旧衣服，套在了身上。那件衣服，早因为缩水变得很小，而且也过时了，关键还破了两个洞，又特意买了双胶鞋。就是那种穿上一天，脱下来能把人臭死的解放鞋。然后在闲暇时，我也不再看书，而是凑到他们一起看打牌，甚至参与其中。 当然，我们都是穷人，没钱赌大的，每次都是输赢几十块，不伤大雅。工友间也早有约定，谁当天赢了，改天就请吃饭。 当然，几十块钱是去不了好饭店的，只够买两瓶酒，在自家，或者是苍蝇馆炒两个小菜。酒基本上都是几块钱一斤的散装酒，贼辣，喝到肚里像火烧，醉一次头可痛三天。 通过这种方法，我渐渐的和工友们打成了一片，赢得了认可。有活的时候，他们不再拒我以千里，也会主动叫上我了。而且自从他们知晓我大学生身份后，似乎从内心对我多了些敬佩和欣赏，反而更利于我找活了。 当然，我也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干活的时候绝不偷奸耍滑，总是抢着干最重最脏的活。 我慢慢地融入了这个群体，虽然内心还是无比抗拒。比如，跟他们一起开黄腔时，我之前都是远避，百般厌恶。后来主动靠近，最多自己不说，跟着笑是常有的；比如，我学会了抽烟，每天兜里装一盒十块钱的烟，见到人少时发两根，跟着吞云吐雾；比如，我看到那个女人被工头占便宜时，别人哄笑，我也会一起笑。 我的活慢慢多了起来，最多时，一天可以接到好几个活，能挣百十来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最少的一天，也有三十来块，够生活费了，还能存一些，支助一下上大学的女友，更不用伸手向父母索要了。 我的整体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穿着件锈迹斑斑的衣服，拍一下可以掉下二斤灰；脚上鞋子穿到看不出本色也不洗，脱掉后足可熏死半城人；黄段子随时可以脱口而出，甚至比那些结过婚的老油条还要正宗；烟也是不离手，偶尔还可以吐出一个像样的烟圈；不擅长喝啤酒的我，甚至一口气可喝三瓶啤酒了...... 白天，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苦力工，晚上我则又变回自己。整晚就着灯光，一遍遍翻看《平凡的世界》，品味着孙少平的平凡人生。 我承认，我在身躯上已然成了第二个孙少平，但思想上却依然独立。写作的梦想没变、当老师的梦想未改。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日记，记录着我的经历，憧憬着自己的梦想。我把这样的岁月当成是沉淀，希望有一天能够厚积薄发，一鸣惊人。 直到有一天，一场简单的饭局，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不再觉得和他们为伍是种耻辱，而是一种荣耀。那天，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下了整整一大卡车压舱铁，每块铁重达50斤，合计约有十几吨重。 让我想不到的是，一起干活的除了那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外，还有我素来不耻的女人。为什么我们会组成这样一个团队，去下这么一大车重物？主要是因为其他人觉得这活既重钱又不多，不值当出力，最后只能落在我们三人身上。 那天干活前，看到这两个搭档，我已然做好了吃顿大苦的准备。可当我干活时，却震惊了。那位老者，似乎手脚比我还麻利，一手提起一个铁块，下车速度比我还要快；那个我素来看不起的女人，虽然每次只能提起一块铁，但速度却丝毫不逊我，几乎争抢着干。 整整一大卡车铁块，我们用了近五个小时才下完，中途没人休息。即便是累的直不起腰，大家也只是稍停一下，扭一扭僵硬的四肢，便又继续干。由于我从未干过这样的重活，且是连续干，两条胳膊像是麻了般，早已失去知觉，那种酸痛可想而知。这且不算，即便是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手掌中间用力之处，也被硬生生磨掉几块皮，血水几乎渗透手套。 当最后一块铁，被我们卸下时，每个人都一屁股坐在地上，根本不想说话。各自从工头手里接过110元钱，只是相互一笑，什么也没说，挥了挥手，便回家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挣过的最累，也是最干净的一笔钱。后来，这样的活，我还干过一次，干了整整一天一夜，下了三车铁块，赚了350元钱。 回到家里，父母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双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父亲一个劲自责，说是害了我。 那天晚上，我没有洗澡，倒头就睡。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起床时，全身好像散了架，浑身酸痛，双腿颤抖不止，似打摆子。 父母劝我不要再去上班了，说宁可养着我，也不要让我去挣这样的血汗钱。 我那时因为心里憋着一股气，根本不听他们劝，第三天早上又咬着牙准时去上班了。 工友们再见我时，仿佛换了一个眼神，就连工头也是第一次正眼看我，拍了拍肩膀道：“小伙子不错嘛！” 那两位工友昨日便已照常上班。见我来后，连忙殷勤的问我有没有事。 我见他们像没事一样，内心很诧异，却也装着没事一样，照样跟大家一起打牌、抽烟，开黄腔，还一起出工赚了35块钱。只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取笑过那个女人，仿佛我们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恶战，逃生出来的战友。 又过了几日，天下着小雨，注定无活可干。我第一次被那个女人邀请去家里做客，同去的还有那位老者。 我本想婉拒，回家看书。但在老者的劝说下，才一起买了香蕉和苹果，勉为其难的去了她家。 那女人租住在离船厂很远的一个小区。那是一个非常破旧的“难民所”，道路泥泞不堪，到处都是私搭乱建的小木屋，用来租给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电线、网线横七竖八的悬挂在空中，距头顶不过十数公分，有的外皮已破，甚至铜线裸露在外。 女人家就在一个七拐八拐的小巷子里，那是一个小院子，周围有四五家这样的出租屋，都是房东私自搭建的小房子。我们去时，其他几家均紧闭着门，想必都出去讨生了。 女人在屋里看到我们来了，忙出门相迎，一边接过我们手中水果，一边客套着：“你看你们，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浪费钱！” “一点心意，打扰您了！”我一边递过东西，一边打量着出租屋。 不大的一间房，约有两个平米左右，小的仅容得下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个简陋的灶台。里面还有一个小间，用帘子隔开，我想大概是卫生间。 好在东西不多，里面摆放的也算整齐。桌子上已经摆放了几个小菜，一盘花生米，一盘糖醋排骨，一盘青菜炒豆腐，看上去色泽不错。 “坐!” 女人早已备好三张小凳子，笑着招呼我们道：“还有两个菜，马上就好，你们稍等一下。” “小余，都不是外人，随便弄弄就行了！”老者示意我坐，然后朝女人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晓女人姓余，也连忙劝道：“是啊，余姐，都不是外人，不必太客气！” “都是家常菜，一会就好！”余姐一边开大煤气灶上的火，一边拿油壶。一时间，原本狭小的房间，因为煤火和抽油烟机的声音，显得有些吵杂。 片刻间，油热下葱姜蒜，也许是因为加了些干辣椒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辛辣，让我感到有些窒息。好在时间不久，我屏住呼吸，才算熬过。 菜炒好后，余姐麻利的端上桌，从灶台下一个小柜里取出瓶白酒和三个杯塑料杯来，开始倒酒。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这么泠，又下着雨，还让你们跑一趟。” 余姐本该先给老者倒满，但不知为何，却先倒给了我。 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原本不想喝酒，可见老者一副坦然处之的样子，便也没说什么，连忙示意她少倒一些：“余姐，您少点，我喝酒不太行！” “小伙子，怕什么？喝醉了大不了睡半天就好了！”余姐终没听我的，执意给我倒了满满一杯，这才又去给老者倒。 “你们这些娃娃啊，嘴里说不会喝酒，其实酒量好的很！”老者任由她倒，并不阻止，只是朝我笑。 “哪里！王师傅说笑了！”我连忙推让道。 最后，余姐给自己也倒满了一杯，坐了下来，举杯道：“来，感谢你们前几天的照顾，能赏这个脸，过来吃这顿饭，我先干为敬！” 话音刚落，一满杯酒已落肚。 我看着整整二两酒，就这样被她像喝水样喝了下去，一向感觉酒量还不错的我，也有点吃惊。 “小余啊，你搞慢点，细水长流嘛！”王师傅见她这样豪爽，也端起杯子来，朝我示意了一下，喝了半杯道。 “不行，王师傅，这第一杯，你得干了才行！”余姐见他要放下杯子，忙阻止道：“你一个男人，难不成连我这个女人都不如？干了！” “好！好！我干了！”王师傅见她这样说，才将剩下半杯一饮而尽道：“你哪像个女人啊！前天像这样干活，有几个能吃得消？我看你比那群男人还爷们！” 我见状，也连忙仰头一口气将杯中酒喝了个底朝天，以示诚意。然而这酒，虽没有散装酒烈，即便如此，入口后整个喉咙还像被火烧一样。 “小李，赶紧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余姐见我也不示弱，连忙招呼我吃菜。 我拿起筷子，夹起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慢慢咀嚼，酥香味才将辣味压制住。 仅此一轮，一瓶酒便去其三分之二。余姐又拿起酒瓶，再次给我和老者倒满，又从柜子里再取一瓶，打开给自己倒了大半杯。 一杯酒下肚，大家身体暖和了很多，话匣子随即打开。 “我这屋子，还是第一次来人。上一次，还是王师傅帮我搬家，在这吃过一顿饭。那天王师傅可没放开，今天酒管够，大家不醉不归！” 余姐劝大家吃了几口菜，又端起酒杯继续劝酒。 “小余，你慢点，别吓着小李，人家可是大学生，哪见过这种大阵仗？”王师傅见她重端酒杯，先看我一眼，又劝了句，才叹了口气道：“大家都是苦命人，出门在外，就是要互相帮衬，这些活又累不住，说这个就见外了！” “唉，要不是姓刘的王八蛋，我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余姐不知为何，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没头没脑的活，重重放下手中酒杯，夹起颗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着。 我先是一怔，看她双眼已然泛起微红，神情难看，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却也猜的差不多了。 “过去的事，就不要想了，一切向前看吧！”王师傅大概是知道内情，看了我一眼，似乎不便多说，忙出言安慰道。 “嗯！”余姐点了点头，看我坐着不动，又劝道：“小李，你吃菜啊，别光坐着！” “好的，余姐，我一直在吃呢！”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随意夹了些青菜吃。该说不说，余姐炒菜的味道真没得说，丝毫不比酒店差。 “小李，你是大学生，今天姐斗胆叫你来，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余姐这时才 一脸严肃地跟我说道。 “姐，您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虽没有什么本事，但能帮的一定帮！”我也不知道她会让我做什么，但想到吃人嘴短，只能硬撑着头皮道。 “我有个儿子，明年要中考，家里呢比较穷，他现在犹豫是上中专还是高中？你看姐大字不识几个，也给孩子出不了主意。你是大学生，见多识广，能不能给姐拿个主意？” 余姐似乎怕我应，连忙夹了块排骨放在我面前的碗里，一脸期待地望着我。 我不由暗自为自己这个徒有虚名的大学身份感到自愧不如，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但见她一脸期待，只好尽我所知，给她分析了一下高中和中专的区别，以及未来工作的优势，最后建议她一定要选择高中，将来能有机会考大学，选择机会也更多。 “嗯，我觉得小李说得很有道理，你看我就说吧，你找他准没错，果然分析得头头是道。” 王师傅刚才见我分析时，也一直都在侧耳细听，忍不住竖起大拇指朝我赞道：“还是大学生见识多广，看得深远，不像我们眼浅啊！” “王师傅太高看我了，这也是我的一些浅见，不一定正确，仅供余姐参考！”我连忙拿起杯敬了个酒。又见余姐面有难色，知她心中有所顾虑，便接着劝道：“姐，您其实不用太担心，高中费用不多，您目前的收入完全可以应付；等上了大学，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且没有利息，孩子毕业参加工作后，再慢慢还不迟！” “贷款不要利息 ？”余姐一脸的疑问。 我见她似乎不信，又郑重道：“在助学贷款这一块，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上学期间所有利息均有财政部门承担，毕业后的利息另有规定！” “哦，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划算的啊！”余姐见我再次肯定，紧皱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 “嗯，所以您也不必担心压力过大，只要孩子愿意学，肯吃苦，最多就是生活差点，等毕业之后，差不多一两年光景就能还清，但前程要远比上中专好一些，还是值得的！”我再次给她打气。 “好！你这样说，我就有数了，只要孩子愿意学，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他供出来！” 余姐在我劝说下，似乎对未来也有了很大信心，再次举起杯致谢：“小李，来，姐敬你一们，你可帮了姐的大忙了！” “姐，您这就见外了，这也算不得帮忙！”我见她这么热情，赶紧示意王师傅一起举杯。 那天，我们三人喝了两斤白酒，聊了很多很多。余姐似乎喝多了，一度情不自已，嚎啕大哭，似乎心中有着说不尽的委屈。 我也因此受到感染，讲述了毕业后的失意与彷徨；王师傅虽没有多说，却一个劲地在给我们打气，神情也很凝重。 我醉眼朦胧地看着王师傅，感觉他内心似乎也不平静，却又不好细问。 一场酒，三个失意的人，往年之交，喝到很晚才散场。窗外的小雨一直在淅淅沥沥的下着，似乎也在侧耳细听我们这些苦难人的倾诉，空气显得越发阴暗和凄清。 后来，在回家路上，一阵泠风吹过，酒意渐消，王师傅才跟我讲起余姐的事。原本余姐是一个命苦之人，年轻时因为爱情，远嫁贵州，为了结婚，不惜和父母闹僵。然而，真情并未换来好的婚姻，丈夫不成气，整日喝酒、聚众赌博，醉了或者输了就拿她和儿子出气。最后，她被打得遍体鳞伤，无奈之下报了警，才离了婚，带着孩子净身出户。百般央求下，得到父母的谅解后，又将把孩子留在老家，自己一个人出来干苦力活挣钱。 之前的工头看她可怜，便处处照顾，每个月还有一两千块收入，够一家人开销。自从换了工头后，为了占她便宜，便处处刁难。也就是上个月，那个工头半夜跑到她的出租屋，想要非礼，最后在邻居报了警，才幸免出事。 第二天，天下着大雨，余姐便求王师傅帮忙，把家给搬到了这个地方，除了我俩，谁也不知。 我听完后，内心再生怜悯，方才知道她为什么会如此失态，为之前的轻视，不由深深自责；同时，更对工头乘人之危的不耻行为感到愤怒，却又无计可施。 好在没过多久，听说工头因为聚众赌博被抓，遭到厂里开除，让原本打算辞工的余姐，又可以继续留下与一帮大老爷们争活。 至于王师傅，余姐也曾和我说过，他的苦是我们无法化解的，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成了铁三角，尽干一些脏活和累活，收入倒也渐渐增加。 第二年开春，我便离开船厂，去了大学城教计算机。再后来，就没了余姐和王师傅的消息，想必她的儿子已经考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吧；王师傅内心的伤痛是否消化，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我从小到大，所干过的最脏最累的活，也是一段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在以后的日子，每每拿起《平凡的世界》，看到少平在大牙湾煤矿内心平静的挖煤，我总觉得是那样真实，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往，忍不住潸然泪下。 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藏着多少苦和累，又有着多少希望与期待。他们都是天底下最纯真，最善良的人，只是因为环境所迫，才不得不吞云吐雾，满口黄腔，刻意隐藏心中之苦闷。 可是，说到底，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走近他们的内心？似乎除了那劣质的散装酒才能成为打开彼此心门的钥匙，但终究又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呢？ 也许，这就是人生，最为真实的人生吧！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现在为生存而努力挣扎在底层的人们，愿我们今后的人生，能够早日迎来雨后彩虹的一天，化解所有的苦与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