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踏足贵州遵义，名下却有一家开业的口腔诊所，还因此被罚36万元。这是陕西西安退休医生钱先生近三年的遭遇。为从源头推翻处罚，他将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健康单位告上法庭。案件将于2025年12月9日开庭，但那个能说清“委托”真相的关键人物，法院也联系不上了。

（钱先生提供）

一、事件起因：一场“缺席”的诊所申办

根据案件材料，2021年5月，有人以钱先生的名义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申请设立“钱某口腔诊所”。经过长达10个月的审批流程，该诊所于2022年2月17日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于3月1日正式开业。

令人费解的是，在诊所的整个申请过程中，作为法定负责人的执业医师钱先生本人因疫情从未到场。据钱先生称，他对此事完全不知情，更未签署过任何授权委托文件。

诊所开业仅一个多月后，遵义市卫健部门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该诊所“无执业医师坐诊”，于2022年4月19日责令其停业整顿。随后的调查中，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单位认定钱先生存在“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于2022年5月对其作出36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行政争议的核心：一份“授权委托书”的真伪与审查程序

为从根本上质疑罚款的合法性基础，钱先生转换诉讼策略，于2025年9月，以“行政许可程序违法”为由，将最初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遵义市红花岗区卫生健康单位诉至遵义市播州区审判单位，案件定于2025年12月9日开庭。

（1）行政单位立场：程序合法，授权有效

被告红花岗区卫生健康单位在答辩中称，其作出行政许可的依据是一份落款为钱先生的《授权委托书》。该文件显示，钱先生于2021年11月22日委托吴某新全权代理其办理诊所注册登记手续。该单位认为，其依据申请人合法有效的委托及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批，程序符合《行政许可法》。同时，该单位援引其他已生效法律文书，指出相关证据能相互印证钱先生对委托办照事宜知情。

（2）行政相对人主张：授权不实，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钱先生及其代理律师坚决否认曾出具过该《授权委托书》，并认为审批程序存在根本缺陷。其核心观点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是涉及公共健康安全的严肃许可事项，法定负责人（执业医师）在长达十个月的审批期内从未到场核实，而行政单位仅凭非专业人员提交的一份真实性存疑的“授权委托书”便核发专业许可，未尽到审慎审查的法定义务，涉嫌程序违法。

三、突发状况：关键第三人“失联”，法庭查明事实遇阻

就在案件开庭前夕，出现意外波折。据原告方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案件承办法官告知，因无法联系到被依法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的吴某新，案件审理可能受到影响。

吴某新是整个事件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他既是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中的“受托人”，也是整个诊所申办、运营过程的实际经手人。他的证言对于查明“授权委托”是否真实、申请材料如何提交、审批单位如何审查等关键事实至关重要。他的缺席，无疑给法庭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带来了现实困难。

（钱先生提供）

四、案件引发的深层思考：便民服务与审慎审查的边界

据悉，围绕36万元行政处罚，钱先生已历经行政复议、多次行政诉讼直至再审申请，均未获支持。其提供的申诉材料显示，他已通过信件等方式向相关单位等部门反映情况。此次起诉红花岗区卫健单位，是其从行政许可源头寻求法律救济、试图推翻后续处罚基础的新尝试。

此案看似个案，实则触及了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在推行“让群众少跑腿”的便民服务背景下，对于医疗机构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专业资质的行政许可，行政单位的审查责任边界应如何界定？

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平衡点在哪里？当申请人本人未到场，行政单位对委托文件的真实性、申请材料的实质性内容，应尽到何种程度的核实义务？尤其是在后续监管中，若发现许可事项与实际状况存在明显矛盾，是否应追溯审查审批环节是否存在瑕疵？

五、即将开庭：第三人缺席风险下的正义追问

根据法院通知，本案将由韦某担任审判长组成合议庭审理。开庭在即，关键第三人吴某新能否到庭，成为影响案件事实查明和庭审走向的最大不确定因素。钱先生一方担忧，若吴某新缺席，将严重影响其关于“授权委托系虚假”的核心主张的证明力。

本案的审理，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权益，也触及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计算、行政单位在特殊行业许可中的审查责任边界、法律文书已决事实在新诉讼中的效力，以及庭审中关键证人缺失对举证责任的影响等深层次法律问题。12月9日的庭审，将如何应对第三人可能缺席的挑战，并最终厘清这起持续三年多的纠纷，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