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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半壁江山到9台,尼康与ASML的生死20年

9台对160台:百年尼康的挽歌,与那扇未曾打开的门2026年的春天,日本产业界没有樱花飞舞的浪漫,只有一纸财报带来的刺



9台对160台:百年尼康的挽歌,与那扇未曾打开的门

2026年的春天,日本产业界没有樱花飞舞的浪漫,只有一纸财报带来的刺骨寒意。

百年光学巨头尼康,预告全年巨亏850亿日元。这不是普通的亏损,是公司创立以来最深的一道伤口。官方将原因归咎于3D打印机业务的拖累,但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住了另一个数字:过去半年,尼康光刻机,仅卖出9台。

9台。

地球的另一端,荷兰维尔德霍芬,ASML的半年成绩单同步出炉。仅最顶尖的EUV光刻机就出货超过20台,各类光刻系统总出货量高达160台。

9对160。

冰冷的数字不会咆哮,却比任何丧钟都更令人窒息。在东京尼康总部的会议室里,空气凝固。时任会长马立稔和沉默着。这位公司内部最懂光刻机技术的统帅,曾亲手触摸过尼康的巅峰,如今,却要亲手为它的黄昏验明正身。

一、富士山顶的缝衣针:一个帝国的黄金时代

时间倒流四十年。

1980年代,尼康的名字,就是精密制造的代名词。它的专业相机捕捉世界,它的光刻机,则在塑造世界的“大脑”——半导体芯片。

那时,尼康光刻机的精度被媒体神话:好比站在富士山顶,精准命中东京街头的一枚缝衣针。业界甚至流传一句话:没有尼康,就没有现代半导体工业。

那是属于日本的沸腾年代。在美国光刻机鼻祖GCA节节败退、荷兰ASML还在飞利浦屋檐下的简易房里为生存挣扎时,尼康已经垄断了全球光刻机市场的半壁江山。英特尔、IBM、德州仪器……全球芯片巨头为了求得一台尼康设备,不惜在尼康硅谷分部常驻团队,只为争夺优先供货权。

有传闻,某位半导体公司老板曾带着全额预付款,亲赴尼康工厂蹲点,只为求得一个设备调试的排队名额。

年轻的工程师马立稔和,就身处在这片鼎盛之中。他所在的,是一个用精密光学征服了世界的帝国。他应该不会想到,帝国崩塌的伏笔,早已埋下。

二、被拒之门外的“一瓢水”:命运的分岔路

转折点在2002年,以一种看似不起眼的方式到来。

台积电的资深技术专家林本坚,带着一个“疯狂”的想法,敲开了尼康的大门。当时,全球光刻技术卡在193nm波长的瓶颈,通往下一代157nm的道路布满荆棘,耗资巨大且前景不明。

林本坚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放弃在干燥空气中苦苦挣扎,转而向最普通的水寻求帮助。在透镜和硅片之间注入一层水,利用水的高折射率特性,直接将193nm激光的等效波长缩短至132nm。这就是后来改变半导体历史的“浸没式光刻”技术。

成本更低,路径更短,效果可能更好。

然而,在尼康高层看来,这无异于对精密光学的亵渎。把价值连城、全球顶尖的尼康透镜泡在水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会议上,尼康的技术负责人(据信即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马立稔和)当场质问:“水污染了镜头谁负责?水中气泡导致整批晶圆报废,台积电赔得起吗?”

更深层的原因是,尼康已经在传统的157nm干式光刻技术路线上,投入了超过7亿美元的研发巨资。转向浸没式,意味着前期所有投入瞬间化为沉没成本。这是管理层无法接受的现实。

于是,尼康不仅拒绝了林本坚,甚至试图动用其行业影响力封杀这个想法。有回忆称,尼康高层曾致电台积电,要求“管好你们的林本坚”,不要再推销这种“扰乱行业共识”的方案。

傲慢,源于对自身技术路径的过度自信,也源于对既有沉没成本的不舍。尼康选择关上了门。

林本坚转身飞往荷兰,找到了当时还在夹缝中求生的ASML。ASML的技术灵魂人物马丁·范登布林克,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拥抱了这个“疯狂”的想法。对于没有历史包袱、渴望一次颠覆性机会的ASML来说,这瓢水,可能是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ASML倾尽全力,与台积电紧密合作。仅仅一年,第一台浸没式光刻样机问世。2004年,ASML浸没式光刻机横扫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度,将芯片制造推向新节点。

尼康那座用精密光学堆砌的城墙,被一瓢水冲开了缺口。其高端光刻机市场的份额,随之崩塌。

三、封闭的“国运之战”:EUV豪赌与孤岛绝境

浸没式一役的惨败,并未让尼康清醒。或者说,它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也更为封闭的救赎之路:押注下一代终极技术——极紫外光刻(EUV)。

EUV波长极短,能在芯片上雕刻出更微小的电路,是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此时已升任技术负责人的马立稔和,决心打一场翻身仗。他的雄心是:全自研,全日本产。

这不再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项目,更被日本政府视为挽回半导体产业尊严的“国运之战”。在经济产业省主导下,一个庞大的“产官学”联合体被组建起来。数百亿日元资金注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学府的专家,尼康、佳能、东京电子、信越化学等产业链巨头,被集结在同一面旗帜下。

一场典型的、资源高度集中的“日本式冲锋”。

2012年,马立稔和升任常务执行董事,全面执掌EUV项目。他手握重兵,信心满满,试图用日本的精密制造底蕴和举国意志,砸开EUV的大门。

但他没有看到,世界的光刻游戏规则早已改变。

就在同一年,ASML启动了一项名为“客户联合投资计划”的战略。英特尔、三星、台积电三大客户纷纷巨额注资,成为ASML的股东。这不仅仅是融资,更是构建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利益同盟:客户保证优先获得最先进的设备,ASML则获得稳定的研发资金和市场需求反馈。

ASML的EUV,从一开始就是一张全球协作的大网。光源来自美国收购的Cymer,镜头依赖德国蔡司的极致工艺,整合着来自全球的顶尖子系统。更重要的是,曾在上世纪80年代芯片战争中败给日本的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尼康、佳能等日系厂商彻底排除在由美国能源部牵头成立的EUV技术联盟(EUV LLC)之外。

马立稔和“全日本产”的雄心,在现实地缘政治与技术壁垒前,变成了一座技术孤岛。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至2018年,尼康在EUV项目上累计投入据估算已超千亿日元,换来一台始终无法走出实验室、实现商业化的原型机。而彼时,ASML的EUV光刻机早已在台积电、三星的产线上高速运转,开始制造7nm、5nm的顶级芯片。

最终,马立稔和不得不面对现实,宣布终止EUV光刻机的商业化开发。

一场倾尽国力的豪赌,血本无归。

四、资产负债表上的锈迹:帝国崩塌的深层密码

技术路线的误判,是尼康败退的直接刀刃。但刀刃之下,是日本产业肌体自1990年代起悄然滋生的系统性锈蚀。

这一切,始于那场破灭的房地产泡沫。随着资产价格暴跌,无数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出现巨大窟窿,从技术上的净领先者,沦为财务上的“净负债者”。整个日本陷入了经济学家辜朝明所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企业最紧迫的任务,从“开拓未来”变为“修复过去”。赚来的利润,第一用途不是投入研发与市场,而是拼命偿还泡沫时期的债务。这种持续二十年的“偿债逻辑”,对企业的科研投入、市场开拓乃至产品质量控制,形成了严重的长期挤出效应。

尼康并非例外。当它需要为157nm旧路线投入巨资时,它无法轻装转向浸没式新赛道。当它决心豪赌EUV时,其背后是整个日本产业界急于用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技术力犹存”的焦虑,这种焦虑催生了封闭的“加拉帕戈斯化”模式——在孤岛上进化得再完美,也无力应对全球海洋的竞争。

这种衰退是静默而全面的。在光刻机领域跌落王座的同时,尼康的核心相机业务也危机四伏。其单反相机市场被佳能压制,新兴的微单市场则被索尼超越。更致命的是,为控制成本,其消费级相机工厂外迁后,品控问题频发,“进灰门”、“快门门”事件严重透支了百年品牌信誉。

研发的保守、市场的傲慢、质量的滑坡,这些现象在光刻机和消费电子业务上同步显现。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时代病征在同一个巨人身上的不同伤口。

五、尾声:那扇未曾打开的门

2025年9月,尼康关闭了运营58年的横滨工厂。光刻机业务的收缩,从财报上的数字,变成了工厂大门的永久沉寂。

同年,年逾七旬的马立稔和卸任。从见证辉煌的工程师,到力挽狂澜的统帅,他个人的职业生涯,几乎与日本光刻机产业的兴衰曲线完全重叠。他试图用旧帝国的法则,打赢一场新时代的战争,最终发现,手中的地图早已过期。

9台对160台。

这组数字,是墓碑上的铭文。它纪念的不是一家公司的失败,而是一个曾经依靠垂直整合、精密制造、举国体制就能征服世界的产业哲学的终结。

当年,林本坚带来的那“一瓢水”,不仅是一项技术方案,更是一扇通向开放协作、客户驱动、快速迭代的新世界之门。尼康,因为傲慢,因为恐惧,因为背负着过于沉重的过去,亲手将它关上了。

而ASML,那个曾经在垃圾堆旁简易房里办公的47人团队,则用“倾听客户”、“捆绑盟友”、“全球集成”的钥匙,打开了那扇门,并最终站在了门后的巅峰之上。

马立稔和办公室的窗玻璃,或许仍能映出东京的街景。不知他是否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想起那位被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历史没有如果,但教训冰冷如铁:在科技奔腾的洪流中,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技术暂时落后,而是思维封闭,是拒绝看见门外的世界,最终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岛。

尼康的挽歌,早已谱就。每一个音符,都在叩问着所有仰望巅峰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