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刚满月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蒋文增和三名同事打开了一个尘封的档案袋。里面只有两张纸，寥寥数语记录着十八年前一桩悬案：“1931年，120两黄金，运往上海途中失踪”。
面对这薄如蝉翼的卷宗，所有人都明白，这背后是无数同志的生命和沉甸甸的期望。他们必须从这几乎为零的线索开始，解开一个埋藏了十八年的谜团。
当时的毛泽东特意找来罗瑞卿，嘱咐一定要将1931年那120两黄金失踪案查个水落石出，解开困扰自己十八年的心结。
1931年的上海，对于地下党组织而言，是“至暗时刻”。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遭受重创，联络网几乎瘫痪。更致命的是，经费枯竭。
组织需要营救被捕同志、安排伤员治疗、支付房租维持联络点，每一笔都是救命钱。当时的上海党组织，穷得连最后的经费都垫了出去，有些同志甚至因交不起房租，只能在街头流浪。
一封接一封的求援电报发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苏区日子同样艰难，但得知上海的困境后，林伯渠眼眶红了。他知道，上海要的不是钱，是命。
苏区政府当即行动，将打土豪没收来的金银首饰，甚至连妇女同志们捐出的嫁妆，全部凑在一起。老金匠们在瑞金的山沟里架起炉子，将这些带着体温的首饰融化，铸成了12根金条，每根10两，整整120两。
在当时，这是一笔能救活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救命血”。筹措不易，如何将这巨额财富，从被重重封锁的瑞金安全送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成了更为棘手的难题。
林伯渠深知此事风险巨大，绝不能硬闯，只能智取。他设计了一套近乎完美的“接力赛”方案，其周密程度，在后来看来都令人惊叹。
首先，金条被装入一个特制的白铜盒，盒盖用锡焊死，从外观看只是一块普通铜砖，极难被识破。真正的核心是一套复杂的身份验证与交接系统。
林伯渠亲手写下一个“快”字，请雕刻店老板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象棋大小的印章。然后，他将这枚印章按笔画拆解成七块，每块都独一无二。
这七块“笔画”，连同七把特制的锁和钥匙，将分别交给沿途的七位交通员。这七位同志是“接力赛”的七位选手，但彼此互不相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上下线是谁，只负责自己那一段路程。
交接流程极其严格：两人先用暗语确认身份，然后下一位交通员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上一位交通员携带的箱子上的锁，验明物品无误后，再换上自己的新锁。与此同时，上一位交通员将手中的那块“快”字笔画交给对方，作为自己完成任务的凭证。
当最后一块“快”字笔画被送回瑞金，就证明这笔巨款已安全送达上海。1931年11月6日，第一位交通员带着沉重的使命，从瑞金出发，踏上了这条精心规划的路线：经福建南平、福州，浙江温州、金华、杭州，江苏松江，最后抵达上海。
按计划，全程只需一个月。瑞金那边，林伯渠和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开始焦急地等待那一块块“快”字笔画被送回来。
起初，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快”字在邓发手中慢慢拼凑起来，林伯渠紧锁的眉头也渐渐舒展。
交通员们各显神通，有的扮作小商贩挑担走山路，有的混在难民中过关卡，在刀尖上跳舞，将铜盒一站站传递下去。1931年12月初，这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箱子，交到了第六位交通员刘志纯手中。
他抵达了江南湿冷的松江，住进了约定的汉源栈房，等待与最后一位同志接头。
第二天，一个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帽的男子出现了。两人对上暗号，黑衣男子用钥匙打开刘志纯皮箱上的锁，并交给他一块“快”字的笔画。刘志纯则把装着金条的皮箱交给了对方。
交接过程干脆利落，不过几分钟。黑衣男子提起箱子，冲刘志纯点点头，便一言不发地转身，消失在松江冬日的晨雾里。刘志纯长舒一口气，他的任务完成了。他望着那个背影，心里默默祝愿：最后一程了，千万别出岔子。
然而，岔子恰恰就出在这“最后一程”。一天，两天，三天……上海方面望眼欲穿，却始终没有等来那箱救命的黄金。从松江到上海不过几十公里，即便步行也早该到了。可那位第七号交通员，连同120两黄金，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彻底没了踪影。
瑞金这边，邓发收到了第六块“快”字笔画，独缺最后那一“捺”。拼好的“快”字残缺不全，显得格外刺眼。上海发来急电：黄金未到！两边都炸了锅。
组织上当即试图调查，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棘手的是，为了绝对保密，七个交通员全是单线联系，除了总负责人，没人知道他们的全部信息。
唯一能提供线索的刘志纯，也只记得对方是个穿黑衣的男子，其他特征一概不知。调查很快陷入僵局，加之随后长征开始、抗日战争爆发，这桩悬案便被历史的尘埃层层掩埋。
但遗忘，不等于不存在。这笔黄金的失踪，造成了直接的、惨痛的后果。上海的好几个联络点因交不起租金被迫撤离，好几位受伤的同志因无钱买药而牺牲，有的烈士遗孤因断了抚恤金而流落街头。
这不仅仅是一笔钱的丢失，更是一笔血债，深深扎在了知情者的心里，一扎就是十八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特意批示，要对历史上那些未查清的悬案成立专案组，一查到底。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悬案侦察办公室”，蒋文增领导的第三侦察组，领受了这桩“黄金大劫案”的任务。
面对那仅有两页纸的卷宗，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们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决定，唯一的突破口，是找到当年的总策划人——林伯渠。
此时，林伯渠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听闻专案组来访，他立刻安排接见，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他提供了关键线索：当年从瑞金出发的第一位交通员姓秦，曾在高自立手下当过警卫员。
专案组马不停蹄，找到了在东北任职的高自立。高自立虽已病重，但仍清晰回忆起那名警卫员叫“秦朴”，并告知他现在广西南宁的十三兵团担任副师长。
秦朴面对询问，证实了自己当年的任务。但他严格遵守纪律，除了在福建南平与一位“庙祝”接头并交接外，对箱中之物、最终目的地一概不知。
线索似乎又要断了。就在此时，转机出现。或许是高层亲自过问，北京方面找到了当年调查留下的绝密档案，并寄到了上海。档案显示，前六名交通员的资料都已找到并核实，唯独缺少最后一名交通员的信息。
问题，明确指向了松江到上海那一站。专案组火速南下杭州，找到了第六位交通员刘志纯。时隔十八年，刘志纯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并提供了一个此前未被注意的细节：交接时，他瞥见黑衣男子手中，除钥匙外，还有一张松江当地的住宿押金票。
这张小小的票据，成了破案的关键。专案组在松江全城旅馆进行拉网式排查，最终，在一家名为“富春楼”的旅社旧账本上，找到了一个名字：梁壁纯。
经查，梁壁纯，江苏江阴人，时年约35岁，曾是我党一名地下交通员。1931年12月，他确实入住富春楼，时间与刘志纯的描述完全吻合。但蹊跷的是，他在黄金失踪后，就彻底人间蒸发了，既未归队，也再未回过老家。
专案组顺藤摸瓜，发现他的妻子在丈夫失踪后吃了很多苦，但后来却离开江阴老家去了上海。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最终，在上海，他们找到了隐姓埋名多年的梁壁纯。
被捕后，梁壁纯对罪行供认不讳。他交代，那天从刘志纯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皮箱后，他按照计划前往上海。然而，途中他鬼使神差地，找了一家银楼，撬开了那个被焊死的铜盒。
当12根黄澄澄的金条呈现在眼前时，巨大的诱惑瞬间击垮了他。他知道这是组织的救命钱，但一想到拥有这笔巨款后可能拥有的生活，所有的纪律和信仰都在刹那间崩塌了。
他做出了选择：带着黄金，彻底消失。他用这笔钱在上海安家，做起了小生意，试图开始“新生活”。
然而，这十八年里，他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安宁。巨大的负罪感日夜折磨着他，他不敢与过去的任何熟人联系，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听到警笛声就心惊肉跳。那120两黄金，没有带来富贵，反而成了囚禁他灵魂的枷锁。
案件终于告破，真相令人唏嘘。梁壁纯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但此案留给历史的，远不止一个贪念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