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笔记小说到唐传奇，再到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涌现出了不少堪称文学经典的传世佳作，它们或描绘了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或揭示了神话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既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冲突，具有厚重且永恒的价值。经典作品从来不乏精彩的解读，角度新颖、观点深刻的解读能够赋予这些作品更蓬勃的生命力。
《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苗怀明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目前学界对诸多古典小说已经有了比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不可胜数的研究成果，似乎已经很难挖掘出新意。苗怀明主编的《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以“小说与社会”这一主题为统摄，为读者理解古典小说、品味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分上下两册，共11个专题，每一专题聚焦一部或一类古典小说，涵盖了古典小说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作品：萌芽时期的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的唐传奇，在历史、神魔、世情、讽刺、侠义等题材领域成就斐然的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每一类作品都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生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书汇集了11位中青年学者的专题解读，每位学者选取两个关键词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尽管这些作品在语体、篇幅、题材、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它们在“小说与社会”这一核心主题的呈现上都是鲜明的。
总之，该书的出版不仅为古典小说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和深入品鉴中国古典小说的机会，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新尝试。本文拟从该书各专题研究与解读古典小说的切入点、话题选择呈现出的共通形态以及对古典小说与古代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认识等方面进行探讨，力图对该书作客观的评述。
一、辨明虚实：从历史与虚构谈小说的成书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不仅是古典小说研究中一个恒久的探讨话题，也是区分小说与史传的重要标准。
《中国小说史略》
史传真实客观反映历史，小说则通过一定程度的虚构来设置情节与塑造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和历史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背离，很多古典小说都是依据某一历史本事生发形成的，其人物、情节都有历史原型，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历史和虚构对小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在研究与解读这些古典小说时，众多学者都选择将历史与虚构及二者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或考察小说历史本事的来源，阐明其与真实历史或史传文学的联系；或分析小说中虚构艺术的运用，探讨小说如何实现历史与虚构的结合。
本书的第一个专题是《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六朝志人笔记体小说，它更多地表现出早期古典小说的特点，与历史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刘强在解读时，首先阐明的是《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魏晋风度肇端于距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的魏晋之际，指的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
《世说新语通识》
《世说新语》乃“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而成，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其中记载的人与事大多属实，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现实和社会文化的具体反映。因此程章灿（1998）在论及该书所体现的魏晋美学新风时指出，它真实地沐浴过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界的风雨，才得以成为记述汉末魏晋知识分子心灵活动的一座里程碑。
因为《世说新语》对人物和事件的辑录多为片段式，编撰者在创作过程中进行的剪辑和加工使其文风和趣味都对正统的史传文学有所偏离，所以并不能将其简单当作“史料”看待。由此可知，刘强称其“看似史而超越史”精准地概括了《世说》一书和真实历史的关系，理清二者关系之后，方能从清谈和隐逸这两个主题更加深入地解读这部作品。
“虚”与“实”的问题同样是《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演义小说最突出的艺术问题，清代学者章学诚曾对此书的虚实问题下过著名的论断，称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郑铁生（2009）也主张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视为衡量一部历史小说优劣成败的准绳。因此鲁小俊在解读《三国演义》时对这一方面多有关注，他在引言部分先对其成书方式作了介绍，明确《三国演义》是“滚雪球”而来，经由历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多方参与才得以形成，其本事既来源于史书记载，又有民间流传的故事。继而再谈小说的虚构艺术，通过举“诸葛亮智激周瑜”一例说明小说中“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等虚构手法的运用，肯定了虚构的价值，认为虚构能够体现出小说家的匠心，较之忠实客观的史书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三国论稿》，郑铁生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版。
此外，他还强调虚构必须讲究细节的真实。从他对《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和虚构手法应用的解读中，读者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部经典作品所体现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高度融合的创作特征。
邵颖涛从作品纷繁、内容多样的唐传奇中提炼出爱情和侠义两个重要的叙事主题，前者涌现于中唐，后者盛行于晚唐，这两个主题既是唐代历史时期的分界线，亦是文化传承与社会观念变迁的风向标。
从唐传奇对都城繁华和百姓习俗的细腻描绘中，读者可以品味唐人社会百态。由此可见，唐传奇即便“作意好奇”，有意虚构人物和情节，在大体背景和具体细节上也脱离不了历史因素和时代特征的深刻影响，甚至其素材也多源于真实历史。
刘彦彦在解读同样存在历史原型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时，更是直接将历史与虚构作为关键词，以历史上的武王伐纣作为出发点，回到千年前的历史现场，借助历史文本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在解读小说中的姜子牙形象时，同样将历史中的姜子牙作为参照。
《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
在鲜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从讲史到神魔，从历史真实到艺术虚构，不管是事件还是人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冯媛媛在解读侠义小说这一类经典作品时，先是追溯侠的起源，继而关注来自历史深处的“游侠”如何转向文学世界中的侠客这一根本问题，将侠文学的诞生导源于这种由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的转化。她指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本质的论说成为后世侠之书写的根本遵循。这亦从侧面印证了历史和史传对小说的成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苗怀明（2021）认为《红楼梦》亦真亦假、虚实相生的奇妙艺术魅力对读者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也启发读者思考其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原型。因此，他解读《红楼梦》一书时选择从作者的家世入手，考察曹雪芹家世的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家族情结对其创作这部传世名著的重要影响。
历史与虚构是学者们在解读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古典小说时首要关注的内容，二者对于小说成书而言至关重要，历史真实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艺术虚构则赋予了故事无限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唯有正确认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在小说成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明确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典小说这种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二、雅俗共赏：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话题选择
古往今来，学术界对各种古典小说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一些经典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问，如“红学”“金学”等。深入的学术研究对推动古典小说的经典化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对学术性的追求未必能实现文学作品的普及与传播。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观世相》则对这一方面有所注意，学者们在对古典小说进行专题解读时，不仅能够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既往的研究提出新见解，还能兼顾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将一些学术性较强的内容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内容。该书的作者们在话题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共通形态，性别、权力、伦理、宗教等都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些在古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也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现代人普遍存在困惑的领域。下文以性别和伦理话题为例作简要探讨。
多位学者在解读小说时都重点关注到其中的性别因素，他们的探讨主要涉及古典小说中呈现出的男女两性关系及女性的社会地位。
邵颖涛在分析唐传奇中的爱情主题作品时，最先关注的是其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继而以《莺莺传》《李娃传》《柳氏传》《长恨歌传》等几部典型作品为例，探讨现实礼教、门第观念、战乱对男女主人公爱情婚姻的影响，揭露出爱情悲剧的产生根源。
《唐代叙事文学与冥界书写研究》
李远达在解读《水浒传》时深入探讨了小说对待女性的态度问题，尽管他不认为该书存在“厌女”倾向，相关内容仅能体现出小说作者对女性刻画的简单化、片面化和模式化，但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却面目不清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出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
张岩冰（1998，p.57）指出，男性创作者在进行文本创作时往往会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的确，从性别视角来看，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典型的男性文本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的陪衬出现的，故而很少有对女性形象的精细化塑造。
性别问题在《金瓶梅》中体现得最为深刻，刘晓蕾认为这是一部对女性极有耐心的作品，读者从潘金莲这个渴望爱与婚姻的真实女人身上完全可以体察到那个时代女性的欲望和命运，个性的刚强阻止不了她沦为欲望的奴隶，也改变不了她被当作“行货”卖来卖去的命运。
冯媛媛在解读侠义小说时注意到女人成为侠客这一特殊现象，从唐传奇中的女侠、到《水浒传》中的“女汉子”、再到晚明以后兼具佳人和侠女二重属性的女性角色，这一发展明确地体现出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是对之前女性卑下地位和恶劣境遇的一种反拨。
性别话题在当今社会也经常被人们提起，古典小说中对于两性关系、女性地位的表现及其变化仍旧能够赋予现代人启示与思考，因此存在深入解读的必要。
伦理也是解读者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伦理是人类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创造的社会规范，古代社会的伦理观念一般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将忠孝节义作为道德的准绳，因此伦理叙事也能体现出小说的道德倾向。
《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
刘彦彦对《封神演义》中的两类人物形象——高德者和叛逆者进行解读时，从伦理角度分析了小说中塑造的周文王、周武王形象较之真实历史人物的不同，小说中二人身上突出体现的“愚忠愚孝”即封建社会推崇的伦理道德观念。
鲁小俊在解读《三国演义》时，指出“桃园结义”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是蜀汉事业兴亡的关键，其中渗透的“义”对后世影响甚大。樊浩（1992）在探讨中国伦理精神的内涵时指出，政治和伦理是中国文化的两条主线，二者互相交织或者整合为一。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而历史小说经常会反映出强烈的政治伦理观念。
《三国演义》中刘备三番五次推托登上帝位，解读者调侃他是历史舞台上的“影帝”，实际上这一举动正体现出刘备对忠义伦理的坚守。
《破顽空：西游知识学》，赵毓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版。
赵毓龙则探讨了《西游记》具有的独特伦理意义，它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范畴，体现为对规则和秩序的挑战，无论是孙悟空的大闹天宫还是妖魔们对神的规则的挑战，都在这些热闹好看的情节背后无形地将读者导向对集体性规约的理解与接受。
孙大海在解读《聊斋志异》中的伦理叙事时，关注的是子嗣这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他指出，小说中出现了诸多与子嗣相关的叙事模式，一方面具有寄托功名的补恨意味，一方面涉及存嗣争产问题，对后世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总体来看，古典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富有多样性，解读者关注伦理问题体现出他们对古典小说思想价值和教化作用的思考，有些伦理观念甚至至今都尚未过时，赋予现代人启迪。
无论是性别文化、伦理观念，还是宗教信仰、权力意识，都是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关注的话题，从学者们对这些话题的理性分析和深入探讨中，读者得以窥见古代社会文化对古典小说的层层渗透，从而理解古典小说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这些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话题选择，使得《观世相》一书呈现出鲜明的雅俗共赏的特色，无论是专业领域的学者还是非专业领域的大众，在阅读之后都能获得相应的启发。
三、绮文绘世：以古典小说烛照古代社会文化
古典小说是反映古代社会文化的一面明镜，它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古代社会的世态人情，勾勒出古代社会的真实画卷。而在古典小说成书之后，它又能够对古代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股重要力量。
《观世相》一书最鲜明的特色就在于对古典小说中纷繁世情的体察以及对古典小说与古代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认识。
《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著，刘绍铭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或许是因为受限于篇幅，11位学者在解读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时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以自己最有心得的几个问题来加以阐释：或从具体情节着手，阐释小说中体现出的世情风貌；或从人物塑造出发，分析人物身上体现出的社会性；或从思想观念深入，发掘隐藏在这些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
情节是由小说的创作者结合具体社会现实并发挥一定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无论其真实还是虚构，都可从中窥见时代风貌与社会百态。
刘强结合《世说新语》中“文学”这一门的记载解读了魏晋时期几场著名的清谈盛宴，由于《世说新语》是小说尚未完全成熟时期的作品，其内容接近实录，因此从“正始之音”到“中朝谈戏”再到“江左风流”，都可以视作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如实再现。
邵颖涛以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几部作品为例，分析小说情节中某些细节的社会认识价值，如《李娃传》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社会活动展示出都城的富庶生活、里坊结构、宵禁制度等社会世态，《南柯太守传》《莺莺传》《柳毅传》等作品中通过对唐人婚姻仪式的片段性描写展示出百姓婚俗风情。
《作为欲望号的金瓶梅》
刘晓蕾在解读《金瓶梅》时指出，作者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临清这一商业发达的城市能够有力地证明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是在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说，小说通过丰富的情节描绘出的喧闹商业空间、繁华城市生活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下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因为古典小说中的具体情节多取材于社会现实，所以可以映照出真实的世俗风情与社会百态。
人物是考察古典小说社会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古典小说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他们都存在于社会这一大背景之中，从他们的行为活动、人生遭际可以透视整个社会的面貌。
作为篇幅巨大的历史演义，《三国演义》以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为主要内容，鲁小俊在解读时不仅关注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还关注到了那些乱世小民，他们不幸的人生遭遇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悲惨状况，更能触及历史的残酷本质。
孙大海在分析《聊斋志异》中的精怪描写时，以具体的篇目为例充分论证了小说中塑造的精怪形象所具备的社会性，同时他又指出人类社会的人伦关系对精怪生活也有所渗透。因此，小说中对精怪社会属性的描写实际上还是对人类社会普遍问题的反映。
在解读《儒林外史》这部揭露科举制度罪恶的讽刺小说时，叶楚炎以童生、秀才、贡生与监生、举人、进士与翰林这一条从低阶到高阶的仕进之路为主线，依次选取科举社会中不同品级的士人并对其生存境况进行分析，由此形成一幅真实的儒林全景图，从中得见饱受科举荼毒的士人百态。
苗怀明在对《红楼梦》的家族书写进行考察时，关注的是贾府奴仆这一家族中的大多数，并以丫鬟作为特殊群体加以深入分析。他指出，《红楼梦》对丫鬟群体的书写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写出了丫鬟的美貌、善良与可贵的人格，写出了这一群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写出了她们的悲惨遭遇与不幸命运，而这种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
《风起红楼》增订本
总之，古典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表现、人物命运的揭示都在无形之中与社会发生联系，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性。
古典小说中的思想观念是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与人们的精神追求。
赵毓龙在解读《西游记》中的世风时，首先指出小说所构造的“虚构的世界”是对现实社会的折射，继而明确传统社会的精英道德在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之下已经失能，而充斥在这一神魔小说中的佛道信仰和契约精神本质上都体现出现实中晚明社会的“逐利”价值观。
刘彦彦关注的是《封神演义》中“封神榜”这一世俗价值观念的外化形式，从神名透视世俗社会的信仰。封神榜上所列的各种神名神职不仅能够揭示出宗教神谱的诸多特征，还十分契合民间信仰心理，体现出普罗大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李远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李远达以《水浒传》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作为解读该书的最后内容，他从思想文化、实际影响、日常话语这三个层面阐释了这部文化经典对民间文化的深细作用与影响。
冯媛媛在分析侠义小说中“侠”与“情”的关系时指出，“英雄气”和“儿女情”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直到明末清初才被打破，而晚明社会兴起的“以情反理”思潮、诸多思想家对“情”的推崇则是导致英雄豪侠和儿女私情在侠义小说作品中走向融合的直接因素。
苗怀明（2005，p.93）曾在研究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时指出，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现象“契合了当时大众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他们的焦虑和愿望，满足了他们的心理诉求”。因此，这些隐藏在小说文本中的思想观念是对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真实反映，其又通过小说得以保存和流传，从而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反哺与塑造作用。
情节、人物和思想观念是小说的关键要素，无论从文学性还是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对于古典小说的解读都不能忽视这三个关键方面。
解读者们凭借自身宽广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揭示出古典小说与古代社会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情节映照社会现实，人物体现社会面貌，思想观念折射社会文化心理，古典小说里的碌碌浮生与纷繁世情在这样的解读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对不同时期、类型古典小说解读的切入点的选择上，学者们紧扣历史与虚构的辩证关系，深入探讨了二者对于小说成书的重要作用，以历史为底本、以虚构增色彩，共同铸就了古典小说历久弥新的独特价值。
在话题的选择上本书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性，通过聚焦性别、伦理等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话题，巧妙平衡了学术性与普及性，使古典小说能触及更广泛的受众，引发不同群体的共鸣，给予他们有关现实人生的启示与思考。
《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叶楚炎著，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
对于古典小说与古代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从小说的情节、人物和思想观念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用生动的语言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古典小说、品味古代社会文化的新窗口。
综上所述，《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一书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也为经典作品的普及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相信这样意义非凡、价值独特的尝试一定会给学术界带来新的思考，期望未来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能涌现更多类似的佳作，从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厚价值，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更好地实现古典小说的普及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