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九月，当阳长坂一战，刘备被曹操击败，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妻子和女儿在混乱中走散了。但是就在几个时辰之前，他麾下还跟着一支十余万人的队伍。
这并非慌不择路的逃亡。《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刘备之前已经派关羽率领几百艘战船，约定在江陵会合。江陵是刘表经营多年的荆州治所，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和物资，背靠长江天险，下游的江夏又有刘表长子刘琦的军队接应，刘备的目标就是夺取江陵的战略资源。
但是他一直蒙在鼓里，镇守襄阳的刘琮早就已经投降了曹操，却始终未通报。等到刘琮派宋忠前来告知时，曹操的大军已经到了宛城。刘备闻讯大惊，一度想要斩杀宋忠，但是最后还是放了他。征战半生屡战屡败的刘备，好不容易确定了战略方向，却由于信息不通畅而错失了最好的撤退机会。
真正拖慢行军速度的，是主动追随的荆州百姓。从襄阳出发之后，不断有人加入队伍中，到达当阳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十万人，再加上几千辆辎重车，全军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远远低于常规骑兵的行军速度。

麾下的将士们纷纷建议抛弃百姓的物资辎重，轻装前进，抢占江陵。刘备给出了那句流传千年的答复：“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刘备为什么不愿意抛弃百姓，先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错误：这些百姓并不是人质。人质的核心是进行谈判交易，但是刘备从襄阳到当阳，从来没有把百姓作为筹码去向曹操、刘琮换取任何好处，所谓的“人质交易”根本不存在。
但是另外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刘备把这十万百姓当作重要的战略资源。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汉末的人口统计规则。东汉桓帝永寿三年时，官方统计全国总人口为 5648 万；到了三国鼎立时期，据唐代杜佑所著的《通典》记载，官方在册的人口只有 767 万。九十年间人口看起来减少了将近八十五%，但后世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三国战乱不断，仅七百多万的人口根本无法养活各国庞大的军队。
问题出在统计数据的口径上。当时的官方户籍只记载“编户齐民”，世家大族的荫户、部曲、佃客、屯田客、兵户、吏户等大量人口都不在统计之列。这些人也耕种生产、承担兵役徭役，但是不计入官方户籍。根据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推算，三国时期的人口最低点大约在2224万到2361万之间；王育估计为2653万，将近两千万人属于官方账外人口。
这就形成了汉末诸侯的主要生存法则：谁掌握的编户人口多，谁就拥有更多的粮食、兵员和赋税。三国时期，各国的主要军事行动之一就是抢夺人口：孙权攻打黄祖抢掠了几万人口，平定山越之后把山民迁移到平原上成为编户；曹操攻占汉中之后，先后迁徙了大量的人口充实到中原地区，撤军的时候还带走了武都五万多户氐人；诸葛亮北伐退兵的时候，也会把西县百姓迁回汉中。这些行为的本质是一样的：把人口迁移到自己的控制区中去，转化为编户资源，不是单纯的“护送百姓逃难”。
在长坂坡之战的时候，刘备派关羽先去江陵，这是个比较稳妥的战略安排。但是刘备前半生多次战败，丢徐州、丢下邳，几次抛下妻子儿女逃跑，从来没有掌握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资源。而十万百姓主动追随，是他多年经营 “仁义” 名声的一次实际兑现。如果抛弃百姓自己逃跑的话，那么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就会彻底崩塌。
所以他宁愿每天走十几里路，也不愿意舍弃百姓。
如果刘备按照建议行事，留下百姓、带轻骑兵去江陵，以他那样的速度完全可以赶在曹操五千虎豹骑之前进城，但是刘备根本守不住。江陵城的防御虽然不错，但刘备只有几千残兵。《三国志·曹纯传》记载，曹操大军抵达后 “进降江陵”，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江陵。刘备那点兵力进驻，反而会成被围的累赘。
更关键的是，他会彻底失去荆州人心。刘琮投降之后，荆州士族和百姓都在观望刘备是否值得追随。如果他抛弃十万百姓独自逃生，在赤壁之战之后，荆州人就没有理由再拥护他。刘备后来能够在荆州站稳脚跟，攻取益州，靠的正是长坂坡不弃百姓积累的名望。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不去江陵，也不管百姓，直接向东投奔刘琦，也许可以保住主力。事后看，这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建安十三年时的刘备看来，刘琦在江夏只有万人左右的兵力，投奔过去就是寄人篱下，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时间。
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刘备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道路。
曹操追上刘备之后，“大获其人众辎重”，十万百姓和物资全部接收。曹操没有屠戮这些百姓，因为他的核心目标不是杀人，而是获取人口资源。
这件事不能只用情怀来解释。刘备带着十万百姓撤退，曹操接收了十万百姓，两者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谁掌握更多的人口，谁就拥有更强的立国资本。
九十年之后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太康元年全国在册户籍人口已经达到了1616万，比三国官方统计的七百多万翻了一倍还多。人口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此前未被纳入官方户籍统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