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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孙连仲看《血战台儿庄》,屏幕里出现“自己”,他坐直了身子

一九八八年春天,台北。一盘录像带推进录像机,带子上没有标签。

屏幕亮起。屋里只有一个人。他九十五岁,坐在藤椅上。画面里走出一队灰布军装的兵,接着一个军官抓起电话,冲着话筒吼。名字打在屏幕上:孙连仲。

老人的背,从藤椅里慢慢拔直。

他没有出声。半天,一个字也没有。

这盘带子到台北,走的是一条没有文件的路。一九八七年七月,它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给台湾中央社的负责人,随行李带进岛内。没有报关单,没有发行合同,也没有首映。

一部电影,就这样过了一道海峡。

屏幕上是一九三八年的他,屏幕外是一九八八年的他。中间隔着五十年。

一个在吼,一个不出声。

为什么不出声。这个问题,比“他有没有坐直”更值得追。

001

一九三七年十月的娘子关,第二集团军一个连撤下来,只剩四十一人。

点名的时候,连长念到名字,没人应,就在名字后面画一个圈。念完,册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圈。

这支部队几天前还在平汉线上。补充没到,伤兵没归队。编制表上一个连九十个人,能站起来的不到六十个。

孙连仲是集团军总司令。这一年他四十五岁,河北雄县人,字仿鲁。

他生在雄县一个农家。辛亥以后投军,进了北洋军的队伍,后来编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西北军里有个“十三太保”的说法,他是其中一个。

这个出身跟了他一辈子。部队不是中央军,装备杂,补给慢,打起来常常要自己想办法。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西北军瓦解。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他任总指挥。一九三一年,这支部队在江西宁都起义,一万七千余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起义发生的时候,他不在军中。

剩下的人,后来重新拼成第二集团军。

娘子关这一仗,守的是正面。日军用炮火把山头削低了一层。二十七师在山梁上顶了十几天,撤下来时,一个团凑不齐两个营。

没有人给他补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命令到了。第二集团军调第五战区,归李宗仁指挥。

部队从河南往东走。三月的鲁南,地没化透。白天踩下去一脚泥,夜里冻得硬。

一天走六十里。天黑进村,借门板,铺一层干草,人和枪一起躺下。门板第二天要还,还之前用袖子擦一遍。

士兵穿灰布棉军装,打绑腿,脚上是布鞋。有人鞋底磨穿了,就用麻绳把鞋帮绑在脚上。

枪是汉阳造和巩县造,口径不一,子弹要分开装。每个兵身上四颗手榴弹,两颗别在腰上,两颗揣在怀里。

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台儿庄。

台儿庄在山东峄县,运河边上,是津浦线台枣支线的一个站。这条支线往北通枣庄,枣庄出煤。

城不大,砖墙土墙混着垒。北边是铁路,南边是运河。要往南走,绕不开这个地方。

李宗仁交给第二集团军的任务只有四个字:守住,等。

守住城,等汤恩伯的二十军团从侧背压下来。

孙连仲在城北一个村子设了指挥部。土墙,麦秸顶。墙上钉一张作战地图,四角用图钉按着,边角已经卷了。

桌上摆一台手摇电话,摇柄上的漆掉光了。电话线从屋里牵出去,穿过院子,挂在槐树上。

地图上的部队位置,是他自己标的。每天晚饭后换一次,用铅笔,标完把笔搁在桌角。参谋要替他标,他不让。

三月的夜里,寒气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先到脚踝,再往上爬。他坐着不动,膝盖上搭一件旧大衣。

煤油灯的灯芯太长,火苗一跳一跳,发出细碎的嘶嘶声。他伸手把灯芯捻短一点,火苗稳下来,屋里反而更暗。

部署是他定的。三十一师摆在城里,师长池峰城。二十七师摆城东,师长黄樵松。三十师摆城西,师长张金照。独立第四十四旅放在运河南岸,旅长吴鹏举。

池峰城是西北军的老人,跟他的年头久。两个人说话不用客套,电话里三句就能说完一件事。

城里的兵加起来,不到三万人。

这个数他在会上说过一次,说完就不再提。

城南运河上有两座浮桥。桥板留着,桥头设了岗。城里的人要退,只能从这两座桥上过。

散会以后,他站在地图前,用小刀在“台儿庄”三个字上轻轻划了一下,划出一道白痕。

002

三月二十四日,天没亮透,北边的炮先响了。

炮弹落在城墙外侧,一炮一个坑。土块和碎砖飞起来,落下来砸在屋瓦上,哗啦一片。

城墙是砖土混垒的,撑不住几炮就塌了口子。城墙上原来长着草,砖缝里一丛一丛的。几轮炮下来,草烧光了,只剩下黑茬。

攻城的日军属于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后面还有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往这边靠。

日军先打北门,再打东北角。一天下来,城墙上开了三处缺口,宽的能过一辆车。

日军从缺口往里冲。守城的兵趴在塌下来的砖堆后面,等对方走近了才开枪。

北门里的一条巷子,宽不到三米。

两侧的土墙被凿穿了,洞挨着洞,一人多高。

凿下来的砖堆在墙角,灰扑扑的,鞋底踩上去沙沙响。

士兵蹲在洞边,枪管从砖缝里伸出去,枪口蒙一块布。

洞口挂一条湿麻袋,挡土,也挡火星。麻袋被子弹穿了几个孔,水一滴一滴落在砖上。

有人从洞里递过半块干粮,后面的人接了,掰成两半。

巷战就是这么打的。一条街一条街地争,一间屋一间屋地守。

日军的坦克开不进窄巷。进了巷子,靠得近了,中国兵就往上扑。

没有反坦克炮,用集束手榴弹,四颗绑在一起,塞履带。塞进去的人,多半回不来。

清真寺在城北。礼拜殿的墙是青砖的,厚。炮弹在上面炸出一个个坑,坑里的砖茬子发白。

这面墙留到了今天,墙上还嵌着弹片。

城内的守备由三十一师副师长王冠五指挥。池峰城的师部在运河南岸,白天进城,夜里出城。

兵不够,池峰城把勤务兵、炊事员、担架队都编进了战斗班。有个炊事员上阵地时还系着围裙。

电话线被炮打断过几次。通信兵背着线拐子,顺着墙根爬出去接。接好了往回跑,人还没进门,线又断了。

四月三日下午,指挥部桌上的电话响了。

池峰城在城里。声音从听筒里出来,先是一阵电流的杂音,然后是话。意思很直:三十一师打残了,得留点种子,不能把最后的人全填在城里。

孙连仲握着听筒,站在地图前面。屋里没有别人。

他回了一句。

“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进去。你填完了,我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这句话后来被无数篇文章引用。多数引用只留前半截,把最后四个字删掉。删掉以后,语气软下来,像一句悲壮的动员令。

原话不是那样。原话是对一个快打光的师说的。它不需要好听,它需要有人听。

听筒那头静了一会儿。池峰城回话,他回城去。

孙连仲把听筒搁回话机。胶木上留了一层汗。他的手指在听筒上按了一下,才收回来。

他起身走到门口,掀开门帘。外面是三月末的风,带着土腥味。他站了一会儿,放下门帘,回到桌边。

那天夜里,三十一师挑出一批人。每人一把大刀,四颗手榴弹,左臂缠一条白布。出发前没有人讲话。

白布在暗处晃了一下,一队人就出了巷口。

大刀是西北军的老规矩。枪不够,刀补上。刀柄上缠着布条,握久了,布条发黑。

天亮以后,回来的人不到一半。

城里的街一段一段易手。上午在手里,下午丢了,夜里再抢回来。有一条巷子,三天里换了七次。

池峰城在城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指挥所挪到离城门不远的一处院子,屋顶被炮掀掉一半,用门板搭了个顶。

门板上落着土,一抖就掉一层。

003

四月六日夜里,反攻开始。

信号弹升上去,城的四角都亮了一下。城外部队从两翼压进来,城里的人往外打。

出击分两路。一路从西门出去,一路顺着南门外的河滩绕过去。

日军退到城北,边打边撤。撤退时放火烧了几处院子,火光照着城墙。

四月七日晨,台儿庄收复。

清点战场用了几天。街上的砖被炮翻过一遍,踩上去是碎的。运河上的浮桥断成几截,桥板漂在水面上。

这一仗是徐州会战的前奏。日军南北两路没能在台儿庄会合,徐州的部队才有时间往西撤。

战后清点,第五战区的战报上写着歼敌一万余人。这个数字后来被反复引用,也反复被争论。打仗的人不争这个。他们只记得哪条巷子是自己守的。

缴获的装备在空地上摆了一片。山炮、轻重机枪、步枪、弹药,一样一样登记。登记的人蹲在地上写字,写完抬头看一眼,再低头写。

俘虏被押着从街上过。有人停下来看,有人往地上啐一口,被维持秩序的兵拦住。

伤兵从城里抬出来,摆在运河边的空地上,等船运过河。

有人躺着,有人坐着,身上盖灰毯子。河面上有凉气上来,毯子的边角被风掀起来,又被按住。

民船一次装十几个,船工是附近村子的,撑一竿,船就离岸。船上不说话,只有篙子碰船帮的声音。

消息传出去,武汉三镇放起鞭炮。几天后,武汉举行火炬游行,队伍从街上过,火把连成一条线。

报纸的头版登了台儿庄三个字。中外记者一批批往徐州去,回来写的稿子里,多有“巷战”“肉搏”这样的词。

台儿庄大捷。这四个字,那一年传遍全国。

也就在这前后,李宗仁的电话响了。

《李宗仁回忆录》里记着这件事。孙连仲打电话给他,请求撤退。理由不是怕死,是第二集团军再打下去就要打光,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打光了他回去没法交代。

李宗仁没有同意。

电话那头,孙连仲回了一句:“连仲愿以一死报国。”

这两段话放在一起,能看出一个人的形状。

他先求撤。求不下来,才把“死”字说出来。

求撤是真的。愿意死也是真的。这两件事不冲突。害怕而后不退,和从没害怕过,是两回事。

后来写文章的人,多半只取后半句。取了后半句,人就变成一尊像。像不会害怕,像也不需要害怕。可那天在电话线两端的,是两个会算账的人。

战后的第二集团军,名册薄了大半。

三十一师进城时是满编,出来时能列队的不足一个团。二十七师、三十师同样残破。

部队调后方整补,新兵一批批补进来,口音都变了。名册上有些名字,后面一直空着。

日军随后调集重兵,从南北两面向徐州压过来。五月中旬,徐州外围的阵地一处处失守。

五月,徐州会战结束,部队向西撤。第二集团军在后面挡了几天,才把人和枪带出来。

孙连仲的声望在这一年到了顶。

此后的路,是一段一段往下走的。

004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北平,故宫太和殿前。

那天下过一点雨,广场的砖地是湿的。受降桌摆在殿前的平台上,铺白布,摆墨水瓶和毛笔。

孙连仲坐在桌后,穿军装,佩上将衔。这一年他五十二岁。

他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五年,他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受降由他主官。

受降的范围包括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各地的日军分别向指定的受降官缴械。

上午十时,仪式开始。日军代表上前,脱帽,在受降书上签字。

笔尖在纸上走,广场上几万人没有一点声音。

签完,日军代表后退,鞠躬。

仪式不长。前后二十来分钟。

七年前,他在台儿庄的土墙屋子里,对着一台手摇电话吼。七年后,他在太和殿前,坐着看一个日本将军低头。

这两件事中间隔着七年。七年里,他的部队从鲁南打到湖北,又从湖北调回北方。

受降之后是接收。接收比打仗麻烦。仓库、账册、枪械、房产,一样一样清。

清到最后,很多账对不上。有的仓库空了,册子上还写着满的。

一九四七年,第十一战区改组,他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那两年华北的局面一天比一天紧。他在保定的时间不长,来往于北平和保定之间,火车上常常一夜不睡。

一九四九年,他五十六岁,去了台湾。

带走的东西不多。几个箱子,一些旧照片,一枚上将在任时的印章。

到台湾以后,他住在台北一处院子里。院墙不高,门口种一棵树。

在台湾的军政系统里,他不是嫡系。陈诚的班底里没有他,蒋经国的圈子里也没有他。

他挂过“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这类名头,都是虚职。会场上给他留座位,决策时不一定要他说话。

一九五六年,他退役。

退役后打网球。他办了台北市软式网球协会,当会长,一当多年。

也打高尔夫。同乡会的人夸他“驰骋球场,如临战场”,这话有捧场的成分,不能全信。但球他是真打,木框球拍,用久了握把上缠一圈胶布。

他穿棉布长衫,深居简出。有时在巷口站一会儿,看人下棋。

早上起来,先在院子里走二十圈。走完坐下,看报纸。

报纸上的字越来越小,他把报纸举远一点看。

过年的时候,同乡会的人来拜年,坐一屋子。他让人泡茶,自己坐在边上听。

有人提起台儿庄,他接一句,就把话岔开。

邻居知道巷子里住着一位老先生,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十九年前守过一座城。

他很少提台儿庄。

有本讲抗战的书里写,台儿庄之后,他不愿再提这三个字,也不愿别人把他和这三个字放在一起。这个说法找不到旁证。但它指向的那点东西,不难懂。

一个人一辈子打很多仗。台儿庄是最难的一仗,也是损失最惨的一仗。那一仗之后,部队几乎打光,声望到了顶。

再往后,全是下坡。

人到晚年,最不愿意反复讲的,往往不是败仗,是那个再也上不去的高点。

005

一九六五年,北京。

那年七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

周恩来同导演成荫谈起这件事。他说至少可以拍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台儿庄。

这句话当时没有变成拍摄计划。条件不成熟,事情搁下了。

一搁二十年。

一九八五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把这件事重新提上桌。

厂里想拍一部正面战场的片子。这个想法在当时不好办。抗战题材的片子不少,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打胜仗的故事,几乎没人碰过。

立项报告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转了一圈。

最初的本子,主角定的是张自忠。张自忠是殉国的将领,写他,戏好写,审查也好过。

后来主线改了,改成李宗仁。

这一改,片子的重心就挪了。写张自忠,写一个人的悲壮就够了;写李宗仁,就得把整场战役摊开,写指挥系统,写正面战场的胜仗。

剧本由田军利、费林军写,前后改了十二稿。每一稿都要在“能不能拍”和“拍成什么样”之间找平衡。

导演请了八一厂的杨光远,后来翟俊杰也加入。

杨光远拍过战争片,知道大场面怎么摆,也知道钱少的时候怎么把战场做出来。

他定下的调子很明确:纪实手法,不神化,不喊口号,把战争拍成战争。

一九八六年二月,山东枣庄,王沟村外。

台儿庄的老城墙早就没有了,战场遗址也看不出来。剧组在旧址附近重建中正门和清真寺。

木匠在门板上弹墨线,一锤一锤钉钉子。泥瓦匠把新土和旧砖混着用,做出被炮打过的那种墙面。

砖是从附近村子里收来的。老屋拆下来的青砖,边角磕过,颜色深浅不一,垒上去才像旧墙。

墙上的弹孔是后敲的。泥瓦匠拿一截钢筋头,在墙面上一点一点砸,砸出坑,再抹一层灰,远看像被弹片削过。

工程量不小。光是一段城墙,就干了两个多月。

济南军区派了部队协助拍摄。战士穿做旧的军装,脸上抹泥,蹲在战壕里。

当地农民也来当群众演员。一天几块钱,管一顿饭。有人把自家的旧棉袄穿来,说这样才像那个时候。

剧组请了军事顾问,教演员怎么端枪,怎么卧倒,怎么在爆炸里护住头。一个动作反复走,走到导演点头。

爆炸全用TNT。不是烟火剂,不是只冒烟的道具药。TNT炸起来,土块往天上翻,声音闷而短,脚底下发麻。

有一场戏,炸点离演员很近。导演拿铁皮喇叭喊走位,喊完蹲下去看地上的标记。

一个年轻战士趴在战壕边,用手指抠土,指甲缝里全是泥。爆炸响了,他肩膀猛地一抽,随即趴回去,不动。

现场静了几秒。导演没喊停。摄影机继续转。

收工后那个战士从壕沟里爬出来,耳朵嗡嗡响。他拍了拍帽子上的土,走到一边蹲下,拿起水壶喝水。

壶身有一道凹痕,是旧的。他喝了几口,拧上盖,把壶放在脚边。

壶里的水是温的。三月的枣庄,风还硬,水装在壶里半天就凉。他干活的时候把壶揣在怀里捂着。

这些不会出现在银幕上。但银幕上那片土、那股烟、那段城墙,是他们一锹一锹垒起来的。

006

片子拍完,送到北京审查。

审片会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怎么能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

这个问题不奇怪。它背后是一整套关于“谁在抗战”的叙述习惯。很多年里,正面战场在银幕上是空的。

最后的处理是:片子里没有红旗,也没有共产党部队。拍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的防守,拍的是池峰城、孙连仲、李宗仁这些人。

片子的分量就在这里。它没有把别人的旗子摘掉,是把一面很久没在银幕上出现过的旗子重新展开。

片子留下了。

影片先到香港放映。

台湾中央通讯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了片子。

一个驻香港的通讯社负责人,看一部大陆拍的战争片,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

看完当晚,他给蒋经国打电话。电话里具体说了什么,后来的转述有出入,但意思一致:片子里的蒋介石是正面形象。

那几年,两岸没有官方往来。香港是唯一能转东西的地方。带子、信、照片,都从那儿过。

一九八七年七月,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给台湾中央社的负责人,随后带进台湾。

不是正式发行,不是公开上映。是一盘带子,过海峡,进了台北。

那个月,台湾解除戒严。海峡这边和那边,都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

蒋经国亲自安排,国民党中常委集体观看。

宋美龄看了两遍。

看完之后,台湾方面的态度变了。

同年十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放探亲的方案。

十一月二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赴大陆探亲登记。

清早门口就排起队。队伍里有头发全白的人,手里捏着写了几十年的地址。

登记表上要填大陆亲属的姓名、住址、关系。有人填不出来,只记得村名,不记得门牌。

工作人员让他再想,他站在桌前想了很久,笔尖悬在纸上。

那年冬天,第一批人从台北飞香港,再转内地。机场里有人抱着接机的人哭,哭完说不出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去世。距离那盘带子进台北,半年多。

一盘录像带没有办过任何手续。没有文件,没有发布会,没有照会。

它只是从一个人的手里,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007

一九八八年春天,台北。

那盘带子送到时,没有标签。

客厅不大。电视机是旧式的,屏幕上有雪花。录像机放在电视下面,按键上的字磨掉了一半。

他坐在藤椅里,藤椅的扶手被他手掌磨得发亮。

带子推进去,机器响了一下。屏幕亮了。

电影里的台儿庄,城墙在烟里退远。灰布军装,绑腿,老式步枪。

镜头切到指挥部,电话铃响。一个演员抓起听筒,眉头拧着,对着话筒吼。

屏幕上打出三个字:孙连仲。

藤椅里,老人的上身慢慢离开靠背。掌心贴在扶手上,指节显出来。

他的肩往后收了一下,像是要把腰撑直。撑到一半,又停住,背贴回去一点,再往前挺。

嘴角绷着,一直没松。

屋里很静,只有电视的沙沙声。

这几行字里,只记了年份和那盘带子。

片子放到一半,他伸手拿了一次茶杯。杯子放在手边的小几上,茶已经凉了。

他端起来,凑到嘴边,又放下。杯底在几面上磕了一声。

电影里那个人四十多岁,脸被灯光打得发亮。他的怒气有配乐衬着,被特写框住,说完一句,画面就切走。

藤椅上的这个人,是1938年4月挂断电话的那个。

他听见的不是配乐。是煤油灯芯的嘶嘶声,是外面炮声的间隔,是听筒里电流的杂音。

他看见的不是特写。是地图上铅笔戳出的破洞,是被汗浸花的字。

他抬手抹了一下脸,掌心是干的。

电影给了他一个故事。他欠台儿庄死掉的那些人一个交代。

这两样东西对不上。

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按了一下,又收回来。

喉结动了一下,随即平了。

画面里的人还在说话。画面外的人没有。

九十五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站起来。他能做的,是把脊背从藤椅里挺直。

这个动作很小,旁人未必看得出。

一个站不起来的军人,能给的就是这个。

半天没说话。

不是因为感动。感动会让人开口。说拍得真像,说这段我经历过,说那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这些话他一句也没说。

电影把他用三十年学会不去天天想的东西,重新摆到眼前。那些东西看着像,其实全不一样。

像的是军装、地图、电话、城墙。

不一样的是电话那头的静,是地图上被汗浸花的铅笔字,是有人在最后一刻抓住他裤脚的那只手。

这些,电影里没有。

窗外有收旧货的吆喝声过去,一路往巷子深处去,声音渐渐低。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四日,孙连仲在台北去世,九十七岁。

从带子进台湾,到这一天,三年。

他没有等到两岸探亲全面放开后的某一天,能跟当年的部下或对手坐下来见一面。

他没有在机场举过牌子,也没有在哪个座谈会上被请去讲台儿庄大捷。

他活着的时候,那一仗已经过去五十二年。

一九八八年那个下午,他一句话也没留下。

讣告登在报纸上。一位退役上将,曾守台儿庄,那段历史如今少有人记得。

那几年,台湾的老兵一批批回大陆。机场里有人举着写名字的纸牌,有人跪在地上,有人抱住来接的人哭。

这些画面通过电视传遍全岛。

孙连仲家里,电视还在原来的位置,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

带子不知道去了哪里。

可能在某个抽屉深处,可能在某个纸箱里,也可能早就被扔掉。

磁带上的磁粉会掉,标签上的字会褪,塑料壳会发黄。打开来,是一团缠住的黑色带基。

台北的春天照旧来。藤椅占着老位置。电视关着,屏幕是黑的。

屋里剩下窗外的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