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前提，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场特别离谱的谋逆案，离谱到雍正自己都笑了。

雍正六年，西安街头，一个叫张倬的小伙子，拦着当时的大官岳钟琪的轿子，递了一封“反信”。岳钟琪是谁？一品大员，掌着三个省的兵，还是岳飞的后代——这封信，就是冲他的身份来的。

信里就三件事，每一件都够杀头：① 把雍正骂惨了，列了十大罪状，什么杀爹、逼妈、害兄弟，全是最难听的皇室丑闻；② 挑事说，你是汉人，雍正是满人，汉人就该反满清；③ 绑架祖宗，说你是岳飞后人，满清是当年金国的后代，你得学你祖宗，抗清报仇！

岳钟琪看完魂都吓飞了——他一个汉人，手握重兵，本来就被朝廷盯着，这封信要是传出去，他全家都得死。所以他立马反应过来，先把张熙抓了，又找了两个满人官员当见证，亲自审讯，还故意假装答应反清，骗张熙说出了同伙。

结果一查，笑死人了：这伙人总共就十几个人，领头的是湖南一个没名气的秀才叫曾静，所谓的“六省人马”，全是吹牛皮！他们之所以敢干这事，就是受了一个已故文人吕留良的影响，觉得“满人不配当皇帝”。

这里重点说一句：雍正一开始看奏折，只知道岳钟琪破了案，没看到那封骂他的信，还觉得这事特别可笑，甚至对岳钟琪嘘寒问暖，说“朕天天为你烧香祈福”。但等他看到那封逆信原件，彻底破防了——合着全天下都在传他的黑料，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

换做别的皇帝，遇到这种骂自己、还想谋逆的人，早一刀砍了，连家人都得牵连。但雍正偏不，他搞了个“出奇料理”，干了三件让人看不懂的事：

1. 把已故的吕留良挖出来“鞭尸”，家人全流放，杀鸡儆猴——警告所有汉人文人，不准再吹“华夷有别”，否则就是这个下场；

2. 不杀曾静、张熙，反而把他们留在身边，好吃好喝伺候着；

3. 自己亲自下场，跟曾静“辩论”，还把所有对话整理成书，取名《大义觉迷录》，让全国人都看。

很多人说雍正傻，其实这正是他利用人性的第一步：他太清楚了，杀了曾静没用。因为谣言已经传遍天下了，你杀了一个传谣言的，还有千千万万个人听过谣言，总不能把全天下人都杀了吧？

而且，曾静这个人，简直是上天送给他的“完美工具人”：① 他是汉人，还是秀才，代表了一部分底层知识分子，比雍正一个满人皇帝说话，更能让汉人信服；② 他曾经是“反清分子”，被雍正“说服”后，再去宣讲满清的好，说服力翻倍——这就是利用了“反差感”，人们总愿意相信“回头是岸”的人的话，比听皇帝单方面说教管用。

雍正心里打得门儿清：我不杀你，不是我仁慈，是我要把你变成我的“传声筒”，让你替我辟谣，替我宣扬统治的合法性。

这一步，才是雍正最厉害的地方——他吃透了“人性的弱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普通人都不爱看枯燥的大道理，就爱听皇室八卦、宫廷秘闻，越狗血、越劲爆，越愿意看、愿意传。

所以，《大义觉迷录》这本书，看似是“辟谣”，实则是雍正精心设计的“八卦合集+隐形宣传”，里面的套路，放到现在都不过时：

1. 先放“猛料”，勾住人的好奇心——书里不遮不掩，把“雍正谋父、逼母、弑兄”这些谣言全写进去，甚至连雍正自己反驳的话，都写得特别详细。比如有人说他好色，他就急着辩解：“朕从小就清心寡欲，登基后宫里没几个女人，大臣们都能作证！” 看似无力，实则刚好戳中人们的八卦心——“哇，皇帝居然还会辩解自己不好色，快看看他怎么说的！”

2. 用“八卦”裹着“大道理”，让人不知不觉被洗脑——人们抱着看八卦的心态翻开书，看着看着，就看到了雍正真正想传递的核心：满人不是“夷狄”，满清统治是正统的。

雍正的反驳也特别接地气，专门捡普通人能听懂的话说：“你们说满人是夷狄，那古时候的湖南、湖北，当年也是夷狄之地，现在不也是华夏吗？再说了，我们满清把疆域扩到这么大，连蒙古都收进来了，你们老百姓能有这么大的地盘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好事？还分什么华夷？”

他还玩了个小聪明，用朱元璋堵悠悠众口：“你们汉人不是崇拜朱元璋吗？《元史》就是朱元璋编的，他都承认元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是正统，你们凭什么不承认我们满清？” 这一下，就把那些汉人文人的嘴堵死了——利用人们“崇拜权威”的心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

3. 借曾静之口，强化说服力——书里大部分内容，都是雍正问、曾静答。雍正想讲的道理，不自己直接说，而是引导曾静说出来。比如，曾静会在书里谄媚地说：“君臣之义，比父子之情还重要，皇帝就是天下人的父母，我们就该好好效忠”——这话从一个曾经的“反清分子”嘴里说出来，比雍正自己说一百遍都管用。

更绝的是，雍正还下命令，让各地官员定期召集老百姓，一起读这本书。你想啊，老百姓本来就爱凑热闹、爱听八卦，官府组织大家一起看“皇帝的八卦书”，谁不愿意来？一来二去，这本书就成了当时的“畅销书”，雍正的道理，也借着八卦的东风，传到了最底层的老百姓耳朵里——这就是“病毒式传播”，不用花大力气宣传，人们自己就愿意传。

其实雍正搞出《大义觉迷录》，最紧张、最纠结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朝中的文武大臣，毕竟这是皇帝亲自编撰、还下令全国强制推广的书，没人敢明着反对，但私下里各有各的心思，大致能分成三类，每一类都藏着官场的小心思：

第一类，绝对的“迎合派”，以满洲大臣和雍正的亲信为主，比如鄂尔泰、张廷玉、李卫这些人。他们最懂雍正的心思，知道这本书不是单纯的“辟谣书”，而是皇帝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所以全程全力配合。雍正下令刊刻发行，他们就带头组织人手校对、印刷；雍正要求各地宣讲，他们就亲自安排官员落实，甚至还主动在朝堂上夸赞这本书“义正词严”“能破迷开悟”，连雍正给奏折写的朱批，他们都小心翼翼整理好，融入到推广工作里，生怕哪里做得不到位，惹雍正不高兴。他们心里门儿清，支持这本书，本质上就是支持雍正的统治，是表忠心的最好机会，毕竟连雍正都说要把自己的朱批密折汇编成书，证明自己勤政，这些亲信自然要紧跟步伐。

第二类，“敷衍派”，占了大臣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不温不火、不想站队的汉臣和地方官员。他们心里清楚，这本书说白了就是皇帝自辩，里面全是皇室丑闻和敏感话题，说得好是“觉迷”，说得不好就是“妄议皇室”，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所以他们既不敢反对，也不敢太积极，只是按部就班完成雍正的命令——官府里摆上几本，定期召集百姓读一遍，应付一下差事就完事，从不主动宣讲，也不私下讨论。甚至有不少地方官员，私下里偷偷叮嘱手下，别多嘴议论书里的内容，生怕引火烧身，毕竟雍正的文字狱可不是闹着玩的，连收藏吕留良的书都要治罪，更别说乱议皇帝的“自辩书”了。

第三类，“暗中反对派”，主要是一些心怀不满的汉人文臣和雍正的政敌残余。这些人大多认同吕留良“华夷有别”的想法，本来就不服雍正的统治，看到这本书更是抵触——他们觉得雍正把皇室丑闻公之于众，特别荒唐，而且书里反驳“华夷有别”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就是强词夺理。但他们不敢明着反对，毕竟雍正连已故的吕留良都能挖出来鞭尸，还流放了他的家人，这些活着的大臣，没人敢拿自己的家族冒险。所以他们只能私下里偷偷吐槽，甚至有人故意拖延刊刻、推广的进度，还有的偷偷把书藏起来，不往外传播，心里盼着这件事赶紧过去，只是他们没想到，雍正的态度异常坚决，还下令“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逼着他们不得不配合。

这里还有个关键细节：不管大臣们心里怎么想，没人敢当面劝雍正“别搞这本书”。毕竟雍正的性格太强势，说一不二，连岳钟琪这样的重臣，都要小心翼翼讨好，更别说其他人了。而且雍正搞这本书，本来就是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谁要是敢反对，就等于质疑他的统治合法性，纯属自寻死路。只有少数几个亲信，比如张廷玉，偶尔会委婉地提醒雍正“注意分寸”，但也不敢多说，生怕触怒龙颜。这也能看出，雍正的“阳谋”不仅拿捏了老百姓的人性，也拿捏了大臣们的官场生存法则——要么迎合，要么敷衍，没人敢真正反抗。

说实话，雍正的这个阳谋，彻底成功了。他用一本看似荒唐的书，化解了民族矛盾，澄清了（至少在当时）自己的黑料，巩固了统治，还让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深入到了底层百姓心里。

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布局的一切，被儿子乾隆亲手推翻了。乾隆登基第一天，就下令：全国回收《大义觉迷录》，不准任何人私藏，全部销毁；然后，把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了。

乾隆的想法很简单：他觉得父亲太荒唐了，为了传播道理，把皇室的丑事全抖出去，纯属自曝家丑，得不偿失；而且，曾静这种“逆贼”，留着就是隐患，必须斩草除根。

可乾隆没想到，他越销毁，人们越好奇，这本书反而变得更神秘，流传得更久。直到现在，我们还能通过这本书，看懂雍正当年的精明——他不是傻，是太懂人性了。

雍正的顶级阳谋，本质上就是“吃透人性、顺势而为”：他不跟人性对着干，反而利用人们“爱听八卦、好奇狗血事”的弱点，把自己的政治目的，藏在八卦里面；他不强行灌输道理，反而找了个“完美工具人”，用反差感增强说服力；他不用暴力压制谣言，反而用“辟谣”的名义，让谣言和自己的道理一起传播，最终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说白了，《大义觉迷录》不是一本辟谣书，而是雍正写给全天下人的“心理操控手册”——他太懂，比起硬邦邦的道理，人们更愿意听八卦；比起皇帝的命令，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主动看到的东西”。这，就是雍正最厉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