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下网友的回答：
还有个网友这样说的：
接下来仔细探讨一下：
熟悉三国历史的读者，都会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
曹操白手起家，横扫北方，一生收纳天下猛将。曹氏、夏侯氏宗亲忠心耿耿，张辽、徐晃、张郃、于禁一众外姓名将更是战功彪炳。这批人拼尽一生，为曹魏打下稳固江山，是实打实的开国功勋群体。
可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爆发，司马师预先蓄养的三千死士发难，再加上一部分中立禁军配合，司马懿借着这股力量一夜掌控洛阳中枢，攫取曹魏最高权力。
纵观朝野内外，建安时期入仕、在边关手握重兵的将领还有不少，却没有人起兵勤王、捍卫曹氏江山。
后世主流解读，大多简单归结为两点：曹魏老将尽数离世、曹爽昏庸无能。
这个大众结论流于表面，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核心。如果只是单纯人才断层，为何曹魏边关数十年战力在线，对抗蜀汉、东吴的战事从未拉胯？真正压垮曹魏、让满朝文武和武将集体沉默的，是曹氏统治者一步步亲手改写的利益分配规则。
很多人忽略一个关键事实：高平陵之变时，在建安年间就踏入曹魏阵营、资历深厚的军方人物，依然镇守四方。
西线雍凉战区的郭淮，曹操时期就已经入仕，在西线军旅常年历练，历经三代君主，是西线资历极深的宿将，手握抵御蜀汉的主力精锐。
东南淮南战区的王凌，早在曹操执政阶段就出仕，深耕淮南军政多年，坐镇曹魏南方门户。还有毌丘俭、文钦等实力派将领，手握地方兵权，具备调动军队的能力。
资历、兵权、战力全部都在，偏偏大多选择沉默。这绝不是简单的胆小怕事，而是整个曹魏武将阶层，已经失去了主动为曹氏拼死一搏的理由。
古代地方将领，从来没有私自起兵勤王的权限。高平陵之变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司马懿的操作，刻意卡在当时制度可以包容的框架之内。
他趁着曹爽携魏帝曹芳拜谒高平陵、中枢空虚的空档，联合郭太后下达诏令，定性曹爽兄弟专权乱政、祸乱朝纲，把这次行动包装成清君侧、整肃朝纲的举动。
当时曹魏名义上的正统皇帝曹芳年纪幼小，没有独立决断的能力，朝政大权由辅政大臣曹爽把持。曹爽手里握着天子、随身的护卫力量，本可以带着曹芳去往别的大城，以天子名义号召天下兵马。但他思虑之后，选择放下武器、主动投降。
曹爽投降之后，洛阳中枢的政令发布权，落到司马懿手中。对于边关将领而言，这个时候贸然带兵向洛阳进发，不再是匡扶皇室，而是违抗朝廷诏令，属于谋反，举族都会受到牵连。
手握重兵的边疆宿将，不是心里一定向着司马懿，而是这套军政制度，提前锁死了他们反抗的路径。
中枢控制权的丢失，属于一次突发的战术失误。比这个更致命的，是曹丕代汉开始的阶层交易，慢慢割裂了曹氏和早年军功集团的绑定关系。
曹操创业时期，用人和治军的逻辑清晰直白。身处乱世，门第不是门槛，评判武将价值最核心的标尺，就是军功。
降将出身的张辽、张郃、徐晃，草根起步的于禁、乐进，没有世家背景，不是曹氏宗亲，仅仅依靠沙场立下的功劳，就能跻身曹魏最高武将序列，封侯拜将，家族获得长久的荣宠。
这套军功体系，为曹操聚拢了天下愿意征战的武人。那时候武将群体的核心利益，和曹氏江山深度绑定。
曹氏的统治稳定，这套凭战功进阶的规则就能延续，普通人依靠本事翻身的通道就会敞开，他们家族的地位和富贵才有保障。忠于曹家，本质上是忠于自己和家族的前途。
曹丕想要顺利代汉称帝，需要中原世家大族的集体支持。他和士族达成了一场交易，九品中正制就是交易里的筹码。
这项制度，本身最初是用来选拔文职官吏，给士族掌握人才品评的特权，换取士族承认曹丕的皇权。
这里要分清一个容易混淆的点：九品中正制并没有明文规定武将升迁要依靠家世品评，武将提拔的正式标准依旧看战功。但是士族拿到朝堂人事话语权之后，高层兵权岗位的人选标准悄悄变了。
前线中层、基层的武将，依旧可以靠着杀敌立功获得升迁；可是都督一方、统领禁军这类能够触碰核心权力的高位，越来越多落到世家子弟手里。早年那种草根武将靠着军功一路爬到顶层、执掌一方大军的通道，慢慢被关上。
从曹叡到曹芳在位阶段，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世家子弟不需要常年在前线搏命，依靠家族人脉与朝堂里的支持，就能出任中护军、四方都督这类关键位置。曹操时代功勋卓著的草根武将后代，大多被挡在顶层权力之外。
我们可以看一组人物的结局：五子良将的后人，大多走向落寞。张辽之子张虎、徐晃之子徐盖、张郃之子张雄，终其一生，仅仅承袭父辈留下的爵位，没有拿到重要兵权，游离在曹魏权力核心之外。
父辈为曹魏出生入死，后辈却很难进入顶层军政圈子。几十年时间，曹操一手聚拢起来的草根军功集团，没能完成代际传承。
留在军中执掌最高兵权的新生代，很多出身士族，和司马家处在同一个圈层。对他们来说，司马氏掌权，是士族圈层内部的权力轮换；曹氏持续掌权，皇权随时可以约束士族群体的利益边界。
站在司马氏一边，自己的官职、兵权、家族利益都能保全，没有理由冒着灭族风险，为已经失势的曹氏一搏。
士族内部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曹爽辅政之后的用人方式，进一步把大量老牌士族推到司马懿一侧。曹爽掌权之后，亲近何晏、邓飏、丁谧这个小圈子，排挤不少原本中立、资历深厚的士族老臣。很多元老支持司马懿，初衷只是希望扳倒肆意揽权的曹爽一党，并非一开始就打算推翻曹魏皇室。
曹氏宗室自身的先天困境，同样消解了可以用来护持皇权的力量。
曹丕经历和曹植激烈的世子之争之后，对曹氏藩王抱有极强的戒备。他定下严苛的管控规则，所有曹氏诸侯王前往封地之后，不许长期留在京城，不能私自储备武装力量，不能随意结交朝中官员，藩王之间也不能随便往来。
曹操子嗣里，曹彰勇武善战，曹植富有才干，都在这种监视之下，无法施展能力。到曹芳时期，各地曹氏藩王名义上是皇室贵胄，实际行动处处受限，无兵、无钱、无实权，没有办法在危机时刻站出来保护皇权。
夏侯氏作为曹氏世代姻亲，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夏侯玄是夏侯家后辈里名望最高的人，曹爽掌权阶段，他被外派西线担任征西将军，远离洛阳中枢。
高平陵事变消息传来，他身在边关，没有合法诏令，不能擅自率军东进。等到司马懿以朝廷名义征召他返回洛阳，他只能交出兵权，回到京城之后再也没有实权。
司马懿对外宣传的口径，有着很强的迷惑性。他对外宣称，目标仅仅是清除祸乱朝堂的曹爽，不会加害曹爽性命，更不会动摇曹家的皇位。当时太尉蒋济作为四朝元老，出面为司马懿作保，劝说曹爽放弃抵抗。蒋济真心相信司马懿的承诺，事变之后司马懿大肆诛杀曹爽宗族，违背承诺，蒋济内心愧疚，不久之后发病离世。
蒋济的遭遇，也能印证当时很多朝臣、宿将的判断：他们以为这只是一次清除权臣的朝堂整顿，和当年霍光辅政时匡扶朝廷类似，天子依旧是曹家的人，曹魏的天下不会变。
事变之后司马懿的手段也很有策略，他只清算曹爽身边核心党羽，其余官员、边关将领，只要不公开对抗，官职、爵位、兵权全部保留，还会加以安抚。西线的郭淮继续镇守雍凉，原有安排没有变动。
后来爆发的淮南三次叛乱，动机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理解为集体效忠曹家。王凌想要另立新君，夹杂着博取拥立之功的私心；毌丘俭起兵，是不满司马师废掉魏帝曹芳；文钦起兵，源于和司马氏积累的矛盾。
等到他们举兵的时候，司马家已经牢牢握住中枢人事、禁军和各地调度的权力，局部起兵很难撼动大局。
整件事到这里，就能看清一条清晰的脉络。曹魏走向衰败，根源不在于司马懿隐忍狡诈，也不单单是曹爽决策失误，而在于曹氏两代统治者先后改动了维系人心的分配规则。
曹操搭建起以军功为核心的上升通道，让普通武人看到靠能力换取地位的希望，凝聚起一群愿意为政权奋战的人。曹丕用顶层权力红利换取士族支持，关上草根武人登顶的大门；曹爽又用小圈子用人的方式，把大量中立士族推向对立面。
很多人习惯用忠奸去评判这段历史，把司马懿定义成奸臣，把曹芳、曹爽当成可怜的受害者。但人心向背的选择，很少单纯出于忠诚或者背叛，大多建立在每个人对自身家族利益的权衡之上。
这套规律放到别的场景里，同样成立。一个集体想要维持凝聚力，依靠的从来不是创始人过往的恩情，而是稳定、公平的上升通道，清晰的分配方式。
如果埋头做事的人长期看不到进阶的机会，核心资源持续集中在固定的小圈子里，人心的离散是慢慢发生的。等到危机来临，很难有人愿意站出来承担风险，维护这个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