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8岁的邻居孙慧芳，开始天天蹭我的充电桩。
从“偶尔应急”到理所当然的占用。
她甚至拔掉我女儿急需用车的充电枪，为自己的电车充上电。
在我委婉提醒时，她反而在业主群指桑骂槐，说我小气计较。
直到那个雨夜，我发现充电桩被暴力撬坏。
我没有争吵，直接预约安装了最坚固的密码锁。
然后，我锁上充电桩，飞去了云南。
30天后，物业在凌晨3点打来紧急电话。
孙阿姨在我家门口跪了3个小时，哭求我回来。
01
凌晨三点的手机铃声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划破了云南大理的静谧夜空。
我费力地从沉睡中挣脱，看到屏幕上闪烁着“物业小刘”的名字，心里猛地一沉。
按下接听键，听筒里立刻涌出混杂着哭喊和劝说的嘈杂背景音。
紧接着是小刘那带着明显惊慌的声音：“苏小姐，您总算接电话了！”
我坐起身，靠在民宿客栈有些凉意的木质床头上，窗外古城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温柔而遥远。
“怎么回事？”我的声音还带着睡意。
“是您对门的孙慧芳阿姨，”小刘急切地说，“她在您家门口跪了快三个钟头了，怎么劝都不起来，非要我们立刻联系您回来。”
他的声音顿了顿，压低了些，“她哭得厉害，说……说她丈夫赵叔心脏病发作了，可她的电动车一点电都没了，救护车又开不进地下车库，她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与电话那头隐约传来的、属于孙慧芳那辨识度很高的哭嚎声交织在一起。
小刘见我没反应，试探着问：“苏姐，您看您和孙阿姨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这半个月她天天来物业中心找，话也说得不太好听，我们夹在中间也挺为难的。”
我轻轻吸了口气，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被面。
窗外是苍山模糊的暗影，而电话那头，是我用一张机票和三十天时光试图彻底隔开的、令人窒息的生活。
“误会？”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声音很轻，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
电话那头，小刘还在努力地劝说着，试图让我理解邻居的难处，理解那场突发的疾病带来的慌乱与无助。
我听着，思绪却飘回了几个月前，那个一切尚未开始，或者说，一切“麻烦”尚被包裹在温和邻里关系表皮下的时刻。
我记得那是去年深秋，孙慧芳一家刚搬来不久。
我们在电梯里相遇，她看到我手中的智能车钥匙，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小苏啊，你这是电车吧？”她的语气里满是羡慕，“真好，现在油费多贵呀，还是电车省。”
我客气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她随即凑近了些，声音压低，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亲昵：“不瞒你说，我们家前阵子也换了一辆，就是充电太折腾人，外面的公共充电桩不是排长队就是坏了，真头疼。”
我那时只是出于礼貌回应：“是挺不方便的。”
“听说你在自己车位上装了充电桩？”她话锋一转，脸上堆起笑容，“咱们车位离得不远，以后万一我家车着急用又找不到地方充，能不能偶尔借你的桩应个急？就一下，保证不常用。”
她说得诚恳，眼神里充满了期待，让人很难拒绝。
我当时想，邻里之间，谁还没个需要搭把手的时候，便应承下来：“行，真有急用的时候您说一声。”
就是这个简单的“行”字，为我往后数月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名为“得寸进尺”的门。
02
最初的一两次，她的确是在“应急”。
她会提前在微信上发条简短的消息，语气客气：“小苏，今天车子跑得差不多了，明天又要送老赵去复查，方便借桩充一晚吗？太感谢了！”
我通常都会回复“没问题”。
然而，“偶尔”很快变成了“经常”，“借用”的性质也在悄然改变。
我开始习惯在下班回家时，看到她家那辆白色的小电车安静地停在我的车位上，充电枪连接着，屏幕上显示着已充电数小时。
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深夜。
头两次，我没说什么，甚至主动把车停在远处的公共车位，想着与人方便。
第三次，我试着在微信上提醒：“孙阿姨，您最近用车好像挺频繁的。”
她回复得很快，带着一串笑脸表情：“可不是嘛！老赵身体不好，总得跑医院，这车要是没电可抓瞎。小苏啊，多亏了你，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提。
直到那个周末，我女儿从学校回来，约了同学第二天一早聚会，要用车。
我特意在前一晚将车停好充电，准备第二天让她开走。
可第二天清早下楼，看到的情景让我血液都凉了半截：我的车被移到了车位边缘，充电枪被拔下，随意扔在地上。
而孙慧芳的车，正堂而皇之地停在我的车位正中，充电指示灯平稳地亮着。
我压着火气拨通她的电话。
铃声响了很久她才接起，背景音里是热闹的电视剧对白。
“喂，小苏啊？”她的声音听起来毫无异样。
“孙阿姨，我的充电枪怎么被拔了？我女儿今天急着要用车。”我尽量让语气平静。
“哎呀，你说这个啊！”她恍然大悟般，“我昨晚回来晚，看你的车好像充得差不多了，我这儿又急着今天一早去早市买菜，就先充上了。你女儿稍微等会儿不行吗？我这儿快好了。”
我看向充电屏幕，电量显示刚过百分之三十。
“您这电量还低着呢，充满至少还得三四个小时。”我的声音有点发僵。
“三四个小时怎么了？年轻人等等嘛，又不会少块肉。”她的语气里透出些许不耐烦，“我这也是正事啊，一家子等着吃饭呢。好了好了，充完我马上挪，先这样啊。”
电话被挂断了。
我听着忙音，站在冰冷的地下车库里，第一次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荒谬。
我走到她家门口，敲门。
开门的是她丈夫老赵，一位看起来有些木讷的退休教师。
“赵叔，孙阿姨把我充电桩用了，我女儿现在等着出门。”我说。
老赵回头喊了一声：“慧芳，你怎么又用人小苏的桩了？”
孙慧芳这才从里屋出来，脸上没有半点愧色，反而有些委屈：“我用用怎么了？我又不是不给钱！小苏，你这人怎么这么计较呢？几度电的事儿，邻居间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
“帮忙是互相的，孙阿姨。”我看着她的眼睛，“这是我的私人充电桩，电费是从我家电表走的。您用了这么久，付过一分钱电费吗？”
她像是被踩了尾巴，声音陡然拔高：“哎哟！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惦记那点电费啊！行行行，我给你，我给你还不行吗？一个月一结，多少度我都认，真是的……”
她的话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我试图维持体面的忍耐上。
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些人的逻辑里，你的宽容是软弱，你的资产是共享资源，而你一旦主张权利，就成了“计较”、“小气”。
我没再争辩。
转身回家，我打开手机，联系了充电桩的售后客服，预约安装智能锁。
03
智能锁装好的那天，银灰色的外壳在车库灯光下有些显眼。
孙慧芳下楼时看见了，脚步顿住，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
“哟，小苏，这是给自己家的桩上锁啦？”她拖着长音，“防谁呢这是？咱们这小区治安不是挺好的嘛。”
我调试着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头也没抬：“不是防贼，是分清你我。”
她的脸色变了变，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但这显然不是结束。
接下来的日子，业主群里开始时不时出现一些指桑骂槐的话。
“现在有些人啊，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心眼却跟针鼻儿似的。”
“所以说越有钱越抠门，老祖宗的话没错。”
“邻里邻居的，一点小事就上锁，生怕别人沾一点光，啧啧。”
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她在说谁。
几个平日与她走得近的阿姨会在下面附和几句，更多人选择沉默。
也有邻居私下发消息安慰我：“别理她，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我只是默默地将每次她用车的时间、大概电量截图保存，也将群里的言论一一录屏。
我没想做什么，只是习惯了在冲突中为自己留一份证据。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雨夜。
我又一次接到物业电话，说我的充电桩好像出了故障。
赶到车位时，那里已经围了几个人。
孙慧芳就站在人群前面，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关切。
我看到我的充电桩——锁被暴力撬歪了，外壳也有明显凹痕和划痕，显然是用工具硬生生破坏的。
“谁干的？”我转头看向物业小刘，声音很冷。
小刘面露难色：“苏姐，这个位置的监控……角度有点偏，没拍到具体是谁。”
我看向孙慧芳。
她立刻举起双手，表情夸张：“哎哟小苏，你可别看我！我孙慧芳做人光明磊落，能干这种下作事？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有本事你报警，让警察来查！”
她的眼神里有慌乱一闪而过，但更多的是有恃无恐。
没有确凿证据，警察来了又能如何？
周围的邻居低声议论着，有人劝“算了算了”，有人说“修好就行”。
物业小刘也打着圆场，承诺维修费用由他们承担，希望邻里和睦。
孙慧芳哼了一声，昂着头走了，留下一个胜利者的背影。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破坏本身不难修复。
令我窒息的是那种感受：你的权益被践踏，你的愤怒被无视，施害者反而能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而你若坚持追究，就成了破坏和谐的“麻烦制造者”。
几天后，我向公司申请了积攒多年的年假，一次性休了三十五天。
我订了飞往昆明的机票，然后转车到大理。
出发前，我请师傅换了一个更坚固的密码锁，设定好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复杂密码。
我给小刘发了条微信：“出差一段时间，有事电联。”
然后，我关掉了那个充斥着邻居群消息的手机应用，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家。
04
大理的阳光和空气，有种治愈的力量。
我睡到自然醒，在古城漫无目的地闲逛，去洱海边看日出日落，在街边小店喝一杯清淡的茶。
没有人在我耳边抱怨充电麻烦，没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没有需要时刻防备的“邻里关系”。
我几乎要忘记北京那个令我烦闷的角落。
直到小刘那通凌晨三点的电话，将一切拉回现实。
在小刘断断续续、夹杂着背景音的讲述里，我拼凑出了我离开后发生的事。
起初，孙慧芳尝试去小区外的公共充电站，但去了两次就抱怨排队太久、价格太贵、距离太远。
她开始减少用车，让老伴老赵多坐公交车出门。
老赵发病那晚，她先是手忙脚乱地想找其他有桩的邻居帮忙，或许是因为她平日的言行，或许是她开口时那理所当然的命令口气，接连被婉拒。
无奈之下她想启动自己的车，却发现电池早已在长期闲置中彻底耗尽了。
拨打急救电话后，更大的麻烦来了：救护车无法驶入我们那设计曲折的地下停车场，担架床在狭窄的通道里寸步难行，最终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虽然老赵最终被救回，但这场惊吓和波折，彻底击垮了孙慧芳。
她把所有的恐惧、后悔、怨气，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她就是觉得，要是您的桩还能用，要是您没‘故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消失，就不会出这些事。”小刘的语气充满无奈，“她现在完全听不进道理，就认准是您害的。苏姐，我知道您委屈，可她现在这样……好歹是条人命关天的事，您看能不能……先把密码告诉她？哪怕等她家缓过这阵再说？”
我望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苍山的轮廓清晰起来。
“小刘，”我平静地开口，“她的丈夫生病，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她的车没电，是因为她舍不得花钱和时间去公共充电桩，也因为她从未想过自己安装一个。她的急救被耽误，是因为小区车库的设计问题。”
我一字一句地说：“这一切的因果，哪一条，是系在我苏韵的充电桩密码上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这半个月，是在我合理合法的年假时间里，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休息。我的充电桩，是我私人财产，我有权决定如何使用、何时开放。她用了大半年，我没收过一分钱。她弄坏了我的桩，我没有追究。现在，因为她自己一系列选择导致了糟糕的结果，我就成了‘心肠歹毒’的罪人？”
我的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清醒。
“这个逻辑，我不接受。这个责任，我不承担。密码，我不会给。你告诉她，如果她觉得我违法了，可以去法院起诉我。”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关了机。
洱海的风带着水汽吹进窗户，我重新躺下，却再也无法入睡。
三天后的傍晚，我正在客栈的天台看晚霞，手机震动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发来的短信。
“苏韵女士您好，我是孙慧芳的女儿赵媛。我为我母亲之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她现在已经意识到错误了，请您原谅她。我们一家都非常后悔。”
我没有回复。
几分钟后，又一条信息进来：“我们知道给您带来了很多困扰和损失，我们愿意赔偿所有的电费以及充电桩的维修费用。请您开个价，我们绝无二话。现在家里确实非常困难，我父亲需要经常复查，母亲精神濒临崩溃，恳请您看在昔日邻居的情分上，帮我们这一次。”
接着是几条长语音。
我点开，里面是孙慧芳沙哑的、语无伦次的哭声和哀求，夹杂着她女儿努力维持镇定的劝慰声。
“苏小姐……我错了，我真错了……求求你……把密码给我吧……老赵不能没有车啊……”
我关掉了语音，一种复杂的情绪在胸腔里弥漫。
不是心软，而是一种更深的疏离。
就在这时，那个号码发来了最后一条信息。
只有一张图片。
我下意识地点开。
当图片加载完成的瞬间，我的呼吸骤然停止，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脊椎窜起，瞬间淹没了全身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