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5 月 12 日，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被俘，这让他彻底陷入绝境。他组建俄罗斯解放军（РОА）的行为，已然足够被判处死刑。然而，从被捕到 1946 年 8 月 1 日走上绞刑架，这段历程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这位苏联最知名的叛国者及其同党，在狱中究竟遭受了怎样的关押与审讯？
布提尔卡的 “31 号秘密囚徒”被俘后，弗拉索夫立刻被押往莫斯科的布提尔卡监狱，代号 “秘密囚徒 31 号”。5 月 15 日，苏联反间谍机构 “斯梅尔什” 负责人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亲自对他进行审讯。次日，高强度的调查正式启动。正如研究者尼古拉・科尼亚耶夫所记载，弗拉索夫遭遇了 “车轮战” 审讯 —— 审讯人员轮番上阵，让他在无睡眠、无休息的状态下持续承受压力，这样的折磨整整持续了十天，直到 5 月 25 日。
这场审讯的核心目的，是挖出他在红军内部可能存在的高层同谋。但现有资料显示，弗拉索夫始终守口如瓶，从未透露任何一人的名字。
名为 “单独关押” 的监视与折磨弗拉索夫与他手下的将领们（布尼亚琴科、特鲁欣、马尔采夫等人）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的特殊牢房区，表面上是单独监禁，实则 “名不副实”。据持不同政见者彼得・格里戈连科回忆，苏联当局给每个人都安插了 “狱友”—— 这些人要么是他们过去的同僚，要么是旧识，任务就是套取情报，或是以保命为诱饵，劝说他们认罪悔过。而这些 “卧底狱友”，从未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
狱中生活极为艰苦且屈辱。曾被关押于此的德国元帅舍尔纳回忆，这里的生活堪称斯巴达式：食物匮乏，夜间审讯不断，日常还要被迫清理粪便。将领维克多・马尔采夫因无法承受这般压力，试图自杀，随后被送进监狱医院。科尼亚耶夫在记录中提到：“马尔采夫的自杀未遂，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调查的节奏，当局随即加强了防范措施，同时调整了调查方向，此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调查在 1945 年底便已结束，但审判日期却一再推迟。原来，斯大林要求将俄罗斯解放军的所有头目一同审判，而当时还有两人尚未落网。直到 1946 年 3 月 26 日，美国人将藏匿在境内的俄罗斯解放军少将瓦西里・马利欣移交给苏联；同年 5 月 1 日，俄罗斯解放军中将格奥尔基・日连科夫也被押解入狱，审判的条件才最终成熟。
与德国战犯 “同等待遇” 的狱中物资俄罗斯解放军的头目们在苏联监狱的生活起居，与二战后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的德国战犯并无太大差别。《德国国防军将领与军官口述实录》（莫斯科，2009 年出版）的作者弗拉基米尔・马卡罗夫与弗拉基米尔・克里斯托弗罗夫，搜集了大量纳粹德国高层战俘的真实回忆。
例如，第 56 坦克军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芬林回忆，抵达布提尔卡后，他与其他几名德国军官遭到了屈辱性的搜查，所有私人物品被没收，随后被两三个人一组关进牢房。之后，狱方发放了床上用品和餐具 —— 不过是草席、被子、枕头套，以及杯子、碗和木勺。显然，弗拉索夫及其同党也使用着同样的物品，布提尔卡监狱给所有囚犯发放的物资完全一致。
德国元帅费迪南德・舍尔纳则在回忆中提到，虽然自己未遭殴打，但苏联对纳粹战俘的 “折磨” 极具 “细腻而复杂的东方特色”：频繁的牢房搜查与人身检查、无故关禁闭、夜间突然提审，以及每天仅允许早晚各上一次厕所 ——“当然，厕所还得自己打扫…… 这不过是对囚犯‘人道且公正对待’的冰山一角。” 至于弗拉索夫等人是否也被迫从事清理粪便这类屈辱性劳动，虽无明确记载，但对他们而言，这或许并非最紧迫的困扰。
让狱警羡慕的 “粗茶淡饭”二战后的苏联面临严重饥荒，这是研究该时期历史的学者们公认的事实。苏联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同样食不果腹 —— 早在战争期间，他们的口粮标准就已大幅削减。1944 年 8 月 17 日，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纳谢德金向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汇报：“…… 现有囚犯口粮标准，即便包含所有额外补贴，仍比战前低 30%。”
1946 年，刚刚击败纳粹德国的苏联粮食短缺问题并未改善。但即便如此，囚犯们那点微薄的口粮，仍让挨饿的普通民众羡慕不已。埃琳娜・拉切娃与安娜・阿尔捷米耶娃合著的《第 58 条：未竟之事》（莫斯科，2016 年出版）收录了劳改营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有狱警伊拉伊达・鲍里瑟维奇的直白描述。她从 1947 年起在苏联内务部弗拉基米尔特别监狱工作，回忆道：“给他们吃得比我们还好！有白菜汤、土豆、粥、面包，还有糖霜。有时候午饭还有肉 —— 虽然不是整块的，但有肉汤。” 在当时的物资条件下，囚犯们能吃到的白菜汤、土豆粥、一小块面包，再加上一杯加糖的茶，在狱警眼中已是奢侈。
不过，也有不少劳改营囚犯抱怨口粮匮乏、质量低下。由于苏联境内所有囚犯的口粮标准统一，不难推测，弗拉索夫等俄罗斯解放军高层，也吃着同样的食物。
没有辩护、没有公诉的 “走过场” 审判1946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针对俄罗斯解放军领导层的审判仅用了两天便草草收场。审判由司法上将瓦西里・乌尔里希主持，但他在庭审中几乎毫无实权 —— 弗拉索夫及其同党的命运，早在审判前就已注定。这场审判全程秘密进行，既没有辩护方，也没有公诉方。
从庭审记录来看，庭审过程中既无检察官指控，也无律师为被告辩护，自然也不存在辩论环节。弗拉索夫等人只需回答乌尔里希的几个问题，并对俄罗斯解放军印发的、号召红军士兵向纳粹投降的宣传传单作出说明。这些宣传材料确实是俄罗斯解放军的手笔，被告们均未否认这一事实。庭审期间，还向在场人员播放了两部缴获的影片：一部是 1944 年 11 月 14 日弗拉索夫在布拉格召开的俄罗斯解放委员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演讲，另一部是四天后（11 月 18 日）他在柏林 “欧洲大厦” 集会上的发言。
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场秘密审判恰恰证明，弗拉索夫并非叛国者，而是受苏联领导层及斯大林亲自指派，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例如，二战老兵列夫・吉采维奇在其著作《弗拉索夫将军 —— 克里姆林宫战略情报局特工？》（莫斯科，2009 年出版）中，便提出了这一阴谋论观点。他认为，案件相关材料的大量销毁、庭审缺乏证人、辩护律师与公诉人缺席等情况，都印证了弗拉索夫只是贝利亚与阿巴库莫夫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无论真相如何，俄罗斯解放军的所有领导层在庭审中均承认了大部分指控。1946 年 8 月 1 日，在布提尔卡监狱的内院，弗拉索夫与其他 11 名同党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