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门，隔绝了父亲的暴力，却挡不住奶奶的银针。

五岁的我，在双重疼痛中，只能将一切呜咽咽回喉咙——

袖子里，小手死死攥住一张纸条，上面是母亲用血泪写下的唯一生路：别出声

...............

我叫林晚，出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河谷村落——石溪村。

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孩不配上族谱，不配拥有正式的名字。我的名字“晚”，据说是奶奶取的，因为我是第三个女儿，来得太“晚”了，没能带来他们期盼的男孩。

母亲是外来人。小时候常听村里人嚼舌根，说她是个“买来的疯女人”。但在我记忆里，母亲从不疯，她总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在我手心一笔一画地写字。

“晚晚，山外面有会发光的房子，有能在天上飞的大鸟，还有会唱歌的盒子。”她低声说着，眼睛望向远处被群山切割出的狭窄天空。

五岁那年，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村里人叫母亲“疯女人”。

那是个闷热的夏夜，我被隔壁房间的动静惊醒。透过门缝，我看见父亲和奶奶按着二姐，奶奶手里拿着长长的银针。

“妈说了，在女娃身上扎七针，下一胎准是男孩。”奶奶的声音冰冷如铁。

二姐的哭喊声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耳朵。母亲冲过去想阻拦，被父亲一把推开，头撞在墙上，鲜血顺着额角流下。

“不要！她也是你的孩子啊！”母亲哭喊着。

父亲却像没听见，死死按住二姐挣扎的小身子。奶奶的针一根接一根地扎进二姐单薄的身体，直到她不再动弹。

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

第二天，他们告诉我二姐“病死了”。一张草席裹着，埋在了后山。没有葬礼，没有墓碑，就像从未存在过。

那晚，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声音嘶哑：“晚晚，从今天起，你不能说话了。”

我困惑地看着她。

母亲的手在颤抖：“他们要给你扎针，说你是最后一个女娃，必须扎九针才能保证下一胎是男孩。但你只要不说话，装成哑巴，他们就不敢扎了。”

她摸着我的脸，泪水滴在我脸颊上：“听妈妈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个哑巴。不管多疼，多害怕，都不能出声。这是能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母亲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纸和半截铅笔：“妈妈教你写字。不能说话，但可以写下来。把看到的、听到的都记下来。”

就这样，五岁的我开始了漫长的伪装。

第二天，奶奶果然拿着针来找我。我紧紧闭着嘴，任凭她怎么掐我、骂我，就是不吭声。

“真是个哑巴？”奶奶疑惑地打量我。

母亲跪在地上磕头：“娘，她真的是个哑巴，生下来就不会说话。您行行好，别浪费针了。”

奶奶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躲在母亲怀里，感受着她剧烈的心跳。

从那天起，我成了石溪村公认的哑女。

母亲开始秘密地教我识字写字。她曾是小学老师，被拐卖到石溪村已经十年。这十年里，她试过逃跑三次，每次都被抓回来毒打。生下大姐后，她一度绝望想自杀，但为了我们姐妹，她咬牙活了下来。

“晚晚，记住这些字。”母亲在我手心写着，“等有一天你逃出去，告诉外面的人石溪村发生了什么。”

我努力学习每一个字，把它们刻在心里。夜深人静时，我会在母亲偷来的纸片上写字，记录村里发生的一切：谁家买了媳妇，谁家的女婴“病逝”了，谁家的女人“走丢”了...

七岁那年，石溪村迎来了转机。

一队地质勘探人员意外发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外面的消息，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石溪村因为独特的玄武岩地貌被开发成旅游区，村民们一夜暴富。

我家也分到了钱。父亲不再酗酒，开始学着做“体面人”。他拆了老屋，盖起三层小楼，还买了汽车。

村里人似乎都变了。他们不再公开打骂妻子，不再谈论生男生女的好处。新修的学校接纳了所有适龄儿童，包括女孩。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表面上，石溪村成了文明、富裕的模范村。暗地里，那些肮脏的勾当仍在继续。只不过手段更加隐蔽——不能生男孩的女人被离婚赶出村，不听话的女人被送进“疗养院”，想逃跑的女人会“意外”坠崖。

父亲当上了村委副主任，成了有名的“慈善家”。他给母亲修了豪华坟墓，对外宣称母亲是“难产去世”。每年清明，他都带着媒体去扫墓，表演着他的深情和悲痛。

没有人记得，母亲是在试图带我逃跑的那晚，被活活打死的。

那年我八岁。母亲筹划了半年，终于找到机会带我出逃。我们趁夜走山路，眼看就要到达公路，却被村民追上。

母亲把我藏进山洞，自己引开了他们。

我在山洞里蜷缩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看见村头老槐树下围满了人。母亲被吊在树上，浑身是血。

“疯女人想带哑女跑！”村长高声宣布，“按村规处置！”

父亲第一个拿起鞭子。接着是二叔、三舅、邻居王伯...几乎全村的男人都动了手。

我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口中蔓延。不能出声，不能出声...母亲最后的眼神告诉我。

母亲死后，我真的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极度的恐惧和悲伤夺走了我的声音，我不再需要伪装，成了真正的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