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6日，四川凉山州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蓝底白字，大屏幕正中央的“耻辱”二字。初中班级期末平均分15分以下、小学班级平均分30分以下的任课教师，被依次叫上台，与身后那两个字合影。

其中一位老师是杨鼎的亲人。杨鼎说，那天会议结束后，这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杨鼎知道他这是“气狠了”，为他不平。

图片传到网上，舆论炸了。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致歉声明，承认“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称“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

到今天，10月13日，45天过去了。调查通报没出，问责名单没出，谁拍板在屏幕上打出“耻辱”两个字，也没人知道。澎湃新闻的标题写得很克制：“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报道里有一位物理老师的情况很具体。他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他也得站上去跟“耻辱”合影。这套逻辑里没有“综合表现”，没有“生源差异”，没有“班级特殊背景”，只有一个数字。数字够了就上台，不够就站在下面看。

雷波县地处大凉山腹地，既是边远山区，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的分析是，上述做法试图通过负向激励倒逼教师提高教育水平，但效果存疑，尤其是当生源基础摆在那里的时候。

贺丰也提到，雷波县的初中招生经过筛选，生源基础较弱，学校还得完成“控辍保学”任务，动员学生返校读书，家长的支持并不充分。经济状况和家庭教育同时影响学业表现，这些变量在“平均分15分以下就上台”的规则里，一个都不存在。

这种问责不是雷波县的发明，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套路。

陈萍曾在西部一所民族村小任教。学校每次考试后都会开“质量分析会”，把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上台检讨。

她至今记得7年前的一次会议，一位男老师念检讨时哭了。后来陈萍自己也上台念过两次，她说那种“耻辱感”至今难以释怀——“仿佛所有的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

简妮任教于湖南某乡镇中学，问责是“连坐”式的。学生没考好，班级所有老师都要向校长做检讨、写反思。学校频繁开会，有时让她无精力继续上课。年轻教师还要承担分发牛奶、检查消防瓶这些杂事。

广西南丹县也有类似的做法。教学成绩靠后的教师被要求参加“小学教师教学能力夯基培训”，自行承担往返交通食宿，最远单程上百公里。
县中老师更惨。研究者雷望红总结过，县中老师背的是双重压力：上面是学校给的指标——清北数、600分上线数、一本率；下面是社会的评价——家长看分数，媒体看排名，领导看政绩。学生那边更是时间投入和精神的双重碾压。

所有人都被绑在一辆叫"分数"的推车上，往前冲，不能停。谁慢了，谁就被推出去"示众"。
雷望红分析了两点原因，说得很透：一是地区之间的教育竞争始终存在，分数和比率是最容易比较的数据，其他综合类的东西不好比；二是社会也认这套数据，学校怕不看数据、退出比较之后被排斥出局。

这套逻辑像一个绞肉机。领导要政绩，拿分数衡量老师；老师要指标，拿压力转嫁给学生；学生扛不住，要么崩要么逃。最后所有人都不快乐，但没人敢先松手，因为退出的人第一个被吃掉。
所以评价体系不改变，羞辱式管理不会消失。今天是在大屏幕上打“耻辱”，明天可以换成“重点关注对象”名单，后天可以换成“夯基培训”名单。
而且雷波县地处大凉山腹地，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教育基础本就薄弱。这里的老师，有的一个人教几个班，有的兼着班主任和行政杂务。他们要面对的不是“学生不努力”，而是留守儿童多、家庭教育薄弱、控辍保学压力大这些系统性的困难。把这些困难压缩成一张成绩排名表，然后让排名靠后的人上台跟“耻辱”合影——这个动作本身，才是这场会议上最耻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