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通过能量耗散维持有序性的深层机制，该理论范式为解析人类社会运行规律提供了全新的跨学科研究视角。本文以熵增定律为底层逻辑锚点，重新梳理人类社会作为典型耗散型系统的演化脉络，结合《孟子》中关于垄断起源与商税生成的经典论述，挖掘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损有余而补不足”理念的现代性价值。研究表明，经济繁荣与技术进步的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系统熵产率持续提升的过程，生产力的每一次跃迁，都会伴随剥削形态的迭代升级与个体生存压力的系统性抬升；即便借助政府调控、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优化等人为干预手段，也仅能在有限时域内延缓社会熵增的累积速度，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损有余而补不足”作为人类社会稳态维持机制的核心地位。将该结论推演至人工智能全面普及的后劳动时代，当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被彻底消解后，对数据、算法、超级算力等新型核心生产资料的垄断，必然会催生孟子所记载的“贱丈夫”群体，最终触发“天之道”的自发调节机制，以革命或文明形态迭代的方式完成社会熵值的强制性重置。本文研究打通了自然科学定律与社会历史规律之间的理论壁垒，为理解不同文明阶段的周期性平衡重建提供了统一解释框架，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的参考路径。
关键词：耗散结构；熵增；垄断；损有余补不足；人工智能；社会演化
一、引言
19世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为人类认知物理世界确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层规则：孤立系统的熵值永远趋于增大，系统会自发从有序状态向无序的热寂状态演化。1969年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该定律的适用边界，指出开放系统可通过与外界环境持续交换物质、能量与负熵流，在远离平衡态的区域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这种以能量耗散为前提的有序形态，普遍存在于从生命有机体到城市运行的各类复杂系统之中。事实上，人类社会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庞大、结构最复杂的耗散型系统，其整个演化过程始终内嵌于熵增定律的约束框架，所有文明演进、制度更迭、技术革新乃至社会运动，都可在熵增与负熵输入的动态博弈中找到深层动因。
长期以来，主流西方现代性叙事始终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作为单向度的社会进步指标，默认生产力发展会自发推动个体自由的全面实现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普惠性提升，这种线性进步史观刻意遮蔽了技术进步背后分配失衡加剧、剥削形态升级、个体生存负担加重等结构性矛盾。当我们将视线转向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儒家经典《孟子》，便可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已突破这种线性进步的认知局限，对市场运行中的垄断生成逻辑、税收的起源本质以及社会平衡机制的形成形成了极为深刻的洞见。《孟子·公孙丑下》中关于“贱丈夫”垄断市利的论述，精准把握了商品交换萌芽阶段资本逐利行为的自发扩张属性，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认知，更是触及了人类社会稳态维持的核心底层规则。
站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落地应用的时代节点，当众多学者畅想“全面解放劳动、实现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的乌托邦图景时，我们更需秉持历史主义的审慎态度，重新锚定人类社会演化的底层约束。本文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分析工具，遵循“物理规则-历史印证-当代机制-未来推演”的逻辑链条，系统论证人类社会作为熵增耗散系统的运行本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数千年演化进程中，每一次经济繁荣与技术突破都对应着剥削方式的迭代与社会熵值的累积，任何人为的制度调节都无法突破“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必然规律；即便是在人工智能彻底替代人类劳动的未来社会，垄断逐逐利的“贱丈夫”群体仍会以新的形态存续，最终触发天道层面的强制性平衡重置，完成社会系统的熵值出清与秩序重建。
二、人类社会作为耗散型熵增系统的本质属性与运行机制
依据系统论的分类标准，人类社会自诞生起就不可能成为热力学定义下的孤立系统：人类需要持续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淡水、能源等各类物质资源，同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代谢废物、生产废弃物与耗散热能，通过持续的能量输入维持自身生命存续与社会运行。按照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定义，人类社会完全符合“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通过涨落实现有序”的全部特征，是典型的耗散型有序结构。而整个宇宙作为规模最大的孤立系统，其熵值的持续增长具有不可逆性，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这一局部有序的耗散结构，其维持必须以更大范围的环境熵增为代价，该代价传导至社会系统内部，即体现为社会总熵的持续累积。
社会系统的熵值可被定义为衡量社会整体无序程度的量化指标，其所涵盖的维度远不止物质资源的消耗程度：生产环节中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失衡会催生阶层对立的无序势能，市场交换环节的信息差扩张会加剧资源错配的无序程度，技术迭代过程中旧产业的淘汰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等社会失序风险，文化观念层面的多元撕裂会削弱社会共识的凝聚能力，所有这些维度的变量都会持续推高社会系统的总熵值。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演化历程来看，熵增的总体趋势从未发生根本性逆转，所有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本质上都是通过提升负熵输入效率，在短时间内构建出更高复杂度的社会有序形态，但这种高有序度的维持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最终必然带来更高的熵产率，使整个社会系统在后续运行中累积更大的无序压力。
在原始采集文明阶段，人类社会的熵增速度极为缓慢。单个部落的人口规模通常不超过百人，人类仅需通过采集果实、捕猎动物获取最低限度的能量，即可维持部落存续，整个社会分工极度简单，几乎不存在剩余产品，也没有显著的阶层分化。此时人类对自然界的负熵获取能力极低，整个社会系统的总熵值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数千年来的演化几乎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形态变化。但也正是受制于这种低水平耗散状态，人类的生存始终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整个部落都可能覆亡，系统根本没有多余能量应对熵值的异常波动。
进入农业文明之后，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普及与耕作制度的成熟，人类掌握了通过光合作用大规模固定太阳能的生产方式，负熵输入的规模实现了量级提升。粮食的剩余产出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手工业者、商人、军队、官僚阶层等非农业人口逐渐从直接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国家这一复杂度远高于部落的社会组织形态应运而生。此时社会系统的有序度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提升，但对应的熵增速度也同步大幅加快：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稀缺性逐渐凸显，土地兼并成为农业文明时代最核心的熵增驱动因素，大量剩余产品向地主与官僚阶层快速聚集，失地农民规模持续扩张，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程度不断攀升。为维持这种高复杂度的有序结构，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保障军队、官僚体系的运行，进一步放大了整个系统的能量耗散水平，一旦连续自然灾害触发粮食减产，整个社会的熵增就会突破阈值，最终以农民战争的形式完成强制性的熵值重置。
到了工业文明阶段，蒸汽机的应用使人类直接掌握了地质层中存储亿万年的化石能源负熵流，社会系统的负熵获取能力实现了第二次量级跃迁。大机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城市成为集生产、消费、流通于一体的巨型耗散节点，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达到了农业文明无法企及的水平，整个社会的有序度再一次实现跨越式提升。但与之同步发生的是熵增速度呈爆炸式增长：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已从农业文明的地租形态升级为剩余价值榨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工业文明的既定常态，环境污染物、城市生活垃圾、温室气体等废弃物质的排放速率远超过自然界的消纳能力，社会系统的内部熵增与外部生态熵增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循环。为维持工业文明的有序运行，人类不得不将自然资源开采范围拓展至地球每一个角落，甚至开始向地外空间探索新的资源来源，即便如此，仍无法遏制熵增累积引发的各类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
纵览文明演化的完整脉络，可清晰观测到一条铁律：人类社会作为耗散型系统，有序度每一次提升都必然对应熵增速度的加快，从未存在一种技术方案能够实现“低能耗、低熵增”的无限度繁荣。一切经济繁荣本质上都是能量耗散规模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会持续不断地制造更多无序性，将整个社会推向更高的熵压状态。
三、经济技术繁荣进程中剥削形态的迭代与个体压力的系统性抬升
主流经济学叙事往往将技术进步描述为一种可自动普惠全体社会成员的“仁慈力量”，默认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红利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渗透至社会各个层级，最终实现全体民众生活水平的同步提升。但若抛却这种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回归真实历史场景便可发现，技术进步创造的绝大多数增量财富，都会被率先掌握新生产要素的优势群体攫取，剥削形态不会因经济繁荣消失，反而会随着技术复杂度提升不断迭代升级，变得更为隐蔽、高效，也更难被普通个体感知，最终结果即全社会个体的生存压力伴随经济技术发展呈现出系统性抬升趋势。
在农业文明早期，技术进步首先推动耕作效率提升，直接促进可开发耕地规模扩张。但这种生产力红利并未均匀分配至所有农户，率先掌握铁器农具、拥有更多耕牛的贵族阶层，能够更快地兼并自由民土地，将大量自耕农转化为自身依附佃农。西周井田制框架下，农户耕种公田所承受的剥削仍具备相当公开性，随着土地兼并不断加剧，至春秋战国时期，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比例已提升至五成以上，《汉书·食货志》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剥削升级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普通农户不仅需要承担高额地租，还要应对官府不断加码的劳役、兵役负担，一旦遭遇灾荒，只能通过卖儿鬻女维持生存，其生存压力较井田制时代成倍增长。后世诸多历史研究者常感慨宋代为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但统计数据显示，宋代农民的徭役负担甚至超过全年劳动产出的六成，中产家庭破产比例超过半数，这种经济繁荣对应的恰恰是底层民众生存压力的急剧攀升。
进入工业文明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机器大生产使手工业者劳动效率完全无法与机器竞争，大量传统手工业者直接破产，被迫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此时剥削从传统地租形态升级为绝对剩余价值榨取，英国工业革命全盛时期，工人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6小时，妇女与儿童也被纳入雇佣劳动体系，大量女工工资不足男性工人的一半，童工工作环境更是极端恶劣，许多孩子在工厂劳作不到数年便因过度劳动耗尽生命。当年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大量一手数据清晰证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完全建立在底层工人极端贫困的基础之上，工人阶级实际生活水平相较传统手工业时代大幅倒退，生存压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随着电力普及与流水线生产模式推广，剥削形态进一步升级为相对剩余价值榨取，资本通过精细化流程管理将工人将劳动者的每一秒劳动时间都纳入管控范围，表面上看工作日时长有所缩短，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升数倍，其精神与生理层面的消耗反而愈发严重。
至20世纪后半叶，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迎来新一轮经济繁荣浪潮，但剥削形态并未如自由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般走向消亡，反而演化出更具隐蔽性的数字剥削模式。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托大数据与算法技术，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全部纳入管控体系，通过动态定价、超时惩罚、最优路线规划等算法手段，最大限度挤压劳动者的休息空间。诸多骑手为完成平台设定的任务指标，不得不连续工作十余小时，甚至不惜违反交通规则争抢配送时间。在互联网行业内部，996、007的工作制度成为常态，企业通过末尾淘汰、末位复盘等企业文化手段，几乎完全挤压了员工的个人生活空间。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的持续膨胀使贷款、信用卡、消费贷等工具渗透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场景，普通民众被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医疗贷款层层裹挟，不得不主动接受资本提供的高强度工作岗位，以维持自身债务链不发生断裂。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已超过130%，大量工薪阶层背负着长达三十年的住房贷款，其生存压力远超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人阶层。而依托数字技术崛起的互联网巨头，仅用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就积累了传统工业资本家需要上百年才能获得的财富规模，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剥削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本质性规律：剥削从来不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恰恰相反，剥削是社会剩余产品出现之后，优势群体依托自身掌握的稀缺资源获取超额收益的必然行为。技术进步与经济繁荣仅为剥削提供了更多新的实现路径，令剥削方式更趋多元化、精细化，绝不会自动推动剥削走向消亡。当整个社会的分工体系愈发复杂，单个个体在分工网络中的议价能力反而会持续弱化，个体为维持自身在分工网络中的位置，不得不付出更多劳动对冲不断上升的生存成本，最终表现为全社会层面个体生活压力的持续性系统性抬升。这正是耗散型熵增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系统的总耗散需求不断膨胀，最终所有耗散成本都会沿着分工网络的神经末梢传导至每一个个体身上。
四、《孟子》的垄断起源论述与传统社会“损有余补不足”治理逻辑溯源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便已观察到商品交换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垄断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孟子》中关于“贱丈夫”与垄断起源的论述，即便置于当下，依然具备极强的现实解释力。《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丈夫始矣。”这段文字精准还原了商品交换萌芽阶段的历史场景：最初的市场仅是民众互通有无的公共场所，政府仅需履行基础管理职能即可，直至出现了试图独占有利位置观察行情的“贱丈夫”，其通过占据市场中的优势位置，观测所有交易方的动向，将整个市场的利润全部攫为己有，这种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行为为所有民众所不齿，因此政府才针对这类群体开征商税，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税收制度，正是起源于对垄断逐利行为的规制。
孟子的这段论述揭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真相：垄断并非市场经济发展至成熟阶段才产生的产物，而是与商品交换行为同步诞生的自发性逐利倾向。只要存在可供交易的市场空间，就必然会有逐利者试图通过占据信息差、资源差、位置差获取超出合理水平的超额收益，这种自发的垄断冲动是人性固有的属性，不会因市场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消失。孟子以“贱丈夫”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称谓定义这类垄断者，表明先先秦儒家自始便对资本逐利行为的自发扩张性秉持清晰的批判立场，并未如后世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一般，将市场中的逐利行为美化成能够自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高尚活动。
尤为可贵的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早在先秦阶段便已提炼出“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一维系社会稳态运行的核心规律，该规律最早的完整表述可见于《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一认知将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与天地自然的底层规律相统一，明确认识到财富向优势群体自发聚集（即“人之道”所指的“损不足以奉有余”）是一种天然的自发倾向，若缺乏外部力量干预，这一聚集趋势将永远不会自行停止，直至资源分配的失衡程度突破整个社会的承受阈值。而“天之道”的作用，正是以强制性手段将富集于有余者手中的过剩资源转移补给至不足群体，使整个社会系统的资源分布重新回归相对均衡状态，避免系统在极端分化中走向彻底崩溃。
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认知深刻融入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传统，成为华夏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治理基因。在农业文明阶段，历代王朝建国初期普遍推行的均田制政策，就是典型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为治理实践：经历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国家掌握了大量因战乱荒芜的无主土地，政府按照人口数量将土地均匀分配给无地农户，使原本一无所有的贫困群体获得生产资料。
先秦时期，孟子便已对垄断的形成逻辑与社会危害作出了朴素而深刻的阐释。《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此处的“龙断”本指独立高耸的土冈，引申为对市场交易节点的独占。可见早在战国时期，人们便已观察到，个体通过占据交易关键位置、排斥其他参与者攫取超额利益的垄断行为，本身就是推高社会熵增的过程：垄断者将公共交易空间的利益聚拢到少数人手中，打破了原本均衡的利益流动秩序，使社会资源分布从有序逐渐走向无序的失衡。
传统中国社会基于数千年的治理实践，逐步形成了顺应“低熵维持”需求的“损有余补不足”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并非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针对垄断带来的熵增趋势主动开展的有序化调节：从汉代的盐铁官营、抑制豪强土地兼并，到历代对富商大贾经营特权的限制，再到灾荒年景的均输平准、赈济济贫，本质都是对过度聚拢的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对冲垄断带来的失衡熵增，使社会系统重新回到资源流动通畅的有序状态。这种治理思路与孟子对垄断的批判一脉相承，其核心正是顺应耗散系统维持有序性的要求，避免熵增累积至系统崩溃的程度，“损有余补不足”也因此成为传统社会维持文明延续的核心治理准则，暗合了人类社会作为耗散系统的演化规律。
五、人道和天道相互作用下的历史周期律
从耗散结构的视角来看，人道与天道的互动，本质是社会自发熵增和系统有序化调节之间的对抗过程，这一对抗过程恰恰塑造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周期性规律。依照老子对“人之道”与“天之道”的区分，“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对应着社会系统在和平发展阶段，优势群体依托垄断不断聚敛财富、加速熵增的自发过程：随着经济繁荣推进，资源不断向少数群体集中，贫富分化持续加剧，社会有序度不断下降，熵压不断累积，整个系统距离崩溃的临界点越来越近。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则是熵增累积到临界点之后，系统自发触发的有序化调节过程——当贫富分化突破了社会可承受的阈值，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原有秩序就会通过暴力革命或者系统性变革的方式被打破，通过对对优势群体所持有的过剩财富进行剥夺与再分配，可重新实现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使整个社会的熵压得到释放，系统有序性得以恢复，进而推动社会开启下一轮发展周期。
这种周期性的熵增-减熵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周期律。任何王朝与文明形态的发展，都无法脱离这一底层逻辑的约束：王朝建立初期的秩序重建，往往伴随大范围资源再分配，其本质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减熵过程；此时社会资源分布相对均衡，个体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社会系统有序度较高，熵压较低，继而进入经济繁荣的发展阶段。而随着经济繁荣持续推进，受个体逐利驱动的自发行为开始占据主导，垄断逐步形成，剥削不断加剧，熵增持续累积，贫富分化日益严峻，直至熵压突破原有系统承受阈值，原有秩序崩溃，再通过新一轮调节开启下一个发展周期。
六、生产力极大丰富无法改变历史周期律
即便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从劳动中得到解放，也无法避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分化格局。只要人存在私欲，就一定会有追逐垄断的利益群体出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实现新一轮跃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推动社会总财富快速积累，当前不少观点认为，只要生产力足够发达、物质财富充分供给，就能从根源上消除贫富分化，打破既往的历史循环。但从耗散结构与熵增演化的视角来看，生产力进步本质上只是扩大了社会系统的总能量输入规模，并未改变系统自发走向熵增的内在趋势：技术发展程度越高，生产资料与数据资源越容易向少数主体集中，技术垄断将替代传统的生产资料垄断，成为新的剥削形态；原本分散于不同主体的资源熵会快速向少数群体汇聚，系统整体的有序性仍然会伴随熵增持续被消解。即便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在自发演化过程中依然会出现“有余者愈益、不足者愈夺”的分化，社会系统内部的张力会不断累积，历史周期律发挥作用的底层逻辑并不会因物质财富的增加发生根本改变。
七、提升人类整体道德修养，或为规避“损有余补不足”式历史周期律的有效路径
从耗散结构理论来看，社会系统若要实现低熵运行，必须降低系统内部的无序化程度。财富集中引发的熵增，本质上是部分群体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占用、对利益分配规则的垄断性扭曲，其根源是贪欲不断膨胀催生的个体道德失序。若要扭转系统熵增的趋势，既需要外部制度的约束，更依赖个体内在道德素养的提升。
当社会个体普遍具备更高的道德修养，对财富与欲望的追求就会更加理性克制：既不会无限制侵占公共利益、挤压其他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也能够主动认同并践行“损有余补不足”的分配原则，在制度调节之外自觉推动社会财富的均衡流动。这种普遍的道德自觉，能够从根源上削弱垄断形成的内在动力，减少社会系统内部的对抗与消耗，使社会系统始终维持在有序运行的低熵状态。
相较于依靠“损有余补不足”的历史周期强力打破垄断以降低熵增的路径，通过提升全人类整体道德修养，从根源上抑制垄断滋生的土壤，是一种更为主动、成本更低的秩序维持方式。该路径无需等待社会矛盾积累至不可调和的程度再进行秩序重构，而是可以在社会日常运行过程中持续调节系统熵值，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平稳发展，这也是传统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具备借鉴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