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北京城笼罩在诡异的寂静中。崇祯皇帝已于前日在煤山自缢，这座帝国的心脏，正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朝阳门下，一群身着蓝衣的官员战战兢兢地打开城门，迎接的是一支风尘仆仆却士气高昂的军队——大顺军。领头之人面色黝黑，目光如炬，他便是被称为“闯王”的李自成。

百姓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谁曾想，这“王师”的到来，将揭开中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四十天权力更迭。

李自成的崛起，本身就是明末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这位陕西米脂的驿卒，因驿站裁员失业，又因债务被戴上枷锁游街。1629年，他加入农民军，凭借过人胆识和朴素魅力迅速崛起。“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如野火燎原，吸引着被赋税压垮的农民。历史学家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统计，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时，已控制河南、湖广大部，拥兵百万。与张献忠等流寇不同，他采纳谋士李岩“均田免赋”建议，建立地方政权，显示出问鼎天下的志向。

进入北京的李自成，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他的选择，将决定大顺政权的命运。最初的克制与迅速腐化入城之初，李自成严令“军人入城，敢伤一人者斩”，并亲自赴崇祯灵前祭奠。大顺军纪律严明，商户照常营业，京城秩序井然。然而权力腐蚀的速度超乎想象。仅仅数日后，大顺将领开始抢占明朝官员府邸。刘宗敏占据都督田弘遇宅，李过占万驸马府，连普通士兵也纷纷“占民房，奸淫掳掠”。曾在西安“秋毫无犯”的军队，在京城富贵中迅速堕落。追赃助饷：从财政手段到恐怖统治为解决财政问题，李自成采纳“追赃助饷”政策，向明朝官员追讨赃款。这本有一定合理性——明末官僚贪腐成灾。但执行中却演变为系统性酷刑勒索。刘宗敏制作五千具夹棍，在胡同设立拷掠点。《甲申纪事》记载：“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被拷掠者中，不乏清廉官员。吴三桂父亲吴襄也被拷打，索银二十万两，这直接促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山海关：一念之间的历史转折面对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李自成陷入战略误判。他轻率地亲征山海关，却让军队“连营并进”，摆出一战定乾坤的架势，而非灵活用兵。更致命的是，他同时携带吴襄和明朝太子，既想武力征服又想政治招安，战略意图混乱。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大顺军遭遇吴三桂与清军夹击，全线溃败。李自成匆匆返回北京，在武英殿仓促称帝后撤出京城。离开前，他焚毁部分宫殿和城门，这与他初入北京时的形象判若两人。

清代官修史书将李自成描绘为“流寇”“魔王”，强调其破坏性；而20世纪革命史观则将其塑造为农民起义英雄。这两种极端评价都遮蔽了历史复杂性。

李自成确曾推行“均田免赋”，在河南等地深得民心。但他未能建立稳固的财政体系，只得依赖“追赃”维持军队，这种模式无法支撑长期统治。

从底层崛起的李自成，对权力腐蚀缺乏免疫力。他的核心团队迅速分裂：牛金星沉迷宰相威仪，刘宗敏骄横跋扈，李岩等有识之士被边缘化。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以惊人速度重蹈明朝覆辙。

李自成缺乏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耐心。他对清军的威胁严重低估，对吴三桂的处置草率，对如何治理国家缺乏清晰规划。

李自成的失败，核心在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他成功摧毁旧秩序，却无力建立新秩序。大顺军在北京的作为，彻底失去士绅阶层支持。而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离不开这一阶层的合作。当李自成从北京撤退时，他已从“民心所向”变为“众叛亲离”。历史学者樊树志指出：“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抓住了机会，却无能力把握机会。”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位“闯王”的命运。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地方武装杀害，年仅39岁。他的大顺政权如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耀眼却迅速消逝。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或许不该简单以“英雄”或“魔王”定义李自成。他更像是历史合力塑造的复杂个体——既是明末社会不公的产物，也是自身局限的囚徒；既代表底层反抗的正义性，也暴露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北京那四十天，如同一面放大镜，照见了权力如何腐蚀初心，机会如何转为陷阱。李自成的故事，不仅是明清朝代更迭的插曲，更是权力、人性与历史规律的深刻寓言。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史料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败，更是一个古老帝国在秩序崩溃与重建间的艰难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