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守法民警怎么会栽在“介绍相识”？

蒙古包外的寒风卷着沙砾，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60多岁的达来都仁蜷缩在炉火旁，布满老茧的手颤抖着摩挲着一本泛黄的警官证——照片上的青年身着警服，眼神坚毅，那是他坚守29年的信仰图腾。

“一辈子守着法、护着民，怎么就栽在了‘介绍相识’这四个字上？”他的声音沙哑如砂纸摩擦，泪水混着皱纹里的灰尘滚落，“16年了，我从受人尊敬的派出所所长，变成了被开除党籍公职的‘罪人’，家散了、钱没了，连抬头做人的底气都被抽干了。”近日，这位蒙古族前民警向媒体坦露了自己跨越16年的蒙冤历程。

一份2009年的判决，像一把生锈的锁，锁住了他的人生，也暴露出案件办理中程序违法、选择性追责的重重疑云。

当申诉的脚步在各部门间屡屡碰壁，这份看似尘埃落定的“罪证”，愈发叩问着司法公正的底线。

案件核心：“介绍人”获罪，审批链条核心责任人全身而退

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09）鄂法刑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书，是压垮达来都仁人生的第一根稻草。

判决书载明，2007至2008年间，他受陈延平所托，将其介绍给鄂托克旗公安局苏米图派出所所长文化；后续文化指派户籍民警斯庆巴雅尔，为24名非内蒙古籍考生伪造户籍，陈延平通过他向文化支付1.2万元“好处费”。

基于此，法院认定他与文化等人构成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共犯，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寥寥数行文字，便将他29年的从警生涯彻底清零。

“这不是定罪，是糊涂账！”达来都仁猛地将判决书拍在桌上，泛黄的纸页边缘裂开一道口子。

作为深耕公安系统多年的老民警，他比谁都清楚户籍办理的严苛流程：“派出所所长签字只是第一步，后面必须过公安局分管领导、户籍部门两道审核关，签字确认后才能录入系统，文化一个人根本翻不起浪！”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涉案户籍的最终审批权在时任鄂托克旗公安局副政委包红霞手中，具体经办则是治安大队队长杨金刚，这两人才是伪造户籍的核心推手。

可诡异的是，这份判决书对包红霞、杨金刚的行为只字未提，二人全程置身事外，未被追究任何党纪政纪或法律责任，仿佛这场舞弊案是文化“孤军奋战”的结果。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牵连”的荒谬性。案发时，他担任的是鄂托克前旗公安局城川派出所所长，职权范围仅覆盖鄂托克前旗城川地区——与涉案户籍办理地鄂托克旗，分属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公安管辖体系互不隶属。

“我既没有鄂托克旗的户籍审批权，也没碰过一份造假材料，没签过一个字，更没从那1.2万元里拿过一分钱好处。”达来都仁的辩护律师曾在申诉材料中明确指出，从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三个核心要件来看，达来都仁均不满足犯罪成立条件，将其认定为共犯，于法无据。

程序违法：民族语言权被剥夺，法官诱导放弃辩护与上诉

如果说实体判决的不公是钝刀割肉，程序上的违法则是直接刺穿了司法公正的底线。达来都仁自幼生长在蒙古族聚居区，母语是蒙古语，汉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始终有限。

庭审中，他攥着提前写好的蒙古语诉求，多次恳请法官提供蒙古语翻译，让他能清晰听懂庭审流程、准确陈述观点，却被办案人员粗暴打断：“问你什么就答什么，少废话！”

“那些‘共犯’‘徇私舞弊’的法律术语，我听着就像天书。”达来都仁红着眼眶回忆，原审法官见他茫然无措，非但未释法明理，反而凑到他耳边诱导：“别请律师了，花钱又没用；也别上诉，知道的人越少，对你越有利。”在语言不通、信息不对称的无助中，他稀里糊涂地放弃了辩护权和上诉权，任由案件在缺乏有效抗辩的情况下草草定案。

“我以为法官会秉公办事，没想到是把我往火坑里推。”这份被诱导签下的“放弃声明”，成了他后续申诉路上最难逾越的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件中明目张胆的回避缺位。时任鄂托克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智民的妻子，正是涉案户籍审批的核心责任人包红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司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必须自行回避。可赵智民不仅未回避，反而全程主导了案件的侦查、起诉工作，让案件从起点就偏离了中立公正的轨道。

“相当于让嫌疑人的丈夫来查案，这能查出真相吗？”达来都仁的质问，字字戳中程序正义的要害。

申诉漫漫路：16年奔波无果，多部门“踢皮球”

2009年判决生效的那一刻，达来都仁的申诉之路就开始了。

2017年，他带着沉甸甸的材料找到鄂托克旗人民检察院，一字一句地陈述自己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恳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可等来的，却是鄂检控申刑申复通〔2017〕1号通知书——文书里没有任何针对性的审查意见，只是机械重复原审判决的观点，便轻飘飘地作出了“不予抗诉”的决定，连他提交的新线索都未提及半句。

此后的岁月里，达来都仁成了鄂尔多斯市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纪委监委等部门门口的“常客”。

他的脚步丈量着城市的街巷，也踩碎了无数个希望。“去纪委反映，工作人员瞥了眼判决书就说‘有生效判决，找法院去’；去中院递材料，窗口人员直接把材料推回来，说‘等王传祥的高院结果再说’；有一次听说鄂尔多斯市纪委书记在单位，我提前三个小时就守在门口，想当面递材料，却被保安拦在门外，只传来一句‘谁判的你找谁’。”达来都仁从怀里掏出一个褪色的布袋，里面装着一沓沓邮寄回执和车票——被双开后没了收入，家庭也随之破裂，他连申诉材料的邮寄费、往返的路费，都要靠年迈的母亲省吃俭用接济。

16年里，他磨破了几十双鞋，寄出了上百份材料，收到的却大多是沉默或敷衍。

2025年8月到11月，已是花甲之年的达来都仁，拖着患有高血压的身体，再次向法官惩戒委员会等部门提交了申诉材料。这一次，他把案件判决错误、程序违法、处罚不公等问题梳理成清晰的清单，附上了判决书、庭审记录、相关人员任职证明等佐证材料，迫切希望能有人查清真相，还他清白。

截至目前，他仅收到二级法院“调取材料核实”的通知，实质性进展依旧渺茫。

双重标准：同是缓刑，他人降职留任，他却被“双开”

2015年8月7日，鄂托克前旗纪委监委以“构成犯罪”为由，作出了开除达来都仁党籍、公职的决定。

可他很快发现，同样在当地，与他同期被判处拘役缓刑的3-4名公职人员，只因罪名是酒驾，便仅受到降职处理，至今仍在原单位正常履职、领取俸禄。

“都是故意犯罪，都是缓刑判决，凭什么他们能保住公职，我就要被一棍子打死？”达来都仁拿着一份份处罚文件，手指因愤怒而僵硬，“我找时任鄂托克前旗纪委书记张建忠、监察局长吉木图、纪委副书记陈晓东反映过这种不公，可他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含糊其辞。难道司法公正的标尺，是因人而异的吗？”

“同样是故意犯罪、同样是缓刑判决，为什么别人能保留公职，我却被彻底开除？”达来都仁认为，时任鄂托克前旗纪委书记张建忠、监察局长吉木图、纪委副书记陈晓东等人的处理决定，存在明显的滥用职权和不公之处。“我找他们反映过，他们却置之不理，难道司法公正就是‘因人而异’吗？”

岁月的账本上，记满了这场冤屈带来的沉重代价。达来都仁算了一笔账：被双开后，他每月1万余元的工资没了，29年工龄对应的社保、养老金等权益被全部剥夺，16年来的经济损失已达240万元，若按正常退休至80岁计算，总损失将超过540万元。比金钱更沉重的，是名誉的崩塌——从前，他走在村里，乡亲们会热情地打招呼；如今，却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骂他“贪赃枉法”。

亲友渐渐疏远，连退役军人的相关福利，也因这份“案底”被拒绝。长期的精神重压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夜深人静时，绝望常常将他淹没，曾多次拿起药瓶想了结此生，又因不甘心而放下。“我没做错事，不能带着‘罪犯’的帽子离开这个世界。”

核心追问：司法公正不应缺席，16年冤屈何时昭雪？

随着达来都仁的申诉材料逐步公开，这起蒙冤案背后的诸多疑点，如同一颗颗未被揭开的疮疤，向相关部门提出了一连串不容回避的追问：

其一，达来都仁作为无职权关联的“介绍人”，既未参与伪造户籍的实质行为，也无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更未从中获利，将其认定为共犯，是否符合《刑法》“罪刑法定、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其二，涉案户籍审批链条清晰指向包红霞、杨金刚等核心责任人，为何唯独这两人未被追究任何责任？时任检察长赵智民未依法回避，是否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办理？其三，剥夺蒙古族当事人民族语言诉讼权、诱导其放弃辩护与上诉权，这样的庭审程序是否合法有效？以此为基础作出的判决，效力何在？

其四，同是故意犯罪、同是缓刑判决，却出现“降职留任”与“双开清零”的天壤之别，这样的处罚结果是否公平公正？背后是否存在权力滥用或选择性追责的可能？

其五，达来都仁持续申诉16年，多部门均以“已有生效判决”为由推诿塞责，申诉复查程序为何流于形式？公民的申诉权，该如何得到保障？

“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三件事：还我清白，宣告无罪；让真正的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处；让那些失职渎职的人承担责任。”达来都仁的诉求简单而恳切。目前，他已将全部材料提交至法官惩戒委员会，仍在焦急等待消息。

这起跨越16年的蒙冤案，早已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悲剧，更是对司法公正的一场考验。它关乎的，是一位老民警对法治的最后信仰，也是公众对“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朴素期盼。

媒体将持续追踪案件进展，全程关注这起冤案的昭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