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省 116 场抗议，这是纽约时报 1 月 9 日的报道。路透社同日称，抗议蔓延至 31 省超 100 个城市；独立人权组织数据显示：至少 45 人死亡，超 2200 人被捕。面对席卷全国的示威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电视讲话中强硬表态：“面对威胁，伊朗人不会向任何人屈服。” 这位执掌伊朗最高权力长达 36 年的宗教领袖，或许尚未意识到，此刻席卷街头的呐喊，正是三十六年漫长岁月里社会矛盾层层演进的必然结果。

三十六年间，伊朗社会经历了三次标志性抗议浪潮，每一次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这个古老国度的深层肌理 ——

2009 年的 “绿色革命”，起源于一场充满争议的总统选举。当内贾德以 62.63% 的得票率宣布胜选时，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们首次举起了象征抗议的绿色丝带。那是个推特刚刚兴起的年代，西方社交平台成为反对派的重要战场。改革派领袖穆萨维的支持者们在网络上发布选举舞弊证据，视频显示某些投票站的票箱在开票前就已装满选票。“我的选票在哪里？” 成为那场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成千上万市民举着绿色旗帜走向街头，要求选举透明和政治参与权。

然而这场局限于体制框架内的抗争，最终在革命卫队的铁腕镇压下黯然收场。改革派被系统性边缘化，超过 4000 名抗议者被判监禁，包括前副总统阿卜塔希在内的数十名改革派领袖被软禁。但质疑的种子已然播下 —— 这是现代伊朗历史上首次出现以选举公正为核心诉求的大规模示威，预示着新一代伊朗人开始觉醒。

十年后的 2019 年，抗议浪潮以更猛烈的方式卷土重来。这次引爆点不再是政治诉求，而是直接关乎生存的经济问题。政府突然宣布汽油涨价 50%，对超过 60 升的汽油消费征收 300% 的附加税，这对月收入仅 200 美元的低收入群体无异于致命一击。

在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四的国度，约 6000 万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胀率高达 41.2%，货币里亚尔三年贬值 400%。抗议从边缘城镇迅速蔓延至全国 100 多个城市，底层民众焚烧加油站，高喊 “独裁者去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与者多是传统上支持政权的农村贫民和工人阶级，他们用行动表达对 “抵抗型经济” 模式的彻底失望。军警在 48 小时内切断全国互联网，采用实弹镇压，造成至少 208 人死亡，但经济困境撕开的信任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当时间来到 2022 年，22 岁的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因头巾佩戴 “不当” 被道德警察拘留后离奇死亡，彻底点燃了积蓄已久的社会怒火。这场始于女性权益保护的抗议，很快演变为对宗教治理体系的全面质疑。头巾从宗教符号变为压迫象征，女性们当众剪发焚烧头巾，男性加入保护人链，亚美尼亚基督徒与什叶派穆斯林并肩游行。

在设拉子，示威者喊出 “从库尔德斯坦到德黑兰，独裁者必亡”；在大不里士，阿塞拜疆族抗议者拆毁霍梅尼塑像；甚至宗教圣城库姆也出现反政府标语。这场跨越族群、教派、阶层的运动，标志着伊朗民众诉求完成从政治权利到生存权再到社会人权的三级跳跃。

纵观三十六年的抗争轨迹，伊朗民众的诉求演进呈现清晰脉络：从 2009 年要求选举公正的政治赋权，到 2019 年捍卫生存底线的经济诉求，再到 2022 年追求个人自由的社会权利。每一次抗议都是对前一次未解决问题的叠加与升级，而权力体系的回应却始终停留在武力镇压与宗教训诫的单一维度。

这种诉求升级与权力回应的严重错位，折射出伊朗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困境：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占比超过 60%，当城市人口从 1979 年的 30% 增长到 76%，当数千万网民通过卫星天线和虚拟网络接触外部世界，传统的宗教治理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战。

德黑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拉赫马尼在其著作《撕裂的波斯》中写道：“头巾、选票和面包，分别代表着尊严、权利和生存，这三者共同构成现代公民的基本诉求。当体制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层面的期待时，街头政治就会成为常态化的表达方式。”

如今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伊朗正经历着霍梅尼革命以来最深刻的社会转型考验。无论是镇压或是妥协，都需要统治者拿出超越以往的政治智慧。正如一位在德黑兰街头挥舞头巾的年轻女孩对 BBC 记者说的：“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无法夺走我们对自由的渴望。这场斗争不再关于政治或经济，而是关于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