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3年,光绪十九年,浙江绍兴。
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仆人,揣着一封密信和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期票,战战兢兢地登上了停泊在苏州码头的官船。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趟差事,不仅毁了主人的仕途,更让整个周家从云端跌落谷底。
这位主人,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从翰林到阶下囚:周福清的仕途沉浮周福清,字介孚,生于1838年,浙江绍兴人。
他的前半生,堪称读书人的典范。1867年,29岁的周福清考中举人;1871年,他高中进士,殿试位列三甲第十五名,朝考一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这在当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
点翰林、入仕途,周福清先后担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后因性格刚直,不善逢迎,被调任教官。1888年,他好不容易熬到内阁中书的位置,正七品,虽不算高官,但在京城也算体面。

然而,命运在1892年除夕那天急转直下。
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他丁忧回乡。按清朝礼制,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守制三年。就是这三年,彻底改变了周家的命运。
一万两白银的"豪赌"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特开恩科乡试。
这对周福清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的儿子周伯宜(鲁迅之父)多次参加乡试,始终未能中举。眼看儿子年过三十,仕途无望,周福清心急如焚。

更巧的是,这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正是周福清同治十年的"同年"进士。在官场,"同年"关系非同一般,往往互相照应。
此时,绍兴当地马、顾、陈、孙、章五姓富户找上门来。这几家的孩子也要参加乡试,但学问不济,于是凑了一万两白银,请周福清出面疏通关系。
周福清起初拒绝。他深知科举舞弊是重罪,顺治年间的主考官柏葰就因科场案被斩首示众。但五姓富户不依不饶,日日登门,再加上儿子周伯宜的前途,周福清最终动了心。

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局":
写一封密信,附上五姓子弟及儿子周伯宜的名字
约定试卷中使用"宸衷茂育"四字作为暗号
开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期票——这是"虚赃",事成才兑现,不成则无损失
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前往苏州,趁殷如璋的官船停泊时送信。
一声吆喝,满盘皆输1893年7月27日,苏州闾门码头。
陶阿顺将信送上官船,殷如璋当时正与副主考官周锡恩谈话,收下信后并未当场拆看。陶阿顺在岸上等了许久,不见回音,心急如焚——他怕那一万两银票的期票有闪失,回去无法交差。
情急之下,陶阿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对着官船大声嚷嚷起来——
"信里有一万两银票,怎么收了也不给个回条?"
这一嗓子,如晴天霹雳。
殷如璋和周锡恩听得清清楚楚,吓得魂飞魄散。在科举重地公开行贿,这是天大的丑闻。为求自保,殷如璋当场下令将陶阿顺拿下,连人带信一并押交苏州府。

信中内容曝光:五姓子弟名单、关节暗号、一万两期票,铁证如山。
斩监候与八年牢狱周福清闻讯,先逃往上海,后思前想后,于1893年10月回绍兴投案自首。
浙江巡抚崧骏在奏折中为周福清开脱:一是未遂,二是"虚赃"未兑现,三是自首。建议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光绪皇帝震怒,朱笔一挥:"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不是终审判决,而是"死缓"——每年秋审,都要重新审核,决定是否处决。这意味着周福清脑袋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周家必须年年花钱打点,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为救祖父,周家变卖田产房屋,四处借贷,家道急剧衰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虽不知情,但秀才功名被革除,从此一蹶不振,借酒消愁,几年后病逝。
周福清在杭州狱中关押了八年,直到1901年庚子事变后,才被赦免释放。
鲁迅为何烧掉祖父日记?1904年,周福清去世,享年66岁。
他死后,留下了大量日记,记录了几十年来的宦海沉浮、家族琐事,以及科场案的详细经过。这些日记,本是一份珍贵的晚清士人私人史。
然而,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迁居北上时,将这些日记全部烧毁。

这一举动,震惊后世。
鲁迅对祖父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据其三弟周建人回忆,鲁迅童年时,祖父正在狱中,他对祖父的印象并不好——出狱后的周福清整日借酒消愁,骂骂咧咧。
更深层的原因,是鲁迅对祖父"行贿"行为的羞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正是指祖父科场案带来的家族败落。
但鲁迅并非完全否定祖父。他亲手抄录并保存了祖父的诗集《桐华阁诗钞》和家训《恒训》,却对日记痛下杀手。研究者认为,日记中可能详细记录了祖父与姨太太的纠纷、家族内部的龃龉,这些内容触怒了倡导女性解放的"五四"时期的鲁迅。

周建人曾发现祖父的一副自挽联,觉得字好,可惜没能在丧事中悬挂。鲁迅看了一眼,冷冷地说:"这是在骂人。"
一场舞弊案,催生一代文豪历史充满了讽刺。
如果没有周福清的科场案,周家不会败落;如果周家不败落,鲁迅不会从"少爷"变成"乞食者",不会频繁出入当铺与药铺,不会看透"世人的真面目"。

他或许会在绍兴按部就班地读书、科举、做官,成为又一个周福清——而不是那个以笔为刀、剖开旧中国脓疮的鲁迅。
周福清用一万两白银(虽然没兑现)买来的,不只是儿子的功名,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光绪皇帝用朱笔批下"斩监候"时,斩的不只是一个老翰林的仕途,更是整个科举制度的公信力。
1919年,那把火不仅烧掉了周福清的日记,也烧断了鲁迅与旧时代的最后一丝牵连。从此,他不再是周树人的孙子,而是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