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这一天，大明丞相胡惟庸被捕入狱。按照常理来说，这不过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斗争，旧的权臣倒下，新的宠臣会接印。
然而，大明帝国的官僚们很快发现，这一次的剧本被彻底改写了。朱元璋不仅要胡惟庸的命，他还要“宰相”这个职位的命。他下令：“罢中书省，废丞相，事归六部。”
从此，那个上承天道、下统百官的“一人之下”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人们常说明太祖是因为猜忌，但实际上，这场看似激进的变革，其实是一场隐忍了太久的“制度拆迁”。
一、“宰相”二字，曾是那双草鞋最难跨过的门槛在很多人的想象里，皇帝是言出法随的，但朱元璋从坐上龙椅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另一种磁场。
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大明初建时，沿袭的是元朝的中书省制。这意味着，所有的圣旨必须经过中书省的审核、加封，才能下达。朱元璋曾经感慨：“朕虽位居极顶，然政令之出，必经中书，稍有违忤，便生窒碍。”
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对于一个出身赤贫、靠着绝对掌控力打下江山的朱元璋来说，这种“制度化的分权”简直是如鲠在喉。他眼中的宰相，不再是辅佐君王的贤臣，而是横亘在皇帝与百姓之间的“防火墙”。
他需要的是一个如臂使指的行政班子，而中书省却像是一个拥有独立思维的处理器，时不时会弹出一个“拒绝访问”。这种初期的制度磨合，让一个从乱世走出来的君主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二、并不是胡惟庸太强，而是“相权”本身长了刺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洪武六年的《御制大诰》，会发现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厌恶早已溢出纸面。李善长退位后，杨宪、汪广洋、胡惟庸接连登场，但朱元璋的评价却一个比一个低。
他曾对侍臣说：“相权之重，足以壅蔽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宰相这个位置在，皇帝看到的永远是宰相想让他看到的，听到的也永远是宰相过滤后的声音。
胡惟庸的专权，其实只是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切入口。史料记载，胡惟庸在任期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甚至连各国的贡品都要先挑一遍。但奇怪的是，朱元璋隐忍了胡惟庸整整七年。
这七年里，他不是在等胡惟庸变好，而是在等胡惟庸“变坏”到足以让天下人觉得“宰相”这个职位本身就是祸根。他需要一个极致的坏典型，来论证制度改革的正当性。这种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背后是一个开国皇帝对权力的布局。
三、那场名为“废相”的实验，其实是一场体力活胡惟庸倒台后，朱元璋并没有立刻表现出轻松。相反，他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
废除宰相后，皇帝必须亲自对接六部。《明史》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短短八天内，朱元璋审批的公文达1660件，处理的大小事务达3391件。这意味着他每天要看200多份文件，处理400多件事。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量，揭示了废相的代价：皇帝必须把自己变成一台永不疲惫的机器。朱元璋试图通过废相来实现一种“扁平化管理”，他认为只要中间没有了“二传手”，行政效率就会提高，皇权就能直达基层。
但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人的精力是有极限的。他可以做那个铁人，但他的子孙呢？这种将制度建立在个人超强体力上的设计，从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内阁制度、甚至是宦官干政的伏笔。
四、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官位在废除宰相的同时，朱元璋还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他在《祖训》中立下死命令：“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这种极致的严苛，其实是在向未来的士大夫阶层宣告：从此往后，你们只是执行者，不再是合伙人。
翻开宋朝的历史，宰相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甚至在皇帝犯错时封还诏书。但到了洪武年间，这种文官的尊严被彻底打碎。
朱元璋通过废相，将“师友之臣”降格为“奴仆之臣”。虽然他在位时，国家机器运转严密，但这种过度集中的权力，也让官僚系统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当皇帝英明时，万众一心；当皇帝昏庸或怠政时，整个帝国便会像失去主心骨的庞然大物，在惯性中缓缓滑向深渊。
结语朱元璋完成的并非仅仅是一场职位清洗，而是一场长达六百年的孤独实验。他用个人的勤勉掩盖了制度的缺失，却没能算准人性的惰性。
废除宰相，本质上是朱元璋试图用“绝对控制”来对抗“不确定性”。他赢得了当下的权力，却给后代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考题：当一个人要承担全天下的决策时，他终将向那个帮他递折子、握笔杆的人低头——哪怕那个人，只是一个甚至没有官衔的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