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8日清晨，川北蓬溪河畔的雾气尚未散尽，坝子里却已经围满了原第127军的校尉军官。两万余人的起义部队此刻暂时停驻学习，可一件旧账搅得人人心浮气躁——那笔用来置办冬装的大洋，被前军长赵子立私自截留。大衣没影子，寒风却真切刺骨。议论声很快汇成一句话：让赵子立把钱还回来。

消息送到二野六十一军军部，韦杰听完拍案，茶水震出一圈涟漪。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拖下去。自冬季入川以来，部队昼行夜宿，伙食紧张到一天只能就一顿红苕稀饭，每个人都勒紧腰带。若连区区三块大洋都经不起考验，还谈什么人民军队的成色？韦杰当即吩咐：“备车，去成都，把赵子立带出来。”

三天后，一辆灰绿吉普从成都驶向蓬溪。尘土里，韦杰依旧坐副驾，双手反扣在膝头。他从不把钱揣在身上，却把纪律二字揣得很紧。后排赵子立沉默，厚呢大衣没肩章，袖口却新得发亮，难免刺眼。车到半途，赵子立低声说了一句：“要不先缓一缓，兄弟们情绪一过就算了。”韦杰只回了五个字：“军纪没缓口。”

坝子中央树起一张方桌，校官们围成半月。韦杰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住了嘈杂。他没讲大道理，只抛出一句简短的话：“人民军队的门槛不高，进来容易，留住难。该还的，今天一分不少。”说罢，他把目光移向赵子立。对方额头渗汗，迟疑片刻从公文包里取出银元，叮叮当当放在桌上。数完正好三块大洋一人份，总计数千。现场有人鼻子一酸，更多人舒口气，事情算了结。

表面看不过几块旧银元，可背后是一条底线。韦杰出身河北阜平，少年时贫得连鞋都顾不上穿，一路摸爬滚打，从抗战到解放，他见过太多兄弟倒在战壕里，兜里却只有一封写着“愿捐薄力”的家书。因此他对经济问题格外敏感。一次授衔后，警卫员递上四条中华烟，他立刻让人登记扣款，还调侃说：“烟抽完了，可别把工资也烧干。”身边人听着好笑，却再没人敢拿报销做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因贪污三千被枪决，这件事在军中传得沸沸扬扬。毛澤东批示：“纪律先行，情面靠后。”许多干部因此明白，战场失误尚可弥补，挥霍公家则寸步难行。赵子立自然听说过，却以为自己是投诚将领，能网开一面。事实证明，他高估了幸运值。

钱归原主后，韦杰并未离开，而是让后勤当场发放旧棉衣，确保每名官兵当夜能裹紧被褥。随后他把那条最旧、边角磨毛的俄式毯子留给自己，将剩下两条新的交给政委郭林祥与参谋长谢维汉。谢维汉推辞：“军长，这不好看。”韦杰摆摆手：“前线潮气重，老毛毯经得起糟蹋。”一句话堵住众人，行事依旧简洁。

处理完127军的拨款风波，成都还有一摊子收编汽车连的烂账。五十辆缴获汽车、上百口人等着吃喝拉撒。韦杰把解放区带来的钢洋拿出一部分，一人发一块，暂时稳住情绪。有人疑惑为何不直接向地方要粮，他摇头：“新来客，先自己掏腰包，别给老百姓添堵。”这一点小细节，在后来传为兵团内部的口头教材。

行程结束的那晚，韦杰回川北途中，吉普车灯照亮乡道，泥水迸溅。警卫员问他：“军长，您替赵子立扛了不少话，要是他再犯呢？”韦杰眯着眼看远处山影，只抛下一句：“规矩写在前面，可不是儿戏。”随后车厢重归沉寂，唯余发动机低沉轰鸣。

起义收编并非单纯兵力整合，更是一场价值观的重新洗牌。赵子立的银元风波，好似平静湖面投下一块石子。涟漪扩散，提醒每个人：从今往后，枪口一致向外，口袋必须干净。错一次能悔改，错两次就没人再伸手。

韦杰在成都停留不足十日，却留下三件事情：陪赵子立还款，分发棉衣，妥善安置汽车连。看似琐碎，却与仗打得漂不漂亮同样重要。多年以后，六十一军的老兵回忆那段日子，总会提到蓬溪坝子的银元和夜里格外暖和的旧毛毯。那是真金白银的纪律，也是枪膛里尚未散尽的硝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