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回忆两广事变 续
当李、白听到蒋有调离高山的新命时，即通过南京的有关方面攻击蒋独裁，擅改二中全会决议。李、白正式接到蒋于二十八日以政府名义发来的“俭”电后，又于三十日以“世”电复蒋说：“‘俭’电收到了，更调职务，中央苦心措置，我们无不能解”，但“关于抗战救亡大计，仍恳为明确具体之指示，俾便遵循。此间善后事宜俟与季宽（黄绍竑）当面商定”云云。实际上，自黄绍竑自桂系分化出去投蒋后，桂系和黄绍竑早已形成水火不相容的状态，除非黄绍竑能以武力打回广西，所谓“当面决定”，不过是一句不能兑现的官话而已。而他们要蒋明确具体指示“救亡大计”，也无异是“问鼎轻重”的意思。这时蒋已发出上面说过的“东”电，就再复李、白的“世”电说：“所谓救亡大计，关于外交方针与抉择国策之限度，二中全会亦曾明白具体宣示，若谓具体计划，不但于千里之外非可以电文宣达，且就国家权责而言，……只有中央最高机关可责令政府提出报告”，并以他们“分属军人，……只有依照执行”云云为借口，责令李、白“第一要义，仍在接受中央所畀予”的一切任务，就不知道具体措施。蒋并替黄绍竑解释一番，说中央要黄去广西收拾局面，并非黄的本心，如果在他们没有接受新职以前，黄当然也不好回广西去，劝他们要“能断能舍”，“即日离桂赴京，接受新职”，或照他“东”电所约，赴广州会晤。
如前所述，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锣鼓打得很紧，同时电信往还，互相责难，但双方都有所顾忌，所以也互留余地，暗中寻找转圜的办法，遂形成当时一种外张内弛的局势。蒋的死党中，一般鉴于陈济棠的失败，揣测蒋一定会趁此机会彻底拔掉李、白的根子。他们为迎合蒋的心理，故主战的多。那时程潜在蒋政府中列于无权的参谋总长的地位。我因私人的关系，在一九三四年由日本回国时，曾和他交换过关于中日问题的意见。同时，他因业务关系，多少要从国防上考虑问题。到蒋桂双方剑拔弩张时，他曾有电报给我，大意是说：中国要抗战，就不应该再打内战，自毁抗战力量，应教劝双方和解。同我的意见见如何，看广西方面有无和的可能。我复电同意他的看法，希望分途进行敦劝。他得我的复电后，就商量与何应钦联名电蒋（在庐山）建议主和，蒋立即复电同意，并要程先从海道赴广州，待他不日飞广州详商。于是程在动身的同时，来电约我去广州见面。
我之斡旋和平，首先是应程潜之约，以私人资格去的。我于八月十一日到广州，正在同一天，蒋也到了广州。我先看了程潜和他的随员唐星，了解了一下情况。蒋听说我到了广州，就急急忙忙要我见他。我根据诸种情况判断，认为蒋对广西问题有和的可能，因为他的大部兵力如果被广西拖住了，旷日持久不决，其他的问题就会更多。即使他解决了广西问题，将来西北问题就会更难解决，甚至还有许多类似广西的问题出来，这些都不是蒋不知道的。当我去看蒋时，他也毫不掩饰他那种急迫的心情，一开口就问我：“广西情况如何？一定要打吗？你看怎样办好咧？”
我说：“广西问题，好办，也不好办。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也不能包办抗日，要全国一起来抗，并且你领导来抗，那不很简单吗？”
蒋：“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
我：“你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说，你先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机会，这就是自速其亡。”
蒋：“如果在军事上、国防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也不听中央的命令行事，这样的轻举妄动，能够抗日吗？”
我：“安内和准备抗战条件是两回事，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准备抗战，就不应该打内战。”
蒋：“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要从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否则，轻举妄动，只有自取灭亡。”
我：“日本人贪得无厌，永无止境，若茫茫无尽期地准备下去，究竟准备到何时为止呢？”
蒋：“只要地方能服从中央命令，不发生内战，我们就可积极进行准备抗日，从现在起，日本人不前进，我们就积极准备；若他再前进一步，几时前进，几时就打；否则，准备好了再打。”
我：“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的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
蒋：“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我见蒋出来，俞飞鹏请我到太平沙西餐馆吃饭。当我去时，蒋家来广州的一般主战派好汉们都已经在座了。我记得除陈诚、卫立煌、钱大钧、熊式辉等外，连何键也在座，他是当面向我答应过只要两兵他就出兵响应的，我们彼此自然是心照不宣。那时，从这些主战分子的神情看，似乎以为我这时还想和，简直是不识时务的梦想。他们用讥诮的眼光和幽默的口吻问我：“怎么样？你看不会打吗？能和吗？”我说：“这要看你们呀！”我问陈诚：“几时前方？”他说：“吃完饭，马上就走！”他心目中自以为已猜透了蒋的心理，认为和是假的。
我回到了广西，把上述情况和在广州所见到的种种向李、白汇报之后，就商量具体和平的办法，大体上是以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和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等三点为基础，逐步补充成为以下各点：
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
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
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
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
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
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
当我和李、白商量和平问题期间，程潜曾来电说，他想派唐星来广西看看情况，我复电欢迎他来。唐来后住在我的家里，他知道我们对和谈的态度与和平的大体条件内容后，即回广州。唐临走时，我拜托他从旁向程潜了解一下蒋能否接受那些条款。唐回广州后曾来电说大致不成问题，我才第二次赴粤见蒋。这次，我是以正式斡旋和平的姿态去的。
我第二次去广州，大约在八月二十三左右，我记得是到黄埔去见蒋的。当我坐去的小汽艇驶近蒋住处的码头时，蒋穿着一件绸长褂，手上拿一把白扇子，已经从住房的门里出来到了台阶上。小汽艇刚一靠岸，他就已经走过小草坪到艇旁来迎接了。他说：“你来了，好！”从这些细小的情节上，也反映出蒋那时早就盼望着我的到来，也反映他望和心切。把前后情节联系起来看，更足证明我来从中转圜，是喜出望外的。因为那时蒋的亲信都从表面揣测蒋的心理是要消灭李、白，于是绷着一股劲儿喊打，而蒋又不好泄他部下的气，这就弄得蒋毫无转圜的余地，实际蒋的真心反而是要和。
当我向蒋谈在南宁和李、白商定的那些条款时，他在神情上并没有表示不乐意。谈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离广西职位的成命时，他还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
但在谈到要中央补助财政和复员费用时，蒋表示不愿意了。他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
我说：“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场。国家要抗战，他们既是拥护中央，他们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嘛！就像讨亲娶媳妇，你把聘礼送过去，结果还不是连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吗！碗里倒在锅里有甚么不好！”
蒋考虑了一下说：“好吧！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
到我把所有的条款都说完了，最后他说：“好，大体就照这样办吧，你回去再同他们好好说说，要他们体会中央的苦心。”
我答应回广西后尽量同李、白说，并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希望中央早派大员去桂，以便早日解决问题，实现团结救国的目的。他就把将来拟派的中央大员的名字（包括程潜在内）告诉了我说：“我准备要颂云（程）、觉生（居）、益之（朱培德）三人去一趟。”（实际上当时广西要求中央派大员出面斡旋，除了上面所说的用昭信守的理由外，同时更是要争得一个面子，表示对这件事情的解决，并非出自广西的求和。）
我回广西后，向李、白汇报了同蒋谈话的情形，对六项条款大体不会有问题，并告诉他们不日就有中央大员来了，连大员的名字也告诉了他们，问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考虑的没有。
白崇禧就说：“没有问题了，打个电报欢迎他们来好了。”李宗仁却扭扭捏捏，总想在六条之外还出点花样，又不肯明白说出来（因为他自以为在北伐时，一、四、七军声望相等，蒋以广东为基础，他以广西为基础，共同北伐，因此在蒋家王朝中他总要想维持“次高”地位，即第二把交椅的地位，自北伐以后到他从政治舞台上倒下去为止，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谈来谈去总不就范。我揣测他一定是在他的地位问题上还想做点文章，以致到了深夜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心上有些不耐烦，就以夜深为辞告辞出来。可是，第二天，李宗仁一早就来找我，他说：“算了罢，就这样和了罢！”
于是，就在八月二十五日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和谈。
自广东方面因陈济棠垮台，事变中心移到广西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经过约四十天来的明争暗斗，虽然和的问题在骨子里已经肯定了，但外面的锣鼓一直是打得震天价响的。在广西方面的党派团体，天天开会宣传，准备组织政府。翁照垣率领原十九路军所编成的一个师，已进入钦廉方面，准备打开一个出海口，余汉谋又电广西责难，要求广西撤兵离开粤境。八月中旬，广西空军第三队副队长郑梓湘等驾飞机逃广州，并通电指责李、白；同时桂空军司令林伟成又和广西空军二、三队各一部分人员联名通电忠告李、白“幡然改图”。广西本来只有几架破飞机，根本没有战斗力，就是跑了，对广西局面是毫不相干的。不过这些事实，颇使蒋帮主战分子幻想广西会成为广东第二而垮台，故主战气焰益为嚣张，力请蒋下总攻击令，只是蒋始终要他们按兵不动，他们才莫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