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3位“天然的冤家”：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一位律师。

办公室里的气氛诡异，每个人都在尽量保持距离。这几人平时只在法庭上碰面，交流都是唇枪舌剑，就算偶尔路上遇见，也只是挤给对方一个职业假笑。

现在也是如此，其中最用力假笑的那个，是我自己。

我实在不喜欢他们。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曾想把我赶出法庭的法官。坐在右边的那位检察官，几次和我在法庭上交锋，反复标榜自己是名校毕业，我还以为他是在相亲。

而这两位肯定也不喜欢我。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却又爱搞事的律师”。多少次开庭，我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公诉人和法官。

我们这三个职业，向来是打擂台的对象，在法庭上互相牵制，甚至有时会为了案件吵架。不过我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但这次，一桩特殊案件将我们凑在一起。3个人不对抗，不交锋，没有半句争执。

他俩喜欢吸烟，而我闻不得烟味，见我来了，他们立即把烟掐掉。但我主动凑过身，替他们把烟点上，说没有关系，我不讨厌。

房间烟雾缭绕，大家忧心忡忡，所有心思都在一个10岁的小男孩身上。

我们反复讨论几个钟头，最终离开了那间小屋，开始分头行动——如果我们再不努力推进案情，小男孩很可能要永远陷入一个“50平米的地狱”。

我是第一个介入此事的人。当时居委会寄给我一份委托，要求我用法律手段，去营救一个被虐待的男孩。居委会最后一句话是：“为了这个孩子，你能告谁就告谁。”

我原以为事情很简单，毕竟事关虐童肯定一呼百应。但我没想到的是，几乎当地所有人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反倒是平时的几个冤家站出来，要和我一起顶住压力。

1

事件的开端是在半年前，那时我刚收到居委会委托，开车抵达了男孩所在的小镇。

与其说这里是镇子，倒不如说是个小村庄，有大片的稻田，也有开发好了的房地产，城乡建设交杂，似乎什么都在改变。

我来到男孩家门口，停下脚步。我需要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

根据居委会提供的线索，走进这间50平米的小房间之前，我能想象自己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遍体鳞伤，眼神惶恐，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我想最惨大概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推开房门的第一眼，就让我的头皮瞬间发麻。

推开门，先是花露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另一种无法言说的怪味。我深吸一口气，忍不住咳嗽。

面前是破旧的沙发，上面躺着一位30多岁的女子，赤裸身体，只有额头上盖了块毛巾，正在胡言乱语。

旁边的小男孩很奇怪，他异常干瘦，像被上了齿轮一样，机械地帮裸体女人擦洗身子。

见我们来了，男孩才反应过来，给女人盖上毯子，不紧不慢地搓洗毛巾：“妈妈刚才神志不清，说自己在火焰山。”

女人还在傻笑，一个翻身又将毯子撇开，骷髅般的身子再次露出来。男孩想用手去捂，却又不好意思碰到，站在那里干着急。

这般景象并没有让我震惊，见多了吸毒鬼，这不算什么。让我的胃翻江倒海的是，男孩那些稚嫩的举动。他一直在为母亲擦洗身子，打扫家里的垃圾，遮掩这个家不光彩的一面。

我感觉到，这个幼小的生命努力想撑起一片天。

我立即冲过去，将男孩抱紧，跑出了房间。

门口的空气好多了，我不忍再回头看，墙上到处是被砸的印迹，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吸毒用的锡纸和胶管，垃圾堆得老高，蚊虫乱飞乱撞。

狼藉之中，唯一看着舒服的，是小男孩的数学课本。书皮封面被精心包好，上面是一家三口在笑着仰望星空。

打开书，里面的字迹虽然歪歪斜斜，却很干净，尤其是老师给的那一道道红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男孩的成绩有多好。

书的第一页还写下了男孩的名字：XX飞。

我第一次把课本看得如此仔细，只因在这房间，除了这本课本，我再找不出任何正常的事物。飞飞走了过来，将书本紧紧抱在胸口，他的母亲还在不停地翻滚。

居委会的人马上报了警，“我们以前只当这个女人遗弃虐待小孩，没想到她还吸毒，难怪经常丢小孩一个人在家，十天半个月都不管小孩死活。”

我问飞飞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飞飞一脸茫然，“妈说孝顺的孩子都这样。”

我让他过去替妈妈把衣服穿上，说警察就快来了。

只见这个男孩紧紧握住女人的手，“警察会抓走我妈妈吗？我早就想找警察叔叔，但怕妈妈会被抓去枪毙。”

我告诉他，等下来的不只是警车，还有救护车，警察可能会把妈妈带走一段时间，但一定是为了她好。

此时外面围了不少邻居，纷纷议论，他们有的手里拿了几个鸡蛋，有的端了一碗米饭，直说小孩可怜：“以后尽管来找我们，只要能帮的我们都会帮！”

其中更热心的几个，甚至还给我递来一瓶水，囔囔着要我教训小孩的母亲。我那时当真以为，自己身边都是好心人，飞飞肯定有救了。

在众人的视线里，飞飞的妈妈被抬走了。飞飞没有跟着走，说自己害怕走去外面，“怕被人撞见妈妈被抬了出去。”他一直踮起脚尖望向窗外，过了一分钟，他才朝着外面喊：“妈妈，你要听医生和警察的话。”

此时他的眼里还满怀期盼，试图以自己最大努力劝那个女人回头。但围观的人群并未散去，乌泱泱的，仿佛透不进一点光。

2

我把飞飞带到了居委会，准备在那书写起诉他父母的材料，强制对方完成抚养义务。

没想到，飞飞一进居委会大门，就突然抄起扫把，马上开始打扫房间。

我让他不要管那些，去洗把脸。他像得到命令似的冲向洗手间，把水拍在自己脸上。我喊他坐下，他便正襟危坐。只有问到他有什么打算时，他才四处看了看，显得很惊惶。

接下来，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和飞飞的口述，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个男孩的过去。

飞飞曾经有个美满的家庭。但他爸在生意最红火时，莫名染上了赌博、养小姐，把家产通通败光，还性情大变，常常对家人动手。这直接导致飞飞妈妈心理不平衡，放浪形骸泡在酒吧，染上了毒品。

只有飞飞还在每天等爸妈回家，经常通宵亮着灯，直到有天灯全灭了。10岁的小孩夜里四处摸索，发现是电费没人交，掉闸了。

他的日子越来越糟糕，先是无米无炊，再是妈妈吸毒的事儿被传开。乡亲们虽然同情，却不许自己的小孩靠近他，怕被染上怪病，怕会带坏。

飞飞对此很不解，问我：“明明我也是被大人生出来的孩子。”我无法回答。

过了一会儿，飞飞小声问我能不能替他保守秘密，不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同学。他说自己过去一直在隐瞒：“我说我家是个很大的房子，里面住着爱我的爸爸妈妈。”但实际上，他每次只要接近那个50平米的小房子，都得蹲在门口缓好一阵才敢走进去。

“我是骗人了。但我觉得，要是爸爸妈妈爱我有多好，可为什么偏偏不呢？”

我站在飞飞面前，打定主意要给他一次重新生活的机会。原本居委会交给我的工作，只是想让我帮着准备材料递交给法院，强制飞飞父母尽到抚养义务。

但现在看来，我要再往前一步，多做一点——通过合法途径，撤销不负责父母的监护权，为飞飞找到合适的人家，让他以后能在一个亮堂的家里打开书本。

两周后，有这个想法的人又多了一个。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电话给我，“不是公事，是绝对的私事，我是第一次希望你们律师多弄点事情出来，而且要做得很好。”

说来很惭愧，这位民警平时也不怎么喜欢我。我不像大部分律师一样，平时会注意人脉。我每次都要事先和当事人说，公安局的谁讨厌我，我顶撞过法院的哪个法官，让他们考虑清楚，我是一个没人缘而且有点儿认死理的律师。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我认死理，这位民警才会特意来联系我。

民警告诉我，飞飞妈妈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已经算是没脸没皮了，甚至当场脱衣要性贿赂我们，说小孩只是她的一个工具”，她还几次称亲生儿子为“小奴才”。

他们决定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同时他个人怀疑这女人有仇视男人的极端心理。

飞飞得知母亲管自己叫“小奴才”，一直抱着自己的书本哭，“妈妈为什么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飞飞的叔叔和姨妈愿意接他过去暂住。我和他们碰过面，看着很和善，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会轮流照顾飞飞的生活起居。

两个月后，我正在准备案件的材料时，孩子父亲却突然出现了。

飞飞父亲主动回到家里，还带了一个高级蛋糕，当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面对儿子又亲又抱，说自己从现在开始浪子回头，要担负起家庭责任。

没过多久，飞飞妈妈从派出所出来了，偶尔会住在家里。

而原本收留飞飞的叔叔姨妈，一看他的父亲出现，马上就放心了。他们觉得只要是父母，不管之前有多大的过错，都能过去了，还专门电话告诉我：“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父母，打在你们身上，疼在我们心里。没有隔夜仇。”

按理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结局，只是我有点不踏实，就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民警说了情况。他思考几秒后，回复我：“反正我们不能放弃观察，好坏得先看看。”

这话让我感觉很温暖。他的意思是要等到飞飞成年才放手，我们几个真心希望这孩子能健康成长。

几天后，我主动去了一趟飞飞家里，想确认最近的情况。

奇怪的是，敲了几次门都没人应声。我找出飞飞藏在鞋里的钥匙。

打开门，我又一次崩溃了。

房间空无一人，地上遍布血迹。我第一时间寻找飞飞平时寸步不离的书包，居然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