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博国宝劫案，内部人监守自盗带铭文的西周青铜器......

01 国宝失窃

1959年的北京，盛夏。

这是一个沸腾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共和国的十周岁生日。

天安门广场作为这场盛大庆典的心脏，早已被装点一新。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喜悦。

广场东侧，刚刚落成的国家博物馆，作为“十大建筑”之一，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睨，雄伟地矗立着，准备向世界展示这个新生国家五千年的璀璨文明。

然而，历史的剧本，往往喜欢在最宏大的乐章里，插入一段不和谐的、令人心悸的变奏。

风暴，就在这片喜庆的海洋下悄然酝酿。

先是故宫出了事。

珍宝馆里，一件象征着无上皇权的乾隆金册，在层层护卫之下，居然不翼而飞。

消息传出，公安系统立时紧张起来，毕竟这地界太敏感了。

好在这案子不算复杂，窃贼是个求财心切的惯偷，手法粗糙，翻窗时留下了一枚清晰的指纹，撬锁的工具更是业余得可笑。

专案组没费多少力气，顺藤摸瓜就把人给逮了。

案子破得快，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可这口气还没松到底，一个更惊悚的消息从一墙之隔的国家博物馆传来——国宝“史孔和”，丢了。

如果说金册案是个莽撞的闯入者制造的闹剧，那“史孔和”失踪案，就是一出近乎完美的魔术。

没有被破坏的门锁，没有被撬开的展柜，没有任何打斗或挣扎的痕迹。

这件记录着“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就这么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

消息被严格封锁，但恐慌却在内部以几何级数扩散。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盗窃了。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根羽毛的飘落都可能被解读出政治的重量，更何况是一件国之重器。

阴谋论开始发酵：这是不是蓄意的政治破坏？是不是台湾方面的特务，想在国庆大典前制造混乱，给新中国抹黑？如果国宝被偷运出境，那将是无法估量的政治和文化灾难。

两份详细的案情报告，被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了中南海，放在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总理的批示简短而有力：公安部、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博物馆，联合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绝不能影响十年大庆。

“限期破案”四个字，如同一座大山，压在了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心头。

一个最高规格的专案组火速成立。

经过一番彻查，唯一的结论，几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是内鬼干的。

国家博物馆，这座汇集了全国无数国宝的殿堂，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囚笼。

每个人都可能是嫌疑人，每一双眼睛背后都可能藏着秘密。

丁大华，一个刚从学校毕业，怀揣着对文博事业无限热忱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

他的人生，就像一张刚刚展开的白纸，还没来得及书写理想，就被这盆墨水浇得面目全非。

他是第19号展柜的看守员，“史孔和”就是他负责的文物之一。

案发前一天下班，他还像往常一样，仔仔细细地点了一遍柜子里的17件青铜器，确认无误后才锁上柜门离开。

可第二天一早，当他再次站在这里时，那个熟悉的位置，空了。

那一瞬间的震惊，很快就被一股冰冷的恐惧所取代。他成了当然的第一批嫌疑人，理由简单粗暴——他是最后一个接触文物的人。

专案组的效率极高，很快就划定了三个嫌疑圈。

第一圈，也是风暴的核心，就是案发当晚接触过展厅的三个人：丁大华，以及接替他值夜班的赵桐臻和杨文和。

调查的重点，自然也落在了他们三人身上。

几天前，博物馆内部召开了一次安保工作会议，丁大华也在场。

会上，保管部的组长张荣，一个素来严肃的老同志，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了赵桐臻，说他几次值夜班时心不在焉，有脱岗和同事闲聊的现象。

当时赵桐臻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当场就顶了几句嘴，气氛很是尴尬。

丁大华当时只当是个工作上的小摩擦，可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句口角，仿佛成了这桩惊天大案一个不祥的预兆。

审讯室里，空气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公安部侦查处长李宝亭亲自坐镇，这是一个眼神像鹰一样锐利的老公安。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吼叫，但他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试图剖开你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一次审讯中，丁大华被安排坐在长条桌的正中央，李宝亭在他对面，而赵桐臻和杨文和，则分坐在他的两侧。

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安排，却让丁大华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他感觉自己头上的嫌疑，已经悄然升级了。

“大华同志，”李宝亭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丁大华的心上，“我觉得你说得还不够。你再把17号下班前的经过，一分钟一分钟地，重新说一遍。你再仔细想想，你离开时，柜子里到底是多少件文物？你的这段记忆，直接关系到这个案子的侦破方向！”

到底是多少件？

丁大华的脑子成了一团浆糊。

他拼命地回忆，可越是想记清楚，那天的场景就越是模糊。高压之下，人的记忆是会骗人的。

“17件！……也许，也许是18件吧……不，就是18件……”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挣扎着，说完这句话，他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更可怕的是，专案组开始引导他进行“自我揭发”。

这是一种足以摧毁人意志的心理战术。

你必须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承认自己存在作案的“可能性”。

于是，丁大华被迫承认：自己刚参加工作，经济拮据，也许会为了钱动歪心思；自己的父亲解放前是古董商，懂行，也许是他指使自己干的；那天展厅里没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顺手牵羊……每一句“承认”，都像一把刀，深深地扎进他的心里，可他别无选择，只能配合。

风暴很快从博物馆蔓延到了他的家庭。

父亲，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被单位严密监视，每天下班都必须汇报自己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母亲，原本是街道的治保主任，被迫停掉了工作，整日躲在家里以泪洗面，不敢出门。

哥哥和妹妹，也因为“家庭政治背景出了问题”，被暂停了升学的机会。

一个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夜之间，乌云罩顶。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初恋。

女友家中有一个亲戚在香港，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为了不牵连她，丁大华在审讯室里熬了几个通宵后，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封绝交信。

信里没有解释，只有冰冷的“分手”二字。

后来，姑娘借着参观的名义来看过他一次，隔着人群，眼神里满是担忧和不解，还悄悄塞给他一张写着电话的纸条。

丁大华把那张纸条，揉碎了，扔了。

他不敢联系，也不能联系。

他的人生，仿佛已经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窃案，彻底打断了。

02 牛栏山“引蛇”

时间一天天过去，“史孔和”案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把国家博物馆翻了个底朝天，连大盂鼎、司母戊鼎这些大家伙的内部都用探照灯查了个遍，依然一无所获。

案子就像沉入深海的石头，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然后便再无声息。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汹涌，不找到那块石头，谁也别想上岸。

正面强攻既然无效，老练的公安干警们决定换个思路——引蛇出洞。

1960年春天，文化部下达了一项计划，安排一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国家博物馆的名单里，丁大华、赵桐臻、杨文和这三位核心嫌疑人，一个不落地都在其中。

目的地，是北京顺义县的牛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