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蝙蝠是埃博拉、SARS、新冠等致命病毒的天然宿主？它们为何能够与这些病毒长期共存，却自己少生病？

今天，让我们来解开“蝙蝠与病毒”这个长达千万年的共生之谜。

立百病毒、亨德拉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SARS，以及后来的COVID-19……

每一个都刻着人类现代史上的惨痛记忆 —— 它们中，埃博拉病毒部分毒株致死率高达 50%-90%，SARS 致死率约 10%，新冠病毒虽致死率低于前者，但凭借极强的传染力造成了全球性影响。

这些恐怖的病原体，大多在野生蝙蝠中发现了潜在自然宿主，其中埃博拉、SARS、尼帕等已明确蝙蝠为自然宿主，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研究目前仍支持蝙蝠为最可能的源头，中间宿主的作用尚在进一步探索中。

这些病毒对人类极其致命，但对蝙蝠而言，却常常不会引起明显疾病。科学家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蝙蝠与病毒长期进化的结果。

首先，蝙蝠的生活习性简直就是为了传播病毒而设计的。

爱热闹：除极少数独居种类外，绝大多数蝙蝠都喜欢群居。它们成千上万只挤在一个狭小的山洞里，彼此紧挨着。这种高密度的“社区生活”，让病毒在个体之间传播变得极其容易。

跨物种交流：更糟糕的是，不同种类的蝙蝠往往会混居在一起。这为病毒在不同物种间跳跃、变异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携带病毒但不显病：最诡异的是，虽然蝙蝠携带了这么多致命病毒，但它们自己却几乎不生病。它们就像没事“蝠”一样，带着一身的毒到处飞，活蹦乱跳地传播病毒。（科学研究认为，蝙蝠对很多病毒具有耐受，即它们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或限制病毒对身体的损害，而不是完全清除病毒。）

为什么蝙蝠能与这些病毒长期共存而不发病？科学家发现，这竟然是飞行带来的意外馈赠。

蝙蝠是唯一能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但这并非没有代价。

飞行是一项极度消耗能量的运动。为了飞起来，蝙蝠的新陈代谢率极高，这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化物”等有害副产物，这些东西通常会破坏DNA。

为了应对这种飞行带来的身体损伤，蝙蝠在进化中被迫“升级”了自己的DNA修复系统和免疫防御系统。

这使得蝙蝠的免疫系统进化出独特的‘耐受平衡’—— 既不会对病毒发起过度攻击（避免自身组织损伤），又能持续抑制病毒复制，不让其爆发性增殖。

它们体内的特殊细胞能够持续压制病毒的复制，不让病毒爆发，但也不完全清除它们。

于是，蝙蝠与病毒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和平共处”。

这还没完，飞行为病毒的进化提供了一个筛选机制。

大多数病毒是非常娇气的，它们需要在宿主正常的体温下（约37℃）才能生存。一旦宿主发烧（体温升高），很多病毒就会被“烧死”。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发烧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

但蝙蝠不同。

当蝙蝠起飞时，由于剧烈的运动，它们的体温会飙升到40℃左右。这就相当于蝙蝠每天晚上出去觅食时，都在经历一场“高烧”。

这种频繁的“飞行桑拿”，成了病毒的炼狱。

弱小的病毒：被热死了。

强悍的病毒：活了下来，并进化出了耐高温的能力。

这意味着，能在蝙蝠体内存活下来的病毒，都是经过多重筛选的“强适应型毒株”。

当这些适应了40℃高温的病毒跳到人类身上时，我们常规的发烧（38℃-39℃）对它们的抑制作用会大幅减弱，难以像阻挡普通病毒那样有效遏制其复制。

简而言之，蝙蝠的飞行不仅赋予了它与病毒共存的能力，还无意中推动病毒进化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

虽然蝙蝠可能携带多种病毒，但这绝不是我们要消灭它们的理由。

首先，这类病毒疫情的爆发，责任不该由蝙蝠承担。

在数千万年的进化中，蝙蝠一直带着自身的病毒 “隐居” 于深山老林，与人类维持着互不干扰的平衡。

是人类的活动 —— 过度扩张、砍伐森林、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甚至食用野生动物 —— 打破了这层自然屏障，才让病毒有了跨物种传播的可乘之机。

尼帕病毒（马来西亚疫情）：核心原因是当地森林环境遭破坏，迫使狐蝠迁徙至养猪场周边；蝙蝠啃食过的带毒水果掉落猪圈，被猪误食后引发感染，病毒最终通过病猪传播给人类。

亨德拉病毒（澳大利亚疫情）：因人类活动破坏森林栖息地，果蝠被迫飞进郊区花园觅食，进而感染了当地的马，病毒再由马传播给人类。

每一次瘟疫，其实都是大自然对人类越界行为的惩罚。

此外，蝙蝠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帮植物授粉（如榴莲、龙舌兰），帮农民吃掉数以吨计的害虫。

我们也许应该从蝙蝠身上学点什么——比如它们那能修复DNA、不得癌症的神奇免疫系统。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敬畏。

既然我们知道蝙蝠是一个携带多种病毒的特殊宿主，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离它们远一点，别去打扰它们，也别让它们被迫来打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