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德国《柏林晨报》刊登文章，讨论德国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德国近年来的尴尬处境是：一边在政治上高喊“去风险”，一边在产业上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市场和工程能力。

要弄清楚这种“上瘾”从何而来，需要先回到德国经济自身的起伏。

一百多年前，“德国制造”代表的还是价廉物不美的低质产品，这个词本身就是当时英国人为了嘲笑德国商品而发明的。一百多年后，人们未必能说出几个英国工业品牌，但对戴姆勒、西门子、拜耳、博世、大众、宝马、巴斯夫这些德国企业却大多耳熟能详。

从1948年占世界出口份额的1.4%，到2003年的10.2%，正是强大的制造业和高质量的工业产品，把德国送上了全球制造业的高位，也让它坐稳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

但到了2024年，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德国是2023年七国集团中唯一出现萎缩的经济体，2024年也将是增长最慢的成员。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随后证实，德国国内生产总值2023年下降0.3%，2024年又下降0.2%，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商业景气指数在2024年夏季持续走低，英国《金融时报》也发文追问，德国会不会再次成为“欧洲病夫”。

对于这个问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回应颇为直接，她认为德国是不是病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大利的经济前景比德国好。作为欧洲的“老大哥”，德国的疲软不仅是自己的问题，也在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增长。

时任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在2024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回应说，德国不是病了，只是有点累了，喝一杯好咖啡就能缓过来。言下之意，说德国疲惫可以接受，说德国是病夫则不能接受。

德国到底是否只需要一杯咖啡，可以从国际经济关系、能源结构和政策困境三个层面来看。

一、上一次“欧洲病夫”是怎么来的

1990年10月3日，东西两德正式统一。由于战后发展路径不同，西德的经济实力远超东德，拥有约6000万居民的西德把相对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展到约1600万东德人身上，但收入和生产率上的巨大落差，反而让东德经济在统一初期大幅萎缩。

早在1989年匈牙利开放与奥地利的边境之后，就已经有大批东德人绕道匈牙利、经奥地利进入西德，统一之后人口向西流动更是没有了任何障碍。

为了尽快弥合东西差距，同时利用东部的劳动力资源推动整体制造业发展，统一后的德国开始向东部地区大规模投入资金。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开支高达约1000亿马克，折合约500亿欧元，从1991年到1997年，累计投入超过3500亿欧元。

无论是推进工业化还是完成东西部经济一体化，能源都必不可少，而能够提供大量、稳定、廉价能源的，正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放市场，德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很早就开始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2001年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用德语发表演讲，也被视为两国关系紧密的象征。

在德国推进东部重建的同时，许多亚洲经济体进入了快速工业化阶段，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需求急速增长，以品质著称的德国制造自然成为首选。1990年德国对亚洲出口额约为160亿马克，到1997年已增长到约400亿。

一边是重建东部的巨额开支，一边是亚洲新兴市场带来的出口红利，时任总理科尔在199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强调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对全球增长至关重要。然而仅仅半年之后，泰铢遭到投机攻击，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德国的外需随之受挫，叠加统一带来的财政负担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德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在封面上把德国称为“欧元区病夫”，这一标签由此而来。

此后，施罗德政府推出“2010议程”和哈茨劳动力市场改革，压缩福利开支、增加用工弹性，为后来的复苏打下基础。真正让德国走出低谷的，是两条外部支柱：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以及来自中国的庞大市场。

二、能源支柱的崩塌

德国工业体系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化工、钢铁、汽车零部件等行业都是耗能大户。长期以来，经由管道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为德国工业提供了明显的成本优势，北溪管道项目正是这种合作模式的产物。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同年9月北溪管道遭到爆炸破坏，德国被迫在短时间内转向价格更高的液化天然气，工业用电和用气成本大幅上升。能源供应波动让德国工业对外部依赖的风险格外敏感。

能源成本的抬升直接冲击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巴斯夫等化工企业相继宣布在德国本土缩减产能，部分高耗能环节外迁的讨论也日渐增多。

再加上德国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三座核电站，能源结构转型的成本进一步集中显现。有德国企业测算过，在本土生产时仅物流和供应商协调成本就可占到总成本的两成以上，这种成本结构在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更加难以承受。

三、政策困境与政府更迭

外部支柱动摇之后，德国的财政政策又陷入僵局。2023年11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府将600亿欧元新冠疫情应急信贷额度挪作气候与转型基金的做法违宪，“交通灯”联合政府的预算计划随之被打乱。

此后，主张严守“债务刹车”的自民党与主张扩大投资的社民党、绿党之间分歧不断加深，一方坚持财政紧缩，另一方希望通过加大投资寻求突破，没有足够的资金，许多改革计划都无从推进。民调机构INSA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换届对德国更有利，希望维持朔尔茨政府的只占22%。

2024年11月，朔尔茨解除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执政联盟随之破裂。2025年2月德国举行提前大选，联盟党获胜，默茨于同年5月出任总理。

在新政府组建前，联邦议院于2025年3月通过修宪，放宽国防开支受“债务刹车”约束的限制，并设立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特别基金。财政空间虽然打开了，但德国经济的复苏依然缓慢，2025年全年仅实现微弱增长，能源、投资和外需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因换届而自动消失。

四、德国能离开中国吗？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德国部分政界人士对华态度趋于强硬，主张在贸易和投资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朔尔茨在2021年上任时就提出要调整德中关系，德国对中国的定位包括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而不少德国政客更强调后两者。

2023年7月，德国发布首份《中国战略》，提出降低对华依赖，要求企业在对华投资时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并加强对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管制和供应链审查。

但到了2024年，减少对华依赖的论调，逐渐被要求外国企业平等进入中国市场的呼声所取代。2024年4月，朔尔茨带领西门子、巴斯夫、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宝马等企业高管访华，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危机感。

回看2005年默克尔上任时，德国经济同样疲软，但随后逐步复苏，并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这背后，是在俄罗斯保障能源的前提下，中国成为德国高附加值工业品的重要市场。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中双边贸易额从2005年的约612亿欧元增长到2022年的近3000亿欧元，中国从2016年起连续多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默克尔在16年任期内访华12次，是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

这种联系早已不止于买卖。宝马在沈阳建立了其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市场长期贡献其全球销量的近三成；梅赛德斯-奔驰在北京设有其德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研发体系，并于2025年入股中国科技企业千里科技；博世也在苏州等地持续加大智能驾驶相关的研发投入，看重的是中国丰富的道路测试场景和密集的工程人才。

更深层的变化来自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约4514亿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同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288.8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过去，中国是德国机床和汽车的买家；如今，中国在电池、电驱、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软件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德国企业要保持在新能源时代的竞争力，越来越需要在中国研发、在中国验证、借助中国的供应体系。这样的紧密联系被一些评论者比作“上瘾”：不是单向的依附，而是在技术迭代速度和成本效率上，德国企业已经很难找到同等条件的替代方案。

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康林松曾公开表示，退出中国这样规模的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德国在“去风险”的政治口号与企业的现实选择之间反复摇摆，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林德纳所说的那杯咖啡，或许能让德国暂时提振精神，却解决不了能源成本、投资不足和外需放缓这些结构性难题。上一次德国走出“病夫”困境，依靠的是改革加上开放的国际市场；这一次，若在政治上刻意切断与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市场之间的联系，德国付出的代价恐怕会远高于“戒断”带来的安全感。

对德国而言，比讨论能否戒掉对中国的依赖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开放合作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