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四川仁寿县钟祥镇龙桥社区村里排查出了400多亩撂荒地。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走”了。社区党总支书记范冬说，龙桥社区三社有农户500多人，在家的只剩老人和儿童100多人，其中有「弱劳力」30多人。被视为「强劳力」的18至60岁健康男性，几乎没有。

这不是特例，而是一幅正在全国山区丘陵地带复制的图景。我国农业，表面上看成绩亮眼。2025年全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比上年增加167.5亿斤，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粮食已经连续22年丰收，播种面积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单产也在持续提升。这些数字说出去放哪个国家都了不起。但数字里有很多东西被掩盖了。粮食连年增产，是政策高压、高额补贴和技术进步共同撑起来的，并不意味着农业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那些矛盾正在积累，有些甚至在加速恶化。

Part.01谁来种地：劳动力危机已经到了很严峻的地步

这是所有问题里最根本、也最难被数字量化的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本身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单向、不可逆的。进城的青壮年，绝大多数不会再回来种地。留下来的，是老人、妇女、儿童。四川是农民工输出大省，2021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682万人，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定居城市。四川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1.92%，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四川尚且如此，内陆欠发达省份只会更严重。截至2023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5.4%，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为深刻。数据上看，农村老龄化比城市要快得多，因为青壮年的流失速度远高于城市。老人种地，会发生什么？因为缺乏劳动力，一些老龄农户自发对粮食种植结构进行了调整，「种近不种远、耕沃不耕贫」。机械化对基础设施要求更高，种地从人力到机器遭遇规模化瓶颈。现在的面临的情况就是能偷懒的地方全部偷懒，远的不种了，差的不种了，种不了的就撂荒。这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这是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撂荒问题比很多人以为的要严重得多。1990年至2020年，撂荒农户数量增长近15倍，撂荒农户占比从1.3%增加到21%。也就是说，全国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农户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在山区，情况更加触目惊心。2014年至2015年全国山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近80%的山区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耕地撂荒率达14%。这意味着什么？以2020年为例，全国因耕地撂荒造成的粮食产能损失约为4923万吨，能够养活1.23亿人口。这个数字挺让人震惊的。相当于四川、湖南两省的总人口一年的粮食，就这样白白损耗在了「种不了」的撂荒地上。劳动力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撂荒。老人种地，使用技术的能力弱，对新农药、新品种、新农机的接受程度低，生产效率和管理精细度都会下降。丘陵山区的地块往往细碎、坡度大，无法机械化，老人拿锄头种的那几亩地，单产再怎么提高，规模效应也出不来。有一种解法是「谁来种地」由农业公司和合作社来承接，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龙桥社区2022年就是这么做的，引入农业公司统一机械化种植，解决了撂荒问题。但这个解法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后面再讲。

Part.02土地制度与规模化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农业用地的基本格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形成的「小农经济」。每户农民承包几亩、十几亩地，全国14亿亩左右耕地分散在数亿农户手里。这个制度在历史上有它的逻辑，解决了分配问题，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放在今天，它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块太碎。一家农户的地往往分散在七八个不同地块，东一块西一块，大机械进不去，小机械没效率，连正常的水肥管理都难以统一。研究显示，土地细碎化严重且灌溉条件不佳的区域更易撂荒。土地流转推进这么多年，成效有限，背后有深层原因。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们不愿意轻易将承包地流转出去。城里混不下去了，地还能回来种；医疗、养老没保障，地是最后一道安全网。流转了之后，也不是万事大吉。农业公司进来搞规模化，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可能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忽视地力保护，甚至搞一些「非粮化」的作物，把良田种成了花卉、果树，或者直接搞观光农业。耕地「非粮化」是这几年被反复提起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农民拿到地块了，但不种粮食，种经济作物，甚至搞非农建设，因为这些比种粮食挣钱。从农民个体来说完全合理；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是个系统性威胁。还有耕地「非农化」，就是直接从耕地变成了建设用地、景观用地、工业用地。经济日报的调查指出，当前耕地不仅数量在减少，局部质量也在变差，保饭碗的耕地面临数量缩减与质量劣化两重压力。

18亿亩耕地红线的底线思维没有错，但单守数量不够，还得守质量。一块被翻来覆去种过量化肥的地、一块被农药侵蚀了十多年的地，名义上还是耕地，实际上产出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矛盾还有一层：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让愿意长期经营农业的主体缺乏安全感。土地承包到期了能不能续期？流转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多强？中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在和地方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结果就是，真正愿意踏实种地的人，往往又缺乏扩大规模的制度保障。

Part.03种业的短板：农业的「芯片」问题

种子被叫做农业的「芯片」，这个比喻相当准确。芯片卡脖子，机器就跑不起来；种子出问题，地再肥、人再勤都是白搭。有必要先把一个误解说清楚：中国粮食作物的种子，整体上是安全的。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能实现100%自给。国内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粮食主粮层面，并不存在「明天断种」这种级别的危机。但短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卡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第一，育种技术的代差。国际种业早已进入分子育种、工厂化育种阶段，而我国部分地区的作物品种仍以常规育种手段为主。分子标记开发与辅助选择、基因编辑与分子育种等技术应用还比较少。这就好比别人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我们还在用手绘图纸，效率和精度都差一个数量级。第二，蔬菜、畜禽、特色作物领域的进口依赖。行业人士表示，虽然每年通过的种子审定品种很多，但很多过审的品种存在低端、重复的情况。一家种企相关人士直言，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时间成本，对于中小种企而言，要产出突破性的品种很难。蔬菜种子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东北某蔬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的说法很直白：国内尖椒种子只能采两茬，国外种子可以采三茬，而且外形好看，市场认可度高，价格也高。农民是逐利的，洋种子卖得贵，但农民还是选它，因为用它种出来的菜更能卖钱。猪的种源问题也是长期隐患。中国的猪主要是国外引进的「杜长大」，包括美国杜洛克猪、丹麦长白猪和英国大约克猪。这意味着整个生猪产业链的源头种质，高度依赖从国外持续引进。一旦国际关系出现变数，这条链子会在什么地方断，很难预判。第三，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基础工作薄弱。种质资源是培育新品种的源头和基础，随着品种的推广，种子退化严重。只有种质资源丰富，才能优选劣汰，培育出更多市场需要的新品种。种业问题的根本，不是今天买不到种子，而是明天能不能自主培育出更好的种子。这是一场时间上的竞争，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投入，无法用短期政策冲刺解决。

Part.04土壤与生态的透支：这口锅背了几十年了

这部分是最难直观感受到的，因为土壤的退化是慢性的，不像一场洪水那样一目了然。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所有问题里代价最大的一个。中国以占全球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这听起来是奇迹，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相当程度上，是化肥和农药的高强度投入在支撑。中国的化肥生产量和使用量位居世界第一。存在肥料使用结构不合理、过量施用和利用率低的问题。不少地方的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收成，直接把化肥用量加倍，认为「多施一点肯定没坏处」。结果是：土壤板结、土壤酸化、土壤盐渍化、土壤地力衰竭、土壤污染、土传病害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化肥的利用率也相当低。中国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世界发达国家低15%到20%左右。投入多、利用少、污染重，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大棚蔬菜区的问题尤其突出。大棚蔬菜以及果树区，农药化肥的投入占据整个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二。长年复种、连作，地力透支极为严重，土传病害越来越难控制，农药用量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目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农业面源污染量大类多、分布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隐蔽性：化肥、农药的残留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渗透扩散，受污染的土壤看起来还是土壤，污染的地下水肉眼看不出来。等到问题显现的时候，往往已经积累了十几二十年。水资源压力与土壤退化叠加，使得农业生态基础越来越脆弱。华北平原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同时也是地下水超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华北地区，因地表水资源不足，大量农田灌溉导致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河北、山东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已经开始威胁长期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我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的25%，单位灌溉面积的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19%。北方65%的耕地，只能分到全国20%的水资源。这个先天格局不能轻易改变，南水北调只是缓解，解决不了根本。土壤的问题还体现在黑土地上。东北黑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耕地资源，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但长期高强度耕作、保护性耕作推广不足，黑土层正在变薄。黑土形成需要数百年，而流失可能只需要几十年。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慢性病变，但它们的特点是：今天看不出来，十年后出大问题。

Part.05产后损耗：农业系统最被忽视的漏洞

说到粮食安全，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种更多、收更多。但有一个维度经常被忽视：生产出来的粮食，能有多少真正到了人的嘴里？答案令人震惊。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三大主粮全产业链浪费和损失严重，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26.2%、16.7%和18.1%，约占三大主粮总产量的20.7%。

也就是说，每生产五斤粮食，就有超过一斤在从田间到餐桌的过程中损失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曾在全国两会上表示，我国的农产品是「吃掉1/3、扔掉1/3、烂掉1/3」。果蔬和薯类产后损失率高达15%到25%，每年粮食损失近2亿吨，造成生产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农民经济损失。

这个数字几乎就是再开一块几亿亩的「无形土地」。损耗发生在哪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收获环节：小农机收割留茬率高，边角地块收不干净，遇到连阴雨天气粮食就烂在地里，农民没有专业烘干设备，只能靠天晒粮，遇到不好的天气大量损耗。储存环节：农户储粮装具大多材质简陋、保管技术水平低，鼠咬、虫食和霉变等多有发生，粮食损失率高达约8%。运输环节：传统运输主要用麻袋、编织袋装粮食，进仓库需要拆包，转运时又要重新包装，效率低、损耗大。加工环节：大米每抛光一次，就有3%的损耗，不仅营养物质减少了，加工成本也增加了。消费者追求「精米白面」，倒逼加工企业不断过度精加工，每精加工一道工序，就多一分损耗。消费端：据有关专家测算，消费环节我国每年造成粮食浪费在800至1000亿斤。餐厅浪费、食堂浪费、家庭浪费，叠加在一起是天文数字。蔬菜和水果的损耗比粮食还严重。蔬菜的全产业链总损耗率约为27.7%，水果约为13.2%，蔬菜和水果损耗主要发生在收获后处理和零售阶段。这意味着，农民辛苦种出来的蔬菜，有将近三成在到达消费者餐桌之前就已经损坏丢弃。这背后是冷链物流体系的巨大缺口。中国生鲜冷链基础设施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尤其是县乡一级的冷链基础设施几乎空白，导致生鲜农产品的损耗极高。还有流通体系的层层加价问题。从农民手里的地头价，到消费者买到的零售价，中间往往要经过多个流通环节，每过一关加一次价，有时价格翻几倍，而流通效率却没有同步提升。农民卖不上好价，消费者买得不便宜，中间损耗还大——这是一个效率极低的农产品流通链条。

Part.06种粮比较效益低迷：所有问题的经济根源

很多人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会绕开一个最核心的经济问题：种粮食到底挣不挣钱？答案是：勉强能挣，但不够有吸引力。一个北方普通农户，种一亩小麦，按2025年的收购价和种植成本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服务费，净收益大概在300元到500元左右，看天气看行情。一个熟练工人在城里打工，一天能挣200元以上。算下来就很清楚了。种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比不上城里工作一两天。这就是「比较效益」问题的本质：不是农业不赚钱，而是相比于同等劳动投入的其他选择，种地的回报率太低。专家表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不仅需要守住耕地、良种、科技等重要资源，也需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增强稳粮、抓粮、护粮的内生动力。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问题在于，粮食定价有其特殊性：价格高了，下游食品加工和居民消费承受不了；价格低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就起不来，耕地就撂荒。国家每年为此要支出大量补贴，但补贴的规模和覆盖面，在广大分散的小农体系下，很难实现精准有效。种粮比较效益低，带来了几个连锁反应：其一，农民主动放弃粮食种植，转向收益更高的蔬菜、水果、花卉。这就是耕地「非粮化」的经济逻辑。从一家一户的角度完全理性，从粮食安全角度则是系统性隐患。其二，年轻人不愿从事农业。农业院校的毕业生里，真正回农村种地的比例极低，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从事农业相关的金融、科技、贸易行业。农业生产一线持续缺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其三，农业投入不足。因为利润薄，农民舍不得在农机、技术、优质种子上投入，更倾向于走「低成本+补贴」的路线。这进一步压低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政府通过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业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手段来弥补这个缺口，但本质上是在用财政力量维持一种市场信号下不可持续的农业模式。这笔账越来越难算。

Part.07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研究在实验室，问题在田间

从科技角度看，中国农业科研的水平并不差。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整体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有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大量顶尖论文，也有不少技术突破。但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割裂：实验室里能做到的，很难变成田间地头的真实生产力。农业科技创新依然面临着农业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以及农业科技创新机制「散片化」等挑战。为什么会「两张皮」？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主要看论文发表、课题经费、奖项头衔，不看技术有没有真正被农民用起来。农业推广体系资金不足、人员流失，无法承担将新技术从科研院所「最后一公里」推进农田的工作。企业和资本对农业技术的投入积极性不强，因为回报周期长、知识产权保护难。当前，中国整体研发投入以企业为主，2023年企业在全国研发经费中的占比已超过80%。然而在农业科技领域，政府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随着农业向市场化与产业化方向加速演进，「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投入模式已然成为必然选择。这个结构性矛盾的后果是：很多农业技术停留在小范围示范、试验阶段，无法大规模推广。农民用的技术，往往还是十几年前的老路数；科研院所研究的，是农民短期内用不到的东西。具体到机械化，情况也复杂。2024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75.64%。三大主粮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在覆盖面之外有另一面：我国农机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特别是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高端智能装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产农机在中低端市场覆盖率高，但在大型精准农机、智能农机领域，高端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发动机、液压系统、传感器，这些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积累不足，是国产农机长期的软肋。在丘陵山区，机械化率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地地块小、坡度大、地形复杂，大型农机进不去，小型专用农机国内研发力量又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丘陵山区恰恰又是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撂荒最突出的地方。技术帮不上忙的地方，偏偏又最需要技术帮忙。

Part.08把这些问题放到更大的视角里

说了这么多问题，有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需要问：这些问题是偶然的吗？还是有某种更深层的系统性原因？不是偶然的。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遗留和积累下来的农业矛盾。用一句话概括：农业的工业化转型，明显滞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日本、韩国在完成同样的城镇化路径时，也经历过相似的农业衰退期。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规模偏小、种粮效益低——这几个特征在他们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不同的是，那两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更完善的农地制度改革、更早建立的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面积相对不那么庞大的农村。中国面对的，是几亿小农、几亿亩分散耕地、快速老龄化的农村人口，和一个还在加速城镇化的经济体的叠加。任何一项单独拿出来都够复杂，放在一起，难度是几何级数上升的。同时，也需要承认一个现实：中国农业几十年来在极端不利的资源条件下，养活了十几亿人，这不是轻松能做到的事。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两者不互相抵消。但成就不能掩盖问题。那些还没有显现出来的风险，往往才是最危险的。

Part.09几个还没有解答的根本性问题

总结下来，梳理出几个至今没有很好解法的结构性问题。「谁来种地」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数量在增长，但能否真正接过分散小农留下的摊子，还需要时间验证。老一代农民在退出，新型经营者未必能完全补上他们的位置，而且新型经营者的利益取向和分散小农并不完全一致。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间在哪里。 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三权分置」是现有政策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下，如何让土地能够真正自由流动、向规模经营集中，同时又保障普通农民的权益不被侵犯，还在摸索之中。农业补贴的持续性。 种粮补贴、农机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每年都是几千亿规模的财政支出。这笔钱能坚持多久，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能不能维持，以及补贴的效率能不能提高，是绕不开的财政问题。农业生态账的偿还。 几十年化肥农药高强度投入带来的土壤退化、地下水超采，这笔生态账早晚要还。休耕、轮作、土壤修复，都需要时间和投入，而且在短期内必然以牺牲部分产量为代价，和当前稳产增产的政策目标存在张力。科技的突破需要长期主义。 种业翻身仗，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打赢的；农机核心技术的积累，需要数十年的工程基础和市场验证。这些领域的投资，往往是「今天种树、后天乘凉」，在政策周期和政绩考核的压力下，长期主义往往被短期主义挤压。农业这件事，在中国始终是有特殊重量的。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底子，几亿在土地上生活和劳动的人，以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背后那种深入骨髓的安全感。粮食连年丰收是好事，但农业的问题不会因为丰收就自动消失。老人在田间，种子靠进口，土壤在退化，粮食在损耗，年轻人不愿回来——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是一个庞大的、正在缓慢运行的风险。它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爆发，而是以一种温水煮蛙的方式，让整个体系的韧性越来越弱。直到某一个外部冲击到来的时候，才让人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