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莫要放虎

一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凌晨两点，张学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他摸黑抓起听筒，那头是张群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着谁：“汉卿，老先生走了。今天夜里，心脏停了。”

张学良握着听筒，半天没有出声。窗外山风从竹帘缝隙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煤油灯火苗晃了晃。赵一荻在里屋翻了个身，问了一句：“谁啊？”

“张岳军打来的。”张学良放下电话，披衣走到窗前。井上温泉的夜黑得像一口井，远处山脊的轮廓被月光勾出一道冷冷的白边。他站在那里，忽然想起三十九年前华清池那一声枪响。那年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蒋介石赤着脚从后墙翻出去，躲在骊山的石缝里，被找到时脚上连鞋都没有。

他当时站在院子里，看着卫兵们把蒋介石扶出来。蒋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死死盯着他，那眼神他记了半辈子。

“睡吧。”赵一荻在身后说。

张学良回到床上，却没有闭眼。他今年七十五岁了，被关在这里，已经快三十九年。蒋介石这一死，外面的人大概都在等着看：张学良该放出来了吧？

他自己也这么想过。不止一次。

二

消息传开后的几天，看守的宪兵换了一批。新来的年轻士兵不认识他，站在十丈开外，眼神里带着好奇。从前那个刘乙光不在了，但换上来的人一样面无表情。

张学良照常每天早起打八段锦，然后坐在廊下读《圣经》。赵一荻在院子里喂鸡，鸡是去年养的那批，一共九只，每天早上能收三四个蛋。她弯腰撒谷子的时候，太阳刚翻过东边的山梁，照在她灰白的头发上。

“汉卿，”她回头说，“鸡蛋攒了三十多个了，托人带下山去换点盐。”

“嗯。”

他翻了一页书，眼睛却没有落在字上。

第四天，蒋经国派了人来。来人姓周，是“国防部”的一个少将，穿着便装，态度客气得过分。他坐在张学良对面的藤椅上，喝了一口茶，说：“张先生，经国先生让我来问候您。老先生过世，后事正在筹备，您若是身体方便，可以去台北吊唁。”

张学良放下书，看着他。

“经国先生还有别的话吗？”

周少将沉默了一会儿，茶杯在手里转了半圈。

“经国先生说，老先生临终前有交代。”

他没有说交代了什么。张学良也没有追问。但他从对方躲闪的目光里，已经读出了答案。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书房坐到很晚。赵一荻端了一碗热汤进来，放在桌上，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他肩上。

“一荻，”他说，“蒋先生到死，都不肯放过我。”

赵一荻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说安慰的话。她只是把汤往他面前推了推，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陪着他。煤油灯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木板墙上，拉得很长。

三

吊唁那天是个阴天。台北的街道上挂着白布，空气里有焚香和纸钱的味道。张学良穿了一身深色的旧西装，是赵一荻前一晚熨平的。领口有些紧，他瘦了很多，西装显得空荡荡的。

他走进灵堂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愣住了。那些穿黑西装的官员、将领，有的认得他，有的不认得，但都知道他是谁。目光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像针一样扎在背上。他一步一步走到水晶棺前，低头看着里面的人。

蒋介石躺在那里，面容被整理过，显得比生前平静。八十八岁的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张学良俯下身，伸出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水晶棺的表面。冰凉的，像冬天井水的温度。

他想起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打到最胶着的时候，他通电入关，十几万东北军南下，帮蒋介石稳住了局面。那之后蒋介石跟他拜了把子，叫他“汉卿”，说“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愿与诸兄共策之”。他说这话的时候握着张学良的手，笑容诚恳得让人没法不信。

后来呢？九一八，不抵抗的电报是他发的，但命令是南京来的。东北丢了，骂名全落在“不抵抗将军”这四个字上。热河再丢，蒋介石说“我们是坐一条船的交情”，意思是让他一个人下船。他下了，出国考察，背着一身骂名。

再后来就是西安。

张学良直起身，从衣袋里取出一卷宣纸，交给旁边的执事。执事展开，灵堂里安静了一瞬。白纸黑字，十六个字：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宋美龄站在灵堂一侧，看到这副挽联，眼眶湿了。她走过来，低声说：“汉卿，你保重。”

张学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水晶棺里的那个人。他知道，这个人死了，但临死前留下的话，会像一道锁链一样，继续锁着他。

“莫要放虎。”

蒋经国跪在灵前，没有回头。

四

回到井上温泉那天，下起了雨。日式木板房年久失修，屋顶漏了，赵一荻拿了两个搪瓷盆摆在屋里接水。雨点打在盆底，叮叮当当的，像一首没有调子的曲子。

张学良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日记本。他拿起钢笔，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他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写日记，到现在已经写了三十八本。这些本子摞在书架下层，纸张发黄，边角卷起。最早的那些日记里，字迹潦草，墨迹洇开，像是被水浸过——其实是泪。他那时候才三十六岁，刚被“严加管束”，以为顶多关个一年半载。

一九三七年，东北军将领联名请求释放他，蒋介石说：“汉卿还太年轻，遇小事聪明，遇大事糊涂。让他在我这里多读读书。”

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当代理总统，答应放人。蒋介石私下命令陈诚把他转移到别处。陈诚见了他，说送他回东北。他高兴了好几天，结果飞机落在台湾。下了飞机，新竹，井上温泉，群山环抱，铁丝网绕了三圈。

他写信给蒋介石，请求上战场抗日。一封，两封，三封。石沉大海。

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写完之后，他把笔搁下，看着窗外的山。那时候赵一荻刚来到他身边不久，从贵州跟过来的。她原本是天津的大家闺秀，会弹钢琴，会打网球，到了这里，学会了缝衣服，学会了种菜，学会了用土灶烧饭。她做的第一件衣服歪歪扭扭，领子一高一低，他穿出去被看守的宪兵偷偷笑。她知道了，红了脸，说：“我再做一件。”

第二件好了一些。第三件就像样了。

“一荻。”他叫她。

她从外屋走进来，围裙上沾着鸡食的碎屑。

“你说，蒋先生为什么这么恨我？”

赵一荻在门槛上坐下来，想了想，说：“华清池那一夜，他的卫队死了很多人。都是奉化老家带出来的子弟。”

张学良愣了一下。这个角度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一直以为蒋介石恨的是“犯上作乱”，是丢了面子，是政治上的背叛。但赵一荻说的，是人命。那些浙江奉化的年轻人，是蒋介石从老家一个一个带出来的，是亲戚，是乡邻，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他们在华清池的走廊里抱着东北军的枪管倒下，蒋介石躲在骊山的石缝里，听着一枪一枪，直到安静。

那笔血债，在蒋介石的乡土观念里，是还不清的。

“我知道他恨我。”张学良说，“可是关了我三十九年，还不够吗？”

赵一荻没有回答。雨声渐渐小了，盆里的水满了，溢出来，滴在地上。

五

蒋介石死后，台湾的局面在慢慢变化。蒋经国接掌大权，对张学良的管束松了一些。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他们获准搬到台北北投居住。那是一栋两层小楼，他自己出的钱，蒋经国批的地。

搬家那天，张学良站在新房子门口，看着那些从井上温泉带下来的旧家具。一张藤椅，一张书桌，三口箱子，还有赵一荻用了十几年的那台缝纫机。东西不多，但装了满满一卡车。

北投的房子比井上温泉好太多了。有电灯，有自来水，院子外面不再是铁丝网，而是一道矮墙。但墙外还有岗哨，出门还有人跟着。他去附近的小饭馆吃饭，身后那桌永远坐着两个穿便衣的人。他假装不知道，低头吃面。

有一回，他带着赵一荻去西门町看电影。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人来人往。他忽然想试试，就拉着赵一荻拐进了一条小巷。走了不到五十步，后面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个便衣追上来，气喘吁吁，脸都白了。

“张先生，您别走太快。”

张学良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忽然笑了。他对赵一荻说：“你看，我这一辈子，连迷路的自由都没有。”

赵一荻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手粗糙了，不再是当年弹钢琴的那双手。

六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去世。

消息传来的时候，张学良正在院子里修剪一株茶花。赵一荻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收音机，声音很小，但他听见了。

他放下剪刀，在院子里站了很久。茶花的叶子落了满地，红色的花瓣被踩碎了，沾在鞋底上。

“一荻，”他说，“蒋经国也走了。”

赵一荻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知道他在想什么。蒋家父子，一个关了他三十九年，一个又关了他十三年。半个世纪，五十二年。从三十六岁到八十八岁，他最好的年华都在别人的围墙里。

“这回，该放了吧？”赵一荻说。

张学良摇了摇头。“不知道。”

他没有说错。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上台。张学良的自由依然是一张画在纸上的饼，看得见，摸不着。他可以去台北市区了，可以见朋友了，可以在一九八九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了——那些记者扛着摄像机走进他的客厅，他坐在沙发上，谈西安事变，谈蒋介石，谈周恩来。他说话的声音很慢，但思路清晰。

采访播出后，海内外的反应很大。旅美的一些东北大学老校友开始活动，给李登辉写信，要求给张学良真正的自由。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李登辉那边一直没有回音。

张学良给老校友张捷迁回了一封信。信很短，写在一张素白的纸上。他引了两句唐伯虎的诗：“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写完之后，他对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字迹不如从前有力了，手在抖。

赵一荻接过信看了看，说：“你不想他们来？”

“他们来了，李登辉也不会让我见。何必让人家白跑一趟。”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

七

一九九〇年春天，台北圆山大饭店。

张学良九十大寿。说是祝寿，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迟到了五十四年的平反。李登辉没有出席，但送了花篮。国民党的一些元老来了，张群来了。还有一些从美国专程赶来的老校友，头发都白了，站在饭店门口，等着他。

张学良到的时候，穿了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他的步子慢了，背也有些弯，但眼睛还是亮的。走进大厅的那一刻，掌声响起来，很响，持续了很久。

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些面孔。有些他认得，有些他不认得。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谢谢各位。我张学良，今天算是自由了。”

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掌声又起。有人哭了。

赵一荻站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她的手还是粗糙的，五十四年了，她从一个弹钢琴的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会缝衣、会喂鸡、会在漏雨的木板房里把日子过下去的老太太。她没有说话，只是握着他的手，很紧。

寿宴结束后，他们坐车回北投。车子经过台北的街道，霓虹灯亮起来，路边的小贩推着车叫卖。张学良看着窗外，忽然说：“一荻，你还记得井上温泉的清泉桥吗？”

“记得。”

“那座桥修好以后，我能在下面游泳。你给山胞的小孩子苹果吃。有一个小女孩，头发黑亮亮的，每次看见你就跑过来。”

“后来她们搬走了。”

“嗯。”

车子停了。北投的房子亮着灯，是出门前赵一荻留的。他下了车，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台北的夜空看不见星星，但他知道，山还在。井上温泉的山，还在。

八

一九九一年三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去了美国。

在旧金山机场，记者围上来，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我想回东北看看。我想回去。”

这句话上了报纸的头条。北京那边很快就有了回应，杨尚昆派人捎了信，欢迎他回大陆。条件谈好了，路线也定了。他可以在沈阳停留，可以在北京停留，可以去看看大帅府，可以去看看父亲的坟。

张学良把信读了好几遍。信纸是宣纸，字是毛笔写的，工工整整。他把信收好，对赵一荻说：“准备一下。”

但事情没有成行。李登辉那边知道了消息，很不高兴。有中间人传话过来，说张学良如果回大陆，就是“搞台北事变”。那封信被搁下了，机票也退了。

他在旧金山的公寓里坐了一个下午。赵一荻在旁边，没有说话。窗外的太平洋灰蒙蒙的，看不见对岸。

“一荻，”他说，“我回不去了。”

“你还有我。”赵一荻说。

“嗯。”

他闭上眼睛。他想起沈阳的老宅，大帅府里那棵槐树，夏天的时候，槐花开满一树，香得整个院子都是甜的。他想起父亲张作霖，想起皇姑屯的爆炸声，想起他自己三十六岁那年的冬天，华清池的枪声，骊山的石缝，蒋介石赤着脚被人扶出来的样子。

所有的画面都在往后退，越退越远，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九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夏威夷。

张学良在檀香山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一百零一岁。赵一荻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凉了，但她没有松开。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留下遗言。他不需要遗言。他这一辈子，从三十六岁起就被别人安排好了，连临终的话都轮不到自己说。

医生走进来，看了一眼仪器上的直线，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赵一荻站起来，替他理了理衣领。那件衣服是她做的，很多年前做的，针脚细密，领口平整。

窗外是太平洋，蓝得发亮。海浪一层一层涌上来，又退回去。

张学良生前说过一句话，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的。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坐在轮椅上，赵一荻站在他身后。记者问他，被关了半个多世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他没有说东北，没有说西安，没有说蒋介石。

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给我的国家做更多的事。”

说完之后，他笑了笑，那种笑里有很多东西，说不清楚。

海浪还在涌。太平洋的对面，沈阳的槐花应该开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