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早知道自己以后会被叫“爱国资本家”，何贤大概当初就不会那么老老实实开银号了，直接改行去算命，给自己算一卦，少走点弯路。

偏偏人生这玩意儿，从来不提前打招呼。

故事一开始，他不过是香港街上一家银号的老板，算盘打得利落，心也不坏。局势一变，他先嗅到风向不对，盘算着带着老婆孩子去澳门避避风头，谁知道人还没站稳，先被扣上了“发国难财”的帽子。

原因就一个——他帮了马万祺。

马万祺是个爱国华商，拿真金白银顶在前面的人。可在不少同行眼里，只要跟这种人有来往，不是傻子就是别有用心。银号被炸的那天，街上乱成一团，哭天抢地的人一大把，谁的钱都是真钱。

别人躲得远远的，他却把自己老底掏出来，硬着头皮把存户的钱一笔笔认账。结果好心没好报，不光让自己彻底身无分文，还阴差阳错把钱给到了投靠日方的黄公杰手里。

原本只想给穷人一点交代的行为，在别人嘴里就成了“黑白通吃”的证据。

黄公杰心安理得地接钱，黄子侠却认准了一件事：自己老大跟日本人混得风生水起，那就得挑个仇人出来立威，最好还能顺便收拢人心。刚好，何贤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了他恨得牙痒痒的那个人。

去澳门的那天，表面上是一家人“移居”，其实是灰溜溜地逃命。

到了地方才发现，钱没了，名声也坏透了。街坊流言飞得比子弹还快，见他的人不是指指点点，就是冷嘲热讽。以前存钱时叫一声“何老板”，现在只剩一句“活该”。

家里最先扛不住的是日常生活。

为了维持吃饭，郭绮文咬牙把唯一像样的那件大衣卖了。那件大衣是她从女孩到太太一路小心保护的体面，卖出去那天，她没怎么哭，反倒是何贤看着她的背影，有点说不出的难受。

再撑下去，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黄公杰伸出橄榄枝，说得好听，是给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生意一做，家里衣食不愁了，桌上又有热汤，孩子也不再问“今天吃什么”。表面一切都在往好走。

结果回到家，亲爹抬手就是一巴掌。

老何家从小讲的是“诚信为本，宁肯吃亏不害人”。这会儿看见儿子天天跟汉奸混在一起，老人家都不想多说，那一巴掌不光打在脸上，还直接把何贤心里最后那点底线拍散了。

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算不算已经彻底“变了”。

这时候，乔音婉出现了。

她不是那种一开口就把大道理往你脸上拍的人，她就像是非常笃定地站在那儿，用一句句话把他的真实面目捞回来。她认得的是，当年那个愿意为了穷人把自己赔进去的何贤，而不是如今穿着体面西装陪日伪喝酒的人。

再加上马万祺这个“受过他恩”的人，一边打听一边找，却一直没认出眼前这位“落魄中年男”就是当年的那位银号老板，两人在人群里擦肩而过好几次，愣是没认出来。命运有时候也挺爱玩这种小把戏。

该重逢的总会重逢。

慢慢地，何贤重新找到一点感觉：赚钱不是问题，问题是，钱最后流向了谁的手里，用来干了什么。

有了这个念头，路就开始往另一个方向拐。

在乔音婉、马万祺，还有一群同样不愿意跪着活着的同胞帮衬下，他在澳门金融界一步步爬上去，手里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站得越高，看得越清楚。

他看见的是账本之外的世界。

那些被侵略者压榨的同胞，被逼得卖房卖女儿，只换来一纸虚假的“保护”，街上穿着皮鞋的军官走过去，没人敢抬头。钱在桌面上看是数字，但落到人身上，就变成有人能活下去，有人注定被牺牲。

对一个骨子里就爱国的人来说，这种场面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一步步挪到柯麟那条战线上。

柯麟是那种别人看不见的火。他躲在暗处做情报、送消息，像是一条潜在水里的线。何贤则完全不一样，他站在舞台中央，在金融领域和侵略者博弈，撬他们的布局，坏他们的算盘。

一个暗处出招，一个明面硬刚。

对日方来说，这种人比枪更麻烦。

泽荣作就是盯上他的人。

这个日方特务机关长，一心想着把澳门变成自己手里的棋盘，不管是枪口还是利率，只要能控制，就都要抓在自己指缝里。偏偏何贤的存在，把他铺好的棋路一条条拆断。

他想收拢银行？何贤拦住。

想用资金压制市面？何贤反手托市。

想通过商界施压？何贤干脆拉起一整拨爱国华商抱团。

久而久之，泽荣作看他的眼神里，就只剩下一个意思：这个人，不除不快。

对付他的手段就像流水线一样往上堆。

先来威逼利诱，给利益、给位置，希望他“识趣一点”。他不接招。

转头换成商业陷害，故意设计合同陷阱，让他一不小心就要背上诈骗、挪用公款的罪名。他硬着头皮顶下来，每一笔账都对得清清楚楚。

再后来就是泼脏水，说他两面三刀，一边打着爱国旗号，一边其实从战争里捞油水。社会舆论一掀起来，比子弹更难防，谁也说不清真相的时候，传言就成了“事实”。

还不够，就开始派内奸往他身边塞。

最狠的一步，还是对他的家人下手。

其实他早就嗅到了危险，把妻儿转移到看似安全的公寓里，那扇门后本该是家，是一点点平凡的烟火气，是他在外面刀口舔血之后唯一能放下心防的地方。

谁知道，爆炸偏偏就发生在那扇门后。

火光冲起来那一刻，整座城市都被惊动了。

有人只当又是一场“意外”，有人心照不宣地沉默。只有他知道，对手已经彻底撕掉面具，不再需要什么遮掩。

妻子葬身火海，孩子也没能逃出来，这种痛，说出来都显得轻描淡写。

从那之后，他看什么都不再完全信。

他开始一点点梳理：日方能精准摸到他家人的下落，这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知情的人屈指可数，乔音婉、柯麟、马万祺，每一个他都不愿怀疑——不仅因为战友情分，更因为这些人用行动证明过自己。

可理智又在耳边说：不是他们，那还能是谁？

这种撕扯，比任何审讯都难熬。

直到线索一点点浮出来，他才意识到，有一个名字一直被他下意识忽略——乔音婉的哥哥，乔任宇。

这个人既离得很近，又看似无害。表面上他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亲人，站在妹妹身边，偶尔说几句关心的话，夹在复杂局势中，存在感并不算强。

越是不显眼，越容易藏得深。

爆炸案之后，许多细节倒着回放，一些当时被当成巧合的小事，忽然都变得刺眼。某个时间点说漏的，某次看起来多余的“好心提醒”，甚至某些他不该知道却偏偏知道的情报来源，全都指向同一个人。

那一刻，痛苦不止来自背叛。

更来自这样一个现实：你很可能要亲手揭开一个会毁掉朋友、毁掉一整个家庭的真相。

可战争从来不会给人留太多选择题。

有人像柯麟，习惯躲在暗处和危险对视；有人像何贤，被推着站到台前，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连难过都得收着点，不然会被说成“示弱”。

他这一生，原本只希望做个守信用、把帐算清的“普通商人”。

时代硬是把他拖成了一面旗。

旗子迎风的时候好但被风吹裂的时候，很少有人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