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晚必思赵。”

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每一年的保留节目，是全国观众的一种执念，春晚已经进行到了第三次大联排，参演明星也基本被路透了个遍。

小品演员阵容大换血，也让不少观众心捏了一把汗，可奇怪的是，话题中被反复提及的，偏偏是哪个没到场的人。

这位已经退出春晚舞台十几年的“小品之王”，就像江湖里的传说，人不在江湖，但江湖处处都是他的传说。

2026年春晚第三次联排结束后，一份演员名单在业内流传开来，引发的讨论远不止“谁上谁下”这么简单。

从名单本身来看，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节目调整，而更像是一场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喜剧路线选择，在这一年被集中呈现出来。

最直观的变化，是中生代喜剧演员的整体退场，那个曾在过去几年试图扛起大旗的“中生代”阵营，贾冰、潘斌龙等过去几年被视为“接班人”的名字，在此次联排中集体缺席。

取而代之的，是以李雪琴、徐志胜为代表的脱口秀体系，以及艾伦、常远等更偏向“喜剧综艺化”的演员组合，脱口秀演员和“喜人”正在成建制地接管舞台。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审美轮换，而是喜剧表达方式的结构性转移，从依赖生活经验与情境铺陈，转向以高密度语言梗、标签化人设和即时反馈为主。

老一代演员并非完全消失，64岁的蔡明第28次站上春晚舞台，尝试以“腹语”等形式突破原有表演路径，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也必须主动适应碎片化、快节奏的审美环境，才能获得舞台空间，这并非个人选择，而是整体生态倒逼的结果。

在这样一轮洗牌中，唯一显得相对稳定的，依然是沈腾和马丽，这是他们第10次合作，也是当前春晚舞台上少数仍具备稳定观众预期的组合。

但这种“稳定”，本身也在反向提醒一个现实问题：到了2026年，中国喜剧舞台依然缺乏真正完成代际接力的核心力量。

偌大一个中国喜剧界，怎么到了2026年，还是只能指望这一对搭档来守住最后的底线？

这一切，并非突然发生，早在2012年前后，春晚喜剧就已经站在分岔路口，当年在导演体系中被反复强调的，是“立意优先”“价值表达”。

在这种创作逻辑下，单纯依靠喜剧效果本身已经不够，作品必须承担明确的教化功能。这一变化，直接导致赵本山与春晚制作体系的根本性冲突。

赵本山当年提交的《小偷》《相亲2》，在创作成熟度和观众接受度上都不存在问题，但因为“缺乏教育意义”被否定。

这位来自黑土地的“小品王”，信奉的是另一套最朴素的哲学：快乐第一，老百姓累了一年了，大年三十还要被教育，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这并不是一次技术分歧，而是两种喜剧观的正面碰撞，一种认为春节晚会首先应该让人笑，另一种则坚持喜剧必须服务于明确的主题表达。

很多人后来把赵本山的退出，归结为身体原因，不可否认，彼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吃紧，2013年的后台，人们见过他吸着氧、打着点滴熬夜改本子的惨状，生理机能确实到了极限。

但真正让他离开的，不是高血压，而是对创作方向失去掌控后的挫败感，是那种“快乐必须成为教育附庸”的无力感，当“快乐”必须依附于“说教”，当笑声需要为升华让路，赵本山选择了不再妥协。

他把话撂在了桌面上：如果为了凑合演一个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不如不演。

从他离开开始，春晚小品的整体走向逐渐固化：前半段制造笑点，后半段强行转向煽情和总结。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可以成立，但长期来看，消耗的是喜剧本身的生命力，讽刺被削弱，荒诞被收紧，人物不再来源于真实生活，而更像是为完成主题服务的工具。

到了2026年，这种后果已经非常清晰。舞台上的喜剧内容越来越依赖网络热梗、流行话题和人设标签，创作周期被压缩，生活观察被替代，结构趋于同质化。

观众或许会笑，但很难再出现那种跨年龄、跨地域的集体共鸣，沈腾和马丽依然具备强大的舞台号召力，但必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更多集中在特定观众层，而尚未形成当年赵本山那种“全家通吃”的覆盖能力。

曾经的小品，可以同时让孩子、成年人和老人产生共振，而如今的喜剧，更像是分众内容的集合。

因此，“每逢春晚必思赵”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情绪，而是一种对喜剧功能变化的集体感知。被怀念的，不只是某一个演员，而是那个允许笑声不必承担额外任务的年代。

2026年的春晚，在制作水平、舞台技术、演员配置上都无疑更加成熟，但也更精密、更安全，当所有情绪都需要被计算、被校准、被审核，喜剧所剩下的空间，自然会变得有限。

或许观众最终会适应这种变化，就像适应很多已经无法逆转的现实一样，但问题仍然存在：当笑声不再纯粹，当喜剧被过度功能化，它是否还能承担起在一年终点为大众释放压力的角色，这本身，已经值得反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