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喊着“学中国”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始终没能复制中国的增长奇迹？问题究竟出在政策选择上，还是出在更深层的国家结构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两国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后几十年，中国迅速把印度甩在身后，如今经济总量约为印度的五倍。

差距拉开得如此之快，本身就说明两国在发展路径上有根本不同。只看口号和规划，很难解释这一点，必须深入两国的制度底层去找原因。

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西方企业也在寻找把工厂迁往别处的机会，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印度和世界的关注：是否轮到印度复制中国的奇迹了？

过去十年，“印度制造”“自力更生”的口号年年在喊，政府还提出过创造约1亿个工业就业岗位的愿景，“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也被大力宣传。但结果并不理想，印度不仅没有追上中国，连基本的工业化都还卡在起跑阶段。

面对这一困局，常见的回答往往是“减少腐败”“进一步开放经济”“加强教育和基础设施”之类的套话。若梳理两位印度顶尖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则完全不同。

一位是曾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姆·拉詹，一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德韦什·卡普尔。他们的研究揭示，印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在于做不到。

具体来说，印度独特的政治结构让中国的发展策略难以真正落地。在这种结构下，人手不足的地方政府往往迎合本地利益，而不是服务公众。

因此，印度或许还有别的增长模式可走，但它过去没能、将来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增长。要理解这一判断，得先回到起点：中国当初为什么能把印度甩开。

要解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两国的巨大分化，教育是第一条线索。拉詹指出，早在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已经高于印度工人。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距，恰好支撑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制造业强国的两个关键环节，也为此后数十年的工业扩张打下了人力基础。

第一个环节是吸引外资工厂。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要求工人至少受过基础教育，能看懂并执行简单指令。

第二个环节是自主创业。基础教育，尤其是会计方面的知识，让许多工人后来能够自己创办企业，把中国经济在2000年代推上了新台阶。

教育先行，工厂和企业家才有了土壤。

不过，70年代末基础教育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所以教育本身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能吸引外资工厂、让工人自主创业，而印度做不到。教育只是必要的底子，并非全部答案。

除了教育和外资工厂之外，中国经济奇迹还离不开另外几个关键要素，每一个都与印度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

最常被提及的要素是经济自由化。80年代，中国一方面允许私人创业，一方面允许外国企业进入。

这确实是奇迹发生的必要条件，但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很多，它并不足以单独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印度就是明证：90年代，印度谨慎地放开了原本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2000年代又推进了更激进的自由化。

改革之后，印度增长确实加快，却始终没有达到中国那样的两位数增速。有人会说印度开放得还不够，这也许是事实，但中国至今仍是营商限制很多的地方。

按经济自由度指数比较，两国得分相当接近。可见，开放程度并不是拉开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要解释两国分化，还得看中国奇迹中印度始终没能复制的那些部分。

这些部分集中体现在投资和外资上。中国长期保持大规模投资，外资也源源不断地流入，而印度在这两方面都明显逊色。

今天的制造业早已不是靠廉价劳动力踩缝纫机的年代，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依托基础设施的高效物流，以及建立在高储蓄率和银行体系之上的融资支持。中国恰恰在这些方面积累深厚，印度却一直补不上。

那么，印度为什么学不来？答案指向地方政府。

办学校、修道路、批土地、接水电、招商引资，这些决定工厂能否落地的事情，大多要靠地方去执行。在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足够的人手和能力，也有推动本地发展的强烈动力，中央的发展战略因此能够层层落实，变成看得见的厂房和道路。

这种执行力形成了一种“政策闭环”：一项政策出台后，可以迅速在大量基层落地、见效、考核、总结，再反过来推动政策和法规优化。中国能在较短时间里完成工业化，靠的并不只是某一项聪明的政策，而是让政策真正落到地面的整套机制。这正是印度最难复制的部分。

印度的情况恰好相反。卡普尔的研究显示，印度地方政府普遍人手不足，能力薄弱，即便中央有好的规划，到了地方也常常执行不下去。

更麻烦的是，地方官员面对的激励并不指向公共利益，而是指向本地的特定群体，他们更在意如何回报支持自己的那部分选民，而不是如何改善全体居民的教育、投资环境和营商条件。

结果就是，中央出台的发展计划，到地方往往被拖延甚至搁置。一个工业园项目，可能在立项阶段就拖上五年；工厂土地征收、居民水电配套等环节，卡上七八年也并不罕见。

外资企业看中的是速度和确定性，这样的执行效率自然让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这也说明，印度的问题不是缺少规划，而是缺少把规划变成现实的能力。

地方政府为何会陷入这种局面？两位学者把原因追溯到两个深层因素：种姓制度和早熟民主。种姓制度让印度社会长期高度分裂，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认同，这削弱了全社会对普及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的共识，也让地方政治天然带上了群体分割的色彩。

所谓早熟民主，是指印度在经济和国家能力尚未准备好时就实行了民主。这从三方面拖累了地方政府。

其一是恶性循环：学校、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差，富人转向私立学校和医院，从而更不愿纳税，地方服务进一步恶化。卡普尔指出，印度地方政府尤其不愿加税，而改善城市恰恰需要这些税收。

其二，社会高度分裂，由特定种姓、宗教或其他利益群体选出的官员，倾向于用补贴等专属好处回馈自己的选民，而不是投资人人可享的公共服务。补贴能迅速换来选票，公共服务却惠及所有人，在分裂的选民结构下，前者对政客的吸引力显然更大。

这让地方财政不断流向零散的利益分配，而不是长期建设。

其三，政客偏爱显眼、容易提供的公共物品。比如，他们宁愿修建超现代化的地铁，也不愿投资要数年后才见成效的基础教育。

这种现象在任何民主国家都会发生，但卡普尔认为，在早熟民主中更为严重。于是，最能支撑工业化的基础教育，反而成了最容易被忽视的领域。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就能看清：表面上，印度不如中国增长快，是因为基础教育不足、投资较少、外资较少；深层原因则是地方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改善教育、扩大投资和吸引外资的正确激励。症结在于人手不足，以及种姓制度和早熟民主带来的错误激励。

尽管莫迪政府有许多良好意愿，这些病因至今仍在。

由此可以判断，印度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日益走向集权的莫迪如今已失去议会多数。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容易，中国也是用了几十年，才把制造业打进全球产业链核心，在高铁、5G、光伏等领域做到世界领先。

这背后是高储蓄、强执行和长期的政策连续性，而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一蹴而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没有希望。与80年代相比，印度虽未经历奇迹式增长，民众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基础设施也大幅升级，数字和金融领域尤为明显。

外国企业日益寻找中国之外的替代选项，理论上印度很有条件吸引大量外资，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能力和激励，外资表现至今乏善可陈。

如今印度选出了更具民主色彩的联合政府，有人认为这可能迫使莫迪与地方政府更紧密合作，推动改革。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更紧密的合作不会让印度走上中国的道路，却可能让它走上美国的道路：一个庞大而分裂的国家，经历缓慢而混乱的过程，最终成就史上最成功的增长奇迹之一。

更值得关注的是，卡普尔指出，开设银行账户、接通燃气、修建连通下水道的厕所等项目的成功实施表明，地方政府能力正在缓慢而稳步地提升。

小学教育通常由地方负责，下一步的改善很可能就出现在这里，影响或许很大：普及的基础教育能让更多印度人获取前所未有的海量在线学习资源。

印度学中国屡屡受挫，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中国做对了什么，而是地方政府能力不足、激励错位，加上种姓分裂和早熟民主，让中国式策略难以落地。短期内不必期待中国式奇迹，但印度未来几十年的增长潜力仍值得关注。

它也许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更混乱、更缓慢，却未必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