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嘉怡

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甲虫，格里高尔生命中的一切似乎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从生活方式到家庭关系，看似什么都变了，实则什么都没变。变成虫子只是一个契机，一个让他看清自己和身边人的关键性事件，而非促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卡夫卡的本意也并非强调“变化”，而是去揭露“本质”。他把所有复杂的外部条件都剥落了，而将“人性”二字赤裸裸的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人变成虫，转换的只是格里高尔看世界的视角，而非他的思想和境遇。他是家庭的顶梁柱，同时又是个被边缘化的人，文中诸多细节都反映了这一矛盾点。比如当格里高尔惊慌失措地不知该怎样向家人解释自己发生的变化时，听见父母和妹妹在门外叫他起床，此时他无比庆幸“自己由于经常旅行养成小心的习惯，晚上在家也锁上所有通向他房间的门”。这表明他内心深处其实早就与这个家存在隔阂，他对家庭的疏离和畏惧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就是说，格里高尔本就是不幸的，他不是从幸运中坠入不幸的人，而是从不幸坠入大不幸的人。

我们不禁要问，格里高尔真的“爱”这个家吗？为什么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为家里人考虑？为什么不仅毫无怨恨，还表现得万分理解，他难道感受不到那些恶意吗？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做这一切的出发点不是因为爱，而是他以为自己很爱，并且不能接受不爱，否则他大半辈子的付出都会变成一个笑话。他把能负担得起家庭开销和送妹妹去读音乐学院，当成唯一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成就。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他性格中的全部弱点暴露无遗。他功利、怯懦、矛盾，甚至有些矫情，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太想融入这个家、太渴望家人的关心了，但他笨拙地不知该如何融入，只好拼命地付出，不能付出了就拼命地操心。变成虫子似乎短暂地解放了他的“自由”意志，行动上的无能为力让他看上去好像更爱这个家了，但他其实不懂什么是爱，也绝非变成甲虫的意外让他觉察了这种“爱”。他是家族谋生的工具，他的心本就依附于家庭而生长，永远无法真正独立，所以他才显得过度善良。实际上，他的感官早已被麻痹，他在用自己仅剩的道德和良知去“要求”自己的感情。

最讽刺的就要数格里高尔的家了。有观点认为，格里高尔变形前后家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不然，家人的冷漠早在他们尚未得知格里高尔变成虫子时就可见一斑。换句话说，人不是一夜之间变坏的，除非他原本就是坏的。芒克曾写过一句诗：爱你的人对你一定有所要求。有人说，这世上没有单纯的爱，因为它无所凝聚，没有收摄。这听上去有些残酷，但任何一种感情都不可能绝对纯粹，没有人能完全基于一个人本身而爱一个人。虽然我们总是愿相信“纯爱”，可不得不说，那只是一种艺术化的浪漫构想，现实中的“爱”复杂、不美、鲜血淋漓，卡夫卡通过看似荒谬的变形将这种“爱”放大了，放大到了一种近乎畸形的程度。

被母亲嫌弃，被妹妹厌恶，被亲生父亲打得半死。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命运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多么意外，因为文中到处都是铺垫。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习惯性摆出一副“弱者”的姿态去践行最残忍的勾当。面对全权代理的突然造访，格里高尔听到母亲在门外高喊：你就把门打开吧，他会宽宏大量原谅你房间的凌乱。“宽宏大量”一词实在讽刺至极，看似是替儿子开脱，实际不过是在巴结讨好自己的上位者。格里高尔的父亲更是个凶狠暴戾的“独裁者”，即使格里高尔一力负担着整个家庭，在面对父亲的权威时也只有低头。那天早晨，他敲格里高尔的门时用的是“拳头”，这其实是一个暗示，与之后他在看到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时“充满敌意地握紧了拳头”形成了照应。至于妹妹，看似人畜无害，却是第一个提出让格里高尔离开的人。他们如此无耻，可我们又不能说他们毫无人性。卡夫卡告诉我们，“人性”这个词是中立的，而非正人君子的专利。故事的最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圆满，格里高尔终于死了，妹妹找到了工作，一家人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新的生活，仿佛他是一个不曾存在过的人。格里高尔的妹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格里高尔呢？思及此处，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格里高尔的故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改变”，而恰恰是“不变”，是那些一直被掩藏的很好，一旦遭遇变故就暴露无遗的人性阴暗面，它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几乎不可撼动。卡夫卡看到了这一切，也亲身经历着这一切，在一个与格里高尔高度相似的家庭里悲叹着：“我是个没有未来的人。”可换个角度想，人性的恶意或许永在，不过既然有人能够去揭露和反思，至少说明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依旧是善良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至于那些矛盾和缺陷，我想，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得以成为一个更丰满的“人”。

☆ 本文作者简介：李嘉怡，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从小热爱文学创作，先后在《现代教育报》、《雷锋》杂志等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曾获“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省级三等奖，多篇征文获奖作品被收录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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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