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战日军的“下克上”风气，大家理解的可能有所偏差，它绝不是指士兵敢不遵从长官的命令，事实上，在日本陆军中反而是等级森严，军官打骂士兵，老兵欺负新兵司空见惯。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因为逃避作战而发飙追打甚至要杀掉长官的事件只有一例，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2月的“馆陶事件”，驻济南的第12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因此丢了官。

先说所谓的“下克上”，它其实特指参谋军官们仗着自己特殊的身份欺上瞒下，在事变、行动或者作战中“独断专行”，这主要是由二战日军的军政、军令两个系统互不从属造成的。但是在日军内部，士兵对长官那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违令，轻者大耳刮子招呼，重者送交军事法庭，严重者可以直接砍了脑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2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独混旅团扩编的）所属独立第42步兵大队的队部，通知其下辖的第5中队抽出六名士兵前往大队部报到，准备作为“扫荡”作战的补充兵。这个中队时驻冀南地区馆陶县城（属山东），中队长福田中尉遵令执行，并于当晚准备酒肉给选中的六个日军饯行。

这几个被选中的倒霉家伙听说要上前线，而要离开没有战火日子舒坦的馆陶据点，心里大为不满，酒席间就掀了桌子（喝完八瓶白酒以后），并且把前来劝阻的值日军曹给揍了。之后以继续喝酒为名，再把曾经“教育”过他们的小队副浅野准尉硬拽了出去，他天亮才被放回来，已然是鼻青脸肿。

如果说前一天晚上是喝大了胡作非为，那么第二天就是成心的了，这六个日军再次酒后揍了小队长铃木少尉，然后在营区里胡乱开枪扔手榴弹，把其他日军吓得抱头鼠窜，中队长福田眼见弹压不成，干脆藏起来了。这六个家伙拎着枪满大街搜索顶头上司打算灭了他，楞是没找着，于是下午5点半悻悻离开馆陶县城，不久在临清被扣押。

日本人具有海岛民族的“蚁族”特性，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并且喜欢抱团，通常情况下落单的日军胆子非常小，一旦扎了堆底气就足了。因此，在战场上单个士兵既不敢当逃兵，因为逃离群体会有更加不安全的感觉，当然也更不敢对长官图谋不轨，二战期间对上司舞刀弄枪的事情极其罕见。

冈村宁次

那么馆陶事件为什么成为特例呢？一方面是不愿意离开安乐窝上前线，另一方面就是六个人临时形成了小团体，于是胆就肥了，不仅要逃避作战，还敢殴打和枪击军官，这一事件让整个华北方面军从上到下灰头土脸。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彻查，同时向东京大本营进行了“自我检讨”，因为这简直是日本陆军最大的丑闻。

其实逃避作战的士兵本来就属于部队中的“怂货”，否则也不会当逃兵了。既然是怂货，战场上偷偷摸摸溜之大吉就是了，哪里还敢谋害长官？这就好比小偷轻易不敢杀人一样，他就不是那块料。

更重要的是，当逃兵并不一定是死刑，很可能被抓后判处苦役、徒刑或者去惩戒营（比如德军），好歹还有机会保住命呢。但是谋害长官再逃跑那性质就变了，属于“哗变”的范畴和罪行，事发后100%被枪毙，所以，没有哪个士兵会蠢到这个份上，除非他不想活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不想活了，死在战场上就完了，还给家里挣点抚恤金，何必费事当逃兵？

抗战末期驻南京日军曾经出现过一次集体叛逃事件，一个分队的日军打算投奔新四军，结果没找着正确的路线，被抓住后全部枪杀了。那也是偷偷的跑，不可能先杀了军官再跑，那会既惊动了大部队，也不是当逃兵的人能干得出来的，因为本身就心虚。

最后说下馆陶事件大小日军的下场，六个逃跑的士兵经过军法审判后，两个死刑（带头的）、一个无期徒刑、另外三个有期徒刑，中队长福田“畏罪自杀”，被揍了的小队长和军曹被关了禁闭。所属部队的大队长、独立步兵旅团长、59师团长一律撤职，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撤职，这基本就是一勺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