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帮女技术员修好柴油机，她红着脸给我一封信打开后我笑了
我叫刘卫东，一九六五年生人。八七年那会儿，我二十二岁，在县水利局下属的机修班当修理工。
机修班不大，连班长在内一共四个人。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常年堆着拆下来的柴油机缸盖、曲轴和废旧皮带。天一热，机油味、铁锈味和槐花落叶发酵的酸味混在一起，风一吹，整条巷子都闻得到。
我们平时主要修抽水机。
县里河多，水库也多，到了春灌和防汛的时候，哪儿的机器坏了，电话就打到我们班。那时候没有手机，更没有什么道路抢修车，接到通知以后，背上工具包，骑着自行车就得出发。
修得好修不好，全看手上这点本事。
我爹以前是铁路上的钳工，年轻时在机务段干过，后来调到县机械厂。他常说，机器不会骗人，哪里不对劲，拆开了总能找着原因。人有时候不一样，嘴上说得好听，心里藏着什么，谁也摸不准。
我从小跟着他学修东西。
家里的煤油灯、收音机、自行车闸线，凡是能拆的，我都拆过。拆坏了挨过揍，修好了也没少挨骂。爹骂归骂，却总在第二天把新买的螺丝和垫片放在桌角。
他说：“手艺人，不能怕麻烦。机器坏一次，你就得比它多一分耐心。”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那年五月，县里刚下过一场大雨，河水涨得厉害。早上八点多，我正在机修班门口给一台拖拉机换机油，水利局的老郭骑着自行车冲进来，车把上挂着一串钥匙，车轮上全是泥。
他跳下车就喊：“刘卫东，别忙了，东湾泵站出事了！”
我抬起头：“什么出事？”
“主机不转，备用机也拉不着。河水眼看要漫过堤脚，泵站那边急得都快跳河了。班长让我来叫你，马上过去。”
我把手上的扳手往油桶边一放，拿毛巾擦了擦手。
“什么型号的机子？”
“老解放柴油机，配的上海牌水泵。具体毛病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不动。”
班长从屋里探出脑袋，手里还端着搪瓷缸子。
“带上万用表、喷油嘴扳手，再拿两根备用铜线。东湾那边路不好走，你骑快点，别等着我们后面的人。”
我回屋抓了工具包，又从架子上取了一只旧帆布袋，把几样常用零件塞进去。临出门时，班长递给我一张派工单。
“东湾泵站，新来的技术员也在那儿。听说是省水利学校毕业的，女同志，姓沈。你到了以后别闷着头自己干，人家负责那台设备，能配合就配合。”
我笑了一下：“我只管修机器，配不配合看她本事。”
班长瞪了我一眼。
“少贫嘴，赶紧去。”
从县城到东湾泵站有二十多里，前面一段是柏油路，后面全是河堤上的土路。昨天下了雨，土路被车轮压出一道道深沟。我骑得不快，工具包在肩膀上一颠一颠，里面的扳手互相撞着，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路边的麦子已经长到膝盖高，雨水压弯了麦穗。远处的乌云还没散，河面灰蒙蒙的，风一吹，堤上的芦苇齐齐倒向一边。
我到泵站时，已经快十点了。
泵站建在河堤拐弯处，三间红砖房，一间机房，一间值班室，还有一间堆放柴油桶和麻袋的杂物间。院子里站着七八个人，男人女人都有，个个脸上带着焦急。
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姑娘从机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沾满油污的抹布。
她个子不高，头发剪得齐耳，额头上别着一枚黑色发卡。工作服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的手臂很白，手背上却沾着两道黑色机油印。
她看见我，先看了看我肩上的工具包，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派工单。
“县机修班的刘卫东？”
“是。”
“我叫沈秋兰，东湾泵站技术员。”
她说话很利落，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
“机器我已经检查过了。柴油能进，油箱也没漏，曲轴能转，问题可能在喷油系统或者调速器。只是这台机子的线路改过几次，我怕自己判断错。”
她没有客套，也没有因为我是县里来的修理工就把所有事情推给我。说完以后，她把手里的抹布往旁边一搭，直接领我进了机房。
机房里又闷又热。
那台老柴油机靠墙放着，漆皮掉了大半，露出下面斑驳的铁锈。旁边的水泵连轴器上缠着几圈麻绳，显然已经用了很多年。墙角摆着一盏煤油灯，灯罩上蒙着厚厚的黑灰。
沈秋兰蹲在机器旁边，把一个硬皮本递给我。
“这是这两天的检查记录。”
我接过来翻了翻。
本子里写满了字，时间、转速、排烟颜色、油压变化，全都记得很详细。中间还夹着一张她自己画的供油系统图，线条虽然不算特别标准，但每个部件都标了名称。
“你一直在试？”
“从前天开始。昨天夜里又试了三次。”
“夜里也试？”
“河水涨得快，不能等白天。”
她说得平静，眼睛里却有几根血丝。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大概一夜没怎么睡。
我先检查油路，从油箱到滤清器，再到高压油泵，一段一段排查。沈秋兰拿着手电筒蹲在旁边，光束随着我的手移动，稳得很。
“把扳手递给我。”
她递过来。
“十七的。”
她马上换了一把。
“不是这个，十三的。”
她又换。
两个人配合得很快，像是已经一起干过很多次活。
拆到高压油泵时，我发现第二缸的出油量明显偏小。把喷油管拆下来，里面有一小片黑色胶皮，像是油管内壁老化后脱落的碎屑。
沈秋兰皱着眉问：“是它堵住了？”
“只是一个原因。”我把胶皮碎片放在掌心里，“第二缸供油不足，机器会抖，但不至于完全拉不着。还得继续查。”
我让人把油箱里的柴油放出来，又拆开滤清器。
果然，滤芯底部积着一层黑泥。
沈秋兰蹲在旁边看了半天，忽然说：“这柴油是上个月从县里领来的。领回来以后一直没用，怎么会有这么多杂质？”
“油桶不干净，或者进水了。”
我用手指蘸了一点滤清器里的油泥，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里面有水。”
“那是不是把油换了就行？”
“还不行。油路里已经进了脏东西，喷油泵和喷油嘴都得清理。”
她点了点头，马上起身去安排人搬油桶。
我本以为她只是负责记录和协调，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竟然扛着一只空油桶走了回来。
那油桶虽然不满，至少也有几十斤。她把桶放到地上时，肩膀明显晃了一下，却没有叫人帮忙，只是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你们这儿没有男同志吗？”我问。
“都在堤上排水。”她说，“能自己干的活，就别等别人。”
我没再说话。
我爹以前说过，真正干活的人，不会把“辛苦”两个字挂在嘴边。
中午时，泵站的人送来几个窝头和一盆咸菜。机器还没修好，谁也没心思吃饭。我蹲在机房门口清洗喷油嘴，沈秋兰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拿着镊子夹出细小的铜垫片。
她的手指很细，动作却不慢。
“你是哪里毕业的？”我问。
“省水利学校，柴油机维修专业。”
“女同志学这个，家里同意？”
“我爹不同意。”
她说这句话时，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说女孩子应该学会计、当老师，或者进纺织厂，没必要天天跟油泥打交道。我没听他的。”
“后来呢？”
“后来他去学校看我考试，回来以后就不说了。”
她低下头，把铜垫片在煤油里涮了涮。
“他以前在矿上开过机器，知道这东西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他说我既然选了，就别干半吊子。”
我把喷油嘴里的细孔对着光看了看。
“你爹说得对。”
“你也觉得女同志修柴油机不合适？”
“我没这么说。”
“可你刚才问有没有男同志。”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点得意。
“我是问这儿有没有男同志，又没说女同志不能干。”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
她笑的时候右边嘴角有一个很浅的窝，脸上的疲惫一下子散开了些。可她很快又低下头，继续摆弄手里的零件。
下午两点，喷油嘴和滤清器清理完毕，油路也重新接好了。
我把柴油机的外壳装回去，先往缸里加了少量机油，又检查了调速杆和回油阀。
沈秋兰站在操作台边，问：“可以试了吗？”
“先别急。你去把总闸拉下来，水泵出口阀门也关小一点。”
“为什么？”
“机器刚恢复供油，第一次启动不能满负荷。要是调速器卡住，转速突然上去，连轴器容易甩坏。”
她点点头，转身跑去配电箱。
我把手搭在飞轮上，慢慢转了一圈。
飞轮刚转过半圈，忽然卡住了。
我停下来，又往回转。
这次卡得更厉害。
“怎么了？”沈秋兰问。
“里面还有问题。”
我拆下气门室盖，发现进气门摇臂下面有一片碎裂的弹簧片。那东西卡在摇臂和推杆之间，难怪机器先是运转不稳，后来彻底拉不着。
沈秋兰蹲下来，看着那片断裂的金属。
“这个配件有备用的吗？”
我摇头。
“这种老型号，县里不一定找得到。”
“那怎么办？”
我没回答，起身走到杂物间，把一只废旧柴油机的零件箱翻了出来。里面有几个已经生锈的气门弹簧，还有一套老式拖拉机的配件。
我拿起其中一根弹簧，用卡尺量了量。
粗细不完全一样，但长度接近。
沈秋兰看着我：“能用吗？”
“可以改。”
“会不会不安全？”
“临时抢修，先让它转起来。等县里送来原装件，再换掉。”
她抿了抿嘴。
“要是出问题呢？”
“我负责。”
“你负责不起。”
她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
“这台机器一旦再坏，今晚河水漫过来，泵站下面的两百多亩秧田就保不住。你不能为了赶时间，拿临时配件冒险。”
我看着她，没想到她会顶回来。
机房里只剩下墙角那台旧电风扇嘎吱嘎吱地转。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按原尺寸做一个。”
“没有材料。”
“泵站仓库有一根废钢条，材质应该差不多。”
“你知道怎么做？”
“知道大概。”
“只是大概？”
“那你教我。”
她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我。
没有撒娇，也没有退缩，就是很认真地要学。
我忽然想起她笔记本上的那些记录，想起她一个人守着机器熬到半夜的样子。
“行。”我说，“先把废钢条拿来。”
那根钢条有拇指粗，锈得厉害。我们把它夹在台虎钳上，用锯弓一点点锯。沈秋兰力气不够，锯了几下手腕就发酸，我接过来继续锯。
锯到一半，她忽然说：“我来。”
“你歇会儿。”
“我不是来站着看的。”
她把锯弓接过去，双手握紧，咬着牙一下一下拉动。
锯齿和钢条摩擦出刺耳的声音，铁屑落在她的鞋面上。她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却没有停。
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伸手把台虎钳的螺丝又拧紧了一圈。
“别用蛮力，锯弓要平，来回不要太快。”
“这样？”
“对，手腕别抖。”
她照我说的做，果然比刚才顺了许多。
等钢条锯下来，我们又把它烧红、锤打、冷却，再用锉刀一点点修整。这个活需要耐心，不能急。沈秋兰蹲在地上拿着游标卡尺反复测量，差一丝都要重新修。
天色慢慢暗下来。
院子里的积水映着灰白色的天空，几只麻雀落在屋檐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六点多，临时弹簧片终于做好。
我把它装到气门机构里，手动转动飞轮。没有卡顿，摇臂动作也正常。
“可以试了。”我说。
沈秋兰站在柴油机前，双手握住启动摇把。
“我来？”
“你来。”
她深吸一口气，猛地往下一压。
机器发出“咳、咳”的声音，黑烟从排气管里冒出来，却没有真正启动。
她又摇了一次。
还是不行。
第三次，她的手掌被摇把震得向后一滑，身体差点撞到机器上。我赶紧伸手扶住她。
“没事吧？”
“没事。”
她站稳以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掌心被磨红了一块。
“再来。”
“我来吧。”
“不用。”
她用袖子擦掉掌心的汗，握紧摇把，又一次狠狠压下去。
这一次，柴油机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轰——”
飞轮转了起来，排气管喷出一团黑烟，整个机房都跟着震动。紧接着，旁边的水泵也发出沉闷的轰鸣声，河水顺着管道被抽了出去。
院子里有人大喊：“水泵开了！”
堤上的人也跟着欢呼起来。
沈秋兰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那台机器，直到转速稳定下来，才慢慢松开手。
她脸上的机油比中午更多，额头上全是汗，工作服的肩膀也被雨水和油污弄脏了。
可她笑得特别亮。
“修好了。”她说。
“是你修好的。”
“没有你，我连这根弹簧片怎么做都不知道。”
“没有你，我也找不到这个问题。”
她转过头看我。
机房的灯泡不太亮，灯丝在玻璃罩里忽明忽暗。她的眼睛映着那点昏黄的光，里面像有一小团火。
“刘卫东，”她忽然问，“你平时给多少人修过机器？”
“记不清了。”
“有没有修过女技术员的？”
“你是第一个。”
她低下头，嘴角轻轻动了一下。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发个奖状？”
“奖状就不用了，给块毛巾吧。你们这儿的机油比我们班的还难洗。”
她从值班室拿来一条干净毛巾递给我。
“这个行不行？”
“行。”
“那你拿好。”
我接过毛巾，闻到上面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泵站的人留我吃饭。
饭是玉米糊糊和炒土豆丝，沈秋兰特意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鸡蛋，说是泵站给值班人员补身体的。
我说我不吃。
她把鸡蛋夹到我碗里。
“你不吃，机器也不会替你干活。”
我只好低头吃了。
饭后，我检查了两遍柴油机，又把临时做的弹簧片画在她的记录本上，标明尺寸和使用时间。
“这个只能撑一阵子，最多用半个月。原装件到了以后，必须换掉。”
“我记住了。”
“还有，柴油要过滤，油桶别露天放，晚上盖好。”
“我也记住了。”
“进气口那边的滤网……”
“刘师傅。”
她打断我，抬头看着我。
“你说慢一点，我本子记不过来。”
我这才发现，她已经把笔尖停在纸上很久了。
我笑了笑。
“行，明天再说。”
临走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我把工具收进包里，推着自行车走到泵站门口。河堤上的风比白天冷，远处水泵还在轰隆隆地响，像一头吃饱了以后安静喘气的老牛。
沈秋兰送我出来。
她手里拿着我的那条毛巾，已经洗干净了，叠得整整齐齐。
“这个还你。”
“不用了，你留着吧。”
“那怎么行，县机修班的东西都有登记。”
“毛巾也登记？”
“当然。”
她说得一本正经。
我伸手接过毛巾，刚要跨上自行车，她忽然叫住我。
“刘卫东。”
“怎么？”
她站在泵站门口，手指紧紧捏着工作服的衣角。那张平时总是干脆利落的脸，忽然变得有些不自然。
“这个给你。”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浅黄色信封。
信封不大，封口处用浆糊粘着，上面没有写名字。
她把信封递过来时，耳朵已经红了。
“什么东西？”
“你回去再看。”
“现在不能看？”
“不行。”
“里面是派工单？”
“不是。”
“零件清单？”
“也不是。”
我看了她一眼。
她的脸更红了，连脖子都泛起了一层薄薄的红。
“你别问了，回去再看。”
说完，她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往院里走。
走了几步，她又停下来，回过头叮嘱我：“路上别骑太快，河堤那段有坑。”
“知道了。”
“还有，明天你还来吗？”
我故意问：“机器又坏了？”
她抿着嘴。
“我说的是，你明天还来吗？”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握着信封的手一下子出了汗。
“原装弹簧片还没送来，我明天肯定得来。”
“我是问，原装弹簧片送来以后，你还来吗？”
风从河面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乱了。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像是后悔问出这句话，赶紧低下头。
“算了，你回去吧。”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河堤往县城走。
夜里的土路比白天更难走，车轮碾过积水，泥点不停往裤脚上甩。可我一点也没觉得累，胸口那只信封像是有重量似的，贴在衣服里，随着自行车一颠一颠。
骑出两里地，我实在忍不住了。
正好路边有一块干燥的石头，我把自行车停好，坐在石头上，借着车灯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
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比她平时写记录潦草许多，墨水有几处洇开，像是写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刘卫东同志：
今天谢谢你帮我修好了柴油机，也谢谢你教我做弹簧片。
我想请你星期天下午到东湾泵站后面的柳树林来一趟。
不是修机器。
如果你愿意来的话，就在第三棵柳树下等我。
如果你不愿意来也没关系，但请你把信还给我，不要让别人看见。
沈秋兰。
另外，我不是因为你会修机器才想见你。
虽然你修机器的时候，确实很好看。
还有，不许笑我。”
我看完最后一句，坐在石头上笑出了声。
夜里的河堤空荡荡的，远处只有水泵沉闷的声音。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张信纸，笑得肩膀直抖。
她前面写得还像工作记录一样认真，到了最后几句，却一下子乱了阵脚。
尤其是那句“你修机器的时候，确实很好看”，像一颗石子，直接砸进了我心里。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放进胸前的内袋里。
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睡了。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妹妹从里屋探出脑袋，迷迷糊糊地问：“哥，你怎么这么晚？”
“泵站机器坏了，修了一天。”
“修好了吗？”
“修好了。”
我洗了把脸，坐在床沿上，忍不住又把信拿出来看了一遍。
妹妹揉着眼睛走出来。
“哥，你看什么呢？”
我赶紧把信折起来。
“没什么，机器的记录。”
她狐疑地看着我。
“机器记录还会让你笑？”
“你小孩子懂什么。”
妹妹撇了撇嘴，回屋去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沈秋兰蹲在机房里拿卡尺的样子，想起她握着锯弓锯钢条时咬紧嘴唇的样子，也想起她站在泵站门口，耳朵红得像熟透的高粱穗。
我以前没谈过对象。
不是没人给我介绍，是我不知道该跟姑娘说什么。别人问我挣多少钱，家里几口人，我还能答上来。可要是问我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除了修机器，好像什么都不会。
可沈秋兰不嫌我手上有油，也不嫌我话少。她跟我说机器，跟我说水位，跟我说弹簧片的尺寸，最后又写了一封谁看了都会脸红的信。
我忽然觉得，自己不能让她一个人勇敢。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机修班。
班长正在给一台水泵换皮带，看见我进门，抬头看了我一眼。
“东湾那台机器怎么样？”
“能用，临时换了弹簧片，原装件还得催。”
“那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拿材料。”
“拿什么材料？”
“细铜丝、卡尺、两根合适的钢条。”
班长眯着眼睛看我。
“你不是要去东湾吧？”
“去送检查记录。”
“昨天不是送过了吗？”
我没说话。
班长放下扳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年轻人，修机器就修机器，别把人家的技术员也修坏了。”
我脸一热。
“我去干活。”
“行，去吧。”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派工单，故意慢吞吞地写着。
“不过星期天下午没有公事，你打算用什么理由去？”
我说：“教她调速器。”
班长哈哈大笑。
“一个调速器，能教一下午？”
“能不能教一下午，不试试怎么知道。”
星期天下午，我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骑车去了东湾泵站。
那天天气很好，河水已经退下去不少，堤岸上的泥也干了。柳树林在泵站后面，第三棵柳树很容易找，树干比旁边的粗，枝条垂到地上，风一吹，像一排绿色的帘子。
我到的时候，沈秋兰已经在那里了。
她今天没穿工作服，换了一件浅蓝色的布衫，头发用白色手帕扎在脑后。手里仍然抱着那个硬皮记录本，脚边放着一只搪瓷缸子。
看见我，她站了起来。
“你来了。”
“你让我来的。”
“我以为你会找不到第三棵树。”
“我修机器都能找着故障，找棵树还能找错？”
她笑了一下，笑意很快又收了回去。
两个人并排坐在树下，谁都没有先说话。
河水从不远处流过去，发出细细的响声。柳条不时扫过她的肩膀，她抬手拨开，指尖在阳光下白得发亮。
过了好一会儿，她问：“信看了吗？”
“看了。”
“笑了吗？”
“笑了。”
她的脸立刻红了。
“我就知道。”
“不是笑你。”
“那你笑什么？”
“笑你明明想见我，还写得像下通知。”
她低头捏着记录本的边角。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你不是很会写技术记录吗？”
“技术记录和这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看了我一眼，小声说：“技术记录写错了可以重写，这个写错了，就没有第二次了。”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风吹过柳树，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拿出来，递给她。
她愣了一下。
“你要还给我？”
“不是。”
我从信封里抽出那张纸，翻到背面，拿出钢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沈秋兰同志：
信我看了，笑是因为高兴。
星期天下午我会到第三棵柳树下。
以后机器坏了我来修，机器不坏的时候，我也想来看看你。
刘卫东。”
我把纸递回去。
她接过去，看了很久。
“你这算答复吗？”
“算。”
“太简单了。”
“我就会写这么多。”
“那你得多学学。”
她把信纸重新折好，放进信封，又从记录本里撕下一张纸。
“那我教你。”
她在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我。
“这是下次见面要说的话。”
我低头看，纸上只有一句：
“沈秋兰，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过日子？”
我的耳朵一下子烧了起来。
“这也太直接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说吗？我先替你写好。”
“那你愿不愿意？”
她没有马上回答。
她看着河面，脸颊被夕阳染成淡淡的红色。过了片刻，她轻声说：“我已经把信给你了。”
“信里没有写这个。”
“那我现在写。”
她接过钢笔，在纸的背面一笔一划地写下：
“沈秋兰愿意。”
写完以后，她把纸递给我，自己却低下了头。
我看着那几个字，心里像有一台柴油机突然启动，轰轰地响个不停。
“你笑什么？”她问。
“我想起你的第一封信。”
“哪一句？”
“你说我修机器的时候好看。”
她伸手打了我一下。
“那句话你不许再提。”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觉得，不是修机器的时候好看。”
“那什么时候好看？”
她抬起头，眼睛里带着一点狡黠。
“修好以后，洗干净的时候。”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今天洗得很干净。”
“还行。”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了？”
她轻轻点头。
“愿意。”
河对岸有人赶着牛回村，吆喝声一长一短地传过来。夕阳落在水面上，把柳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两辆自行车靠在树旁，一辆是我的永久牌，一辆是她从县城骑来的凤凰牌，车把挨得很近。
后来我们去县城领了结婚证。
没有照相馆里漂亮的背景，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酒席。母亲蒸了两锅馒头，沈秋兰的父亲送来一张自己做的木桌，泵站的同事凑钱买了两床被面。
结婚那天晚上，东湾泵站的柴油机又出了点小毛病。
有人打电话到家里，说水泵声音不对。
我抓起工具包就要出门。
沈秋兰在门口拦住我。
“今天是咱们结婚。”
“我知道。”
“那你还去？”
“机器坏了，总得修。”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跟你一起去。”
“你穿着新衣服呢。”
“脏了再洗。”
于是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沿着夜里的河堤往东湾泵站赶。
那台柴油机后来只用了十几年，九十年代初换成了新的电机。旧机器拆下来以后，泵站的人问我们要不要留点什么作纪念。
我没要缸盖，也没要飞轮。
我只把那根我们一起做出来的临时弹簧片收了起来。
还有那封信。
信纸已经发黄，折痕也越来越明显。上面那句“你修机器的时候，确实很好看”，我看了很多年，每次看都还是会笑。
沈秋兰后来总说我当年没出息，收到一封信，骑到半路就停下来偷看，还对着信纸傻笑。
我说那不叫傻笑，叫高兴。
她说：“高兴也不能笑半分钟。”
我问：“那你写信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醒我不许笑？”
她就不说话了，只低头整理桌上的螺丝。
过一会儿，她耳朵还是会红。
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八十年代那个傍晚。
河堤上风很大，东湾泵站的水泵刚刚重新转起来，沈秋兰站在昏黄的灯下，红着脸把一封信塞进我手里。
我打开以后笑了。
不是因为信写得可笑，而是因为在那个连一句“我喜欢你”都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口的年代，有一个姑娘愿意写下自己的心意，愿意等我在第三棵柳树下，愿意和我一起修好一台又一台机器。
机器坏了，可以拆开重修。
日子难过，也可以两个人一起扛。
那封信后来被我夹进了父亲留下的旧维修手册里。手册的第一页，是他当年写给我的一句话：
“机器不会骗人，心也不能。”
我年轻时不太明白。
后来和沈秋兰一起过了几十年，修过机器，也修过屋顶，修过漏水的水管，还修过许多日子里的小毛病，我才慢慢懂得。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愿意陪你修东西、过日子的人，已经是很大的运气。
而我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年夏天，在东湾泵站修好了一台柴油机。
更幸运的是，修好机器以后，我打开了她写来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