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体经营者而言，知名品牌招商意味着更低风险和稳定盈利，四川某系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精准拿捏这种心理，向范先生推送合作邀约。2023年12月初，自称“某粮液酒厂招商部经理”的人员主动联系他，推送招商材料宣传“某粮液品牌中心招募区域独家总代理”，并抛出优厚条件：高端酒出厂价供应、70%以上利润、首批货款全额返还，承诺酒厂派驻常驻人员，承担装修、广告、人员工资等核心运营成本，让急于拓展业务的范先生动了心。

“某粮液”的品牌光环让范先生放下戒备，于2023年12月10日至12日前往宜宾参加“某粮液酒厂洽谈会”。洽谈现场，某系公司人员急于让他签订《产品经销协议书》，他发现合同甲方栏空白但每页标注“宜宾某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疑问后，对方以“后续统一补盖公章”搪塞。拿到盖好公章的合同后，他发现甲方是某系公司，当即提出强烈异议，对方无法出具与某粮液的授权或关联证明，仅含糊回应“代表某粮液销售”。

合同主体不符的问题尚未解决，某系公司就以“3日内不补齐50万元货款则20万元定金不退”胁迫范先生，为避免损失，他咬牙贷款30万元凑齐货款，2023年12月13日收到某系公司出具的收据，从此背上沉重债务压力。

在范先生知道其有明显的欺诈行为，并明确提出终止合同的前提下，某系公司仍强行发货。2023年12月21日，就在货物还处于物流中转阶段时，“某粮液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强硬威胁称，若不及时收货，每天将产生800元的仓储费用，这笔费用全部由范先生个人承担。

更让范先生无法接受的是，2024年1月17日他收到的某系公司《授权书》，更是在核心权限上大幅缩水：授权期限仅为1年，与合同约定的5年合作期限相差甚远；授权区域也仅限涪陵区一地，而非合同中承诺的“涪陵区含原下属区县”；销售渠道还被额外增加了批发市场的限制，某系公司这种未经协商就擅自变更合同核心条款、缩减授权范围的行为，已构成明显的违约。

2023年12月25日迫于范先生上访省政府部门的压力，该公司与范先生补签订了《补充条款单》，承诺“正常操作情况下，合同到期或终止，没销售掉的货品，如果范先生申请退货退款就退货退款”。为推进合作，范先生专门申办了营业执照，租赁了经营仓储用房、聘请专兼职业务员、举办品鉴会。但某系公司承诺的冠名广告、派驻人员等支持政策全未兑现，约定由企业承担的运营费用也全部落到他头上。加之产品知名度低、定价高，市场接受度极低，12个月仅卖出20箱某粮液和1箱某粮金樽，连基本运营成本都无法覆盖。

面对困境，范先生多次与某系公司交涉，多次通过微信、邮寄提交退货退款申请，依据合同“连续三个月未完成销售任务可自动终止”的约定要求退款，均被某系公司无视。

在持续的维权过程中，经核查，某系公司自身获得的相关产品授权期限仅有1年，意味着从与范先生签订合同的那一刻起，某系公司就清楚自己没有能力履行长达5年的合作约定。但该公司故意隐瞒这一核心事实，与范先生签订了远超自身授权期限的经销合同，本质上属于欺诈性缔约。

在所有协商渠道都被堵死的情况下，范先生只能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于2024年11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但某系公司在庭审中不仅毫无歉意，反而提出反诉要求范先生支付此前赊销产品的货款，无视双方《补充条款单》中“变现后补款”的明确约定，范先生当时并未收回全部销售款项，支付条件根本没有成就。诉讼过程中，某系公司试图辩称彼此是“买卖合同关系”，以此推卸自身应承担的代理服务义务。范先生的核心义务是拓展市场、推广产品，而非单纯的“买货卖货”，双方本质上是销售代理合同关系，某系公司的反诉诉求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025年11月6日，历时366天，范先生等来了一审判决，却始终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从庭审呈现的事实来看，某系公司虚假宣传诱导签约、超授权缔约、擅自缩减合同权限等行为证据清晰，范先生提交的聊天记录、授权文件、费用凭证等也足以佐证自身损失与某系公司违约行为的直接关联，但一审判决未能充分采信这些关键事实与证据，未对某系公司的不诚信行为作出应有的认定，也未支持范先生合理的退货退款及损失赔偿诉求，这让范先生对司法救济的期待落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二审程序中。

50万元货款的巨额投入、突如其来的银行贷款压力、房租、工资、品鉴会等各类经营成本的持续损耗，最终只换来惨淡的销售业绩和一场漫长又耗费心力的诉讼。某系公司从最初的虚假宣传诱导签约，到后续的超授权缔约、擅自缩减合同权限，再到拒绝履行承诺、无视退货退款要求，让范先生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更彻底摧毁了他的创业梦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期待这场纠纷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让范先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也借此倒逼各类市场主体坚守诚信底线，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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