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4日凌晨，汉口万国医院的楼道里忽明忽暗，巡夜的护士小声嘀咕：“怎么又加了岗哨？”门口宪兵不耐烦地挥手，示意她快走。此刻病房内的刘湘（1890年7月1日——1938年1月20日）靠在高背椅上，双手依旧夹着一份当天午后才收到的《战地通讯》，字迹因血迹而模糊，唯独“川军”“南京”两个词格外刺眼。

他昨天还在和冯玉祥聊“重庆何时设防”，声音洪亮得像在练嗓。半天工夫，人却像老了十岁。跟班警卫葛兴礼记得很清楚：冯玉祥离开后，刘湘皱眉沉思良久，嘴里蹦出一句只有葛兴礼能听见的感慨：“韩复榘完了，轮到我了。”话音刚落，浓黑的血涌出口腔，葛兴礼吓得跌坐在地。

时间若倒回一年，这位“四川王”在成都帅府把酒高歌：“此去出川，打得好，回家看荷包蛋；打不好，也得给四川人一个交代！”旁边幕僚都笑，说督办又在拿自己开玩笑。谁也没想到“荷包蛋”会变成病房里的流质粥，更没人料到他离开四川不到半年，竟走到了生死关口。

川军出川并非偶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的南京国防会议上，刘湘拍案而起，连说三遍“川人能战”。桌子一角被他震裂，薄木屑飞在空中，留下的口号直至会散仍在回荡。川军将士听说主帅亲征，欢呼声让陪都气氛都热了半度。谁知一到前线，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个师都插进了中央军的顾问。“戴着脚镣跳舞”，这是川军旅长郭汝瑰当时写在日记里的话。

刘湘理解得太晚。11月上旬，他在皖南前沿巡视，胃病发作，剧痛折磨得他靠树干喘气。邓汉祥劝回后方疗养，他摆手道：“蒋委员长不让我聚兵，我若不亲自看着，川军早没影了。”这句话充满矛盾，既有军阀对地盘的执念，也有抗敌到底的倔强。

刘元勋

转院汉口后，德籍外科医师魏克林检查病情，说是陈年溃疡失血，需要静养一月。刘湘笑了：“三十天？南京能撑三十天？”医师听不懂中文，只见他摘下氧气管，挥手让随员拿来地图。从武汉到南京，100多公里的江面被他标了密密麻麻箭头，仿佛明日就要强行东进。

与此同时，戴笠在对岸的江汉旅社租下一间套房，所有川军密电都先送他过目。侍从室《战时日报》留下一行批注：“川人多诈，宜早定案。”谁的墨迹，档案里没有落款。只是从这天起，刘湘病房门口多了五名特务，轮班站岗，警卫连需要凭票才能进出。

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在1月13日下午。何应钦提着两盒法国雪茄进病房，“刘督办，韩复榘已经被委员长扣押。”刘湘愣了两秒，嘴角抽搐，像要笑却笑不出来。“为什么？”“不战而走，军法难容。”何应钦慢吞吞吐出这句话。病房外的葛兴礼回忆：“我听到督办说：‘韩有十万精兵都保不住，我有病在身，还谈什么川中自保？’紧跟着就是咳血声。”

当晚三点，魏克林被急喊回来，发现患者血压跌到极限。奇怪的是，医嘱里原本使用的止血针剂被替换成另一种批号模糊的药瓶。他追问护士，对方讷讷不语，只说“药房临时更换”。魏克林皱眉，一把夺过药瓶，冲到走廊，迈步之间几次想回头，终究没再踏进病房。据说第二天清晨，他已坐船离汉口，行踪未明。

1月17日，刘湘几乎昏迷。川军将领唐式遵急电部下：“守住宜昌，别听任何调动命令。”线报反馈，中央军别动队已出发，目标直指重庆。唐式遵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明白大势已去却还在撑，“人若退一步，川就不是川了”。

刘元勋

1月20日15：10，医院吊灯闪了两下，守在门口的葛兴礼听见病房里最后一声低吼：“川兵不回头！”随后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清点遗物时，椅背夹着半页信纸，上书：“敌不退，我不归”。这一页残稿被葛兴礼藏进军靴，直到解放后才交给四川省档案馆。

死讯传到武汉行营，蒋介石批了一行字：“痛悼痛悼，迅即后事。”同一天的侍从室《事略稿本》却记：“四川当可收归中央，利多于弊”。冷暖心思，字里行间昭然若揭。

灵柩暂厝汉口江边，1月25日凌晨，妻子刘周书赶到。夜风刺骨，她掀开棺盖，发现两处紫青伤斑，位于脐下三寸。她撕下黑纱，仔细观察痕迹，血水渗出。她抬头盯着在场的办事处长邱甲，道：“这是‘白药’能留下的颜色？”邱甲面色煞白，低头一言不发。

1月28日，成都公馆灯火通明。刘周书披麻戴孝跪在地板，用力磕头，声音沙哑却带着刀锋：“督办不是病死，是被蒋委员长害死。诸位兄长若记他一分恩义，替他讨回公道！”厅里三十多名川中军头愣在原地，没人敢应声。外头炮声轰鸣，中央军第四集团军已越过三峡，这帮人心知肚明，再出一句“报仇”，就是自毁前程。

事后各路传闻铺天盖地。其一，毒死说。旧军统少将程一鸣在台湾写回忆录：“护士把医生的止血粉换成砒霜混合物。”其二，吓死说。范绍增举报刘湘联络韩复榘、宋哲元，何应钦奉命告知，刘湘惊惧吐血，旧疾复发，无药可救。真相如何？档案尚未完整解封，结论自然也就无人认领。

戴春风

该注意的是，戴笠曾两次请示如何处理“四川问题”。第一次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第二次在刘湘病情好转的12月初。《事略稿本》用了句极暧昧的文字：“态度已定，时机待择”。结合刘湘骤逝的时间点，现代史学者多认为“时机”就是“何应钦探视”之后。

有人说刘湘本是军阀，私心甚重，不足称英雄。话是不错，但将四川从二十几股杂牌中整合，数百万川人因此免于战火，这一笔功劳也需写在账上。倘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他真能东渡长江指挥川军，南京保卫战或许不至于那么惨烈，当然，这只是“假设推论”的余味。

退一步看，刘湘之死对川军影响巨大。主将骤亡，部队群龙无首。“后方防务委员会”胎死腹中，中央军顺利挺进四川，整编川部队为“新编二十二师”“新编三十军”。川军破碎，地方武装自此难再藉“川中自保”挡中央之手，这也正应了蒋介石的算盘。

历史留下一串问题：是谁换了药瓶？是谁提前吩咐魏克林离开？是谁锁住病房档案三十年？线索依稀点到蒋介石，却又缺少致命证据。人死灯灭，惟有江面夜风仍在呼啸，“川兵不回头”五个字飘在空气里，像句无期的誓言。

抗日全面爆发后的权力坐标，可以用一个倒三角来形容：顶端是蒋介石，左右两翼是地方实力派和新兴的军事集团。刘湘的处境，恰恰落在三角尖锐的缝隙里。向上，他需拿出抗战诚意；向下，他又舍不得脚下这块富饶盆地。倘若打赢，他能以“川中屏障”自居；若战败，他至少保留“川西根据地”。问题在于，战争节奏不受他控制。中央军急需调兵，他不让；参谋团想插手地方，他反制；戴笠安插密探，他拔钉。多重博弈下，任何一方只要“出手过重”，他都会瞬间坠入深渊。

刘元勋

病痛只是引信，政治才是火药。想象一下：一位手握二十余万兵马的地方领袖，病倒外省，却依旧能左右川中防务。谁能安心？有人或许不必“毒杀”，只需制造心理压力，随后稍动药物，便可收场。历史多次证明，相比明枪，暗箭更合算。

刘湘的死，让蒋系顺利推进“国防最高委员”制度，也让川军进入中央军序列。有人因此断言：这是一次典型的“去地方化”手术。动刀之前，病房就是手术台；麻醉过后，川中再无刘湘。至于那声“川兵不回头”，也只能成为军歌里不合时宜的尾句。近现代史的残酷，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