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选择将自己的“学术大本营”从欧洲搬到东方,这背后折射出的,绝不仅仅是个人选择。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正是这样一位“用脚投票”的顶尖学者。
他没有选择在功成名就后安享盛誉,而是远渡重洋,以特聘教授的身份,扎根于上海科技大学的iHuman研究所,将他耕耘了数十年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前沿研究,深深地植入了中国的科研土壤。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一位早已站在世界科学之巅的学者,为何要在职业生涯的后期,选择一片遥远的“科研热土”重新开始?答案,或许就藏在他那跨越了三十年的执着探索,以及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中。
一位诺奖得主的“未竟之志”库尔特·维特里希的名字,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如雷贯耳。他凭借在核磁共振光谱学解析生物大分子结构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2002年荣膺诺贝尔化学奖。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GPCR这个庞大的膜蛋白家族还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中时,维特里希就已经敏锐地开启了相关研究。
GPCR堪称人体内最重要的“信号接收器”,与我们的视觉、嗅觉、味觉,以及绝大多数药物的作用机制息息相关。可以说,理解了GPCR,就拿到了理解生命活动和开发新药的一把关键钥匙。
但在当时,研究GPCR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壁垒。这些蛋白质难以被提取、纯化,更难以在天然状态下被观测。维特里希早期的探索,如同在迷雾中寻找灯塔,虽然指明了方向,却受限于时代的技术条件,难以触及最深层的奥秘。
这份“未竟之志”,或许一直萦绕在这位科学巨匠的心头。而科学探索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对未知的永恒好奇与不懈追求。

转折点发生在他与中国、与上海科技大学的相遇。维特里希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的特聘教授。他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头衔,更是数十年的学术积淀和一个充满潜力的前沿研究方向——GPCR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报道他在上海的突破性成果时,用了一个精准的动词:“带到”。这意味着,这些成果的种子,源于维特里希深厚的学术积累,而最终的开花结果,则是在中国这片新的土地上完成的。上海科技大学,这片被外界称为“科研热土”的地方,为这颗珍贵的种子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养分。
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和一支充满活力与才华的人才队伍。中国的科研投入和快速发展,构建了能够支撑最前沿探索的硬件平台和创新环境。
对于维特里希这样的科学家而言,先进的设备是延伸他思维的“利器”,而年轻、富有激情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则是将宏大构想转化为具体实验、碰撞出新思想火花的关键力量。正是这些支持,让维特里希团队关于GPCR的研究,得以在上海“续写”新的篇章。

维特里希的选择并非孤例。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众多诺贝尔奖得主频繁访问中国,与中国学术界、产业界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
他们的到访,不仅仅是短暂的学术讲座,更催生了多种实质性的合作模式:有的受聘为知名企业的首席科学顾问,为企业战略注入顶尖科学智慧;有的则直接参与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前沿基础研究向产业应用转化。
例如,就有国内消费健康品牌,借助诺贝尔奖得主在细胞氧气感知通路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来优化和佐证自身的产品研发思路。这种结合,让高深的科学发现走出了象牙塔,开始惠及更广泛的民生领域。
国际顶尖学者用他们的行动,为我们折射出一个国家科研生态的吸引力。他们为何而来?
答案显而易见:为了这里世界级的实验平台,为了这里庞大而优秀的人才储备,更为了这里对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和将科学发现快速转化的市场活力。 当基础研究的深度与产业应用的广度能够有效衔接时,便形成了强大的“磁场”。
库尔特·维特里希在上海科技大学的故事,正是这个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个人事业的延续,更是一种信任的传递和一种趋势的形成。从早期受限于技术的孤独探索,到如今在东方“科研热土”上率领团队续写传奇,维特里希的旅程印证了中国在全球科研版图上地位的崛起。
他的选择告诉我们,科学无国界,卓越的智慧永远在寻找最能激发其潜能的舞台。而中国,正以其日益开放的姿态、坚实的投入和对创新的渴求,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眼中不可忽视的“锚点”。
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追赶的脚步,更开始孕育引领未来的原创突破。维特里希和他的GPCR研究在这里的扎根与生长,正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微小而确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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