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月23日,当外界都以为日本国会要按部就班地讨论物价飞涨、解决民生难题的时候。
首相高市早苗却突然来了一手“掀桌子”,直接在内阁会议上强行解散了众议院。

明眼人都能看出,高市早苗此举,无疑是想要趁着当前局势尚算有利,通过提前解散众议院来重新进行选举,以此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为后续政策推行铺路。
可谁能想到,这记“回旋镖”扔出去还不到24小时,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次选战的核心背景,是日本政坛格局的颠覆性洗牌。
自民党与公明党长达26年的“自公联盟”合作关系,于2025年10月正式破裂,导火索是自民党未能彻底解决黑金政治问题,且高市早苗上台后任用涉事官员的举动,引发公明党强烈抵触。

决裂后,自民党迅速与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结盟组建新执政联盟,初期两党席位合计未达半数,直至2025年11月吸纳3名无党籍议员,才以233席勉强站稳脚跟。
公明党则转身与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联手,于2026年1月22日正式成立“中道改革联合”,集结超160名众议员,成为对抗执政联盟的核心力量。

执政联盟的233席优势极具脆弱性,单名议员的缺席或倒戈,就可能导致政府法案被否决。
更关键的是,参议院中执政联盟始终处于少数地位,使得高市早苗力推的防卫政策调整、预算案等议程屡屡受阻。

而“中道改革联合”凭借公明党深厚的基层动员能力,以及立宪民主党的群众基础,对执政联盟形成强力牵制。
有分析指出,公明党过往曾助力52名自民党候选人当选,如今转而支持对立阵营,将给自民党选区竞选带来巨大冲击,让选情充满变数。

高市早苗之所以选择以突袭式解散众议院豪赌政治生涯,根源是三重执政危机的叠加。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她虽凭借保守派支持维持较高民调,但执政根基早已松动。
2025年11月,其发表的错误言论引发双边关系紧张,后续相关管制措施对日本经济产生反噬,在野党已明确计划在国会审议中就此发起集中质询,这成为她急于规避的焦点。

同时,内阁支持率的优势窗口有限,一旦进入预算委员会审议阶段,负面议题发酵可能导致民调下滑,“趁早选举锁定胜局”成为其核心考量。
内部危机同样步步紧逼,自民党的黑金丑闻尚未平息,高市早苗本人还被曝与问题宗教团体存在勾连,多名关联高官及地方议员涉及政治资金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在野党攻击的突破口。

国会例会开幕当日解散众议院,本质是她单方面剥夺对手在全国直播平台揭露政府问题的机会,试图化被动为主动。
此外,新年度预算案审议被中断引发各界不满,政府各省厅弥漫不安情绪,中小企业则饱受日元贬值、物价上涨的冲击,民生痛点的持续发酵也让其执政压力陡增。

为拉拢选民,高市早苗抛出竞选承诺,而自民党取消对涉黑金丑闻成员的参选限制,推举其参与选举,这一操作复刻了2025年参议院选举的争议做法,当时该问题已成为自民党败选的重要原因,如今再度引发中间选民不满。
“中道改革联合”则针对性提出将食品消费税降至零的主张,以“生活者优先”政策争夺民意。高市的相关承诺还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国债利率攀升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反而抵消了政策的民生利好,进一步压缩自身竞选空间。

既然是豪赌,那自然有风险,高市宣誓:“如果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获得半数席位,那首相还是高市,但如果没有获得,首相将是野田、齐藤或其他人。”
那结果会怎样?不外乎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执政联盟胜选,右翼路线延续。若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并扩大席位优势,高市早苗将顺利留任首相,日本右翼激进路线将持续推进。
执政联盟已明确将防卫政策调整作为核心议程,计划年内修订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以上,同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自卫队职能扩容。

自民党还谋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一步突破现有安保框架,强化军事自主能力,这一系列举措将显著改变地区安全格局。
日本维新会的极端主张将进一步渗透进政策层面,其明确提出就“核共享”方案启动讨论,试图推动与盟友的核力量协作,这一主张将日本推向核风险边缘,引发国内舆论争议。

外交层面,高市政府将继续巩固与盟友的军事同盟关系,延续此前的错误论调,双边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区域博弈可能持续升级。
同时,高市或将借胜选契机清洗党内异己,摆脱日本维新会的掣肘,强化首相官邸的集权地位,稳固自身执政根基。

可能性二:中道联盟逆袭,温和路线受限。若“中道改革联合”逆袭获胜,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或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有望出任首相,日本政策路线将转向温和务实。
新政府将放缓修宪扩军步伐,在安保领域坚守“无核三原则”,否定以金额为前提的防卫费增额计划,拒绝“核共享”相关讨论,在专守防卫框架内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威慑力。

经济层面将聚焦民生改善,以纠正日元贬值、缓解物价压力为核心,推进食品消费税下调等政策,同时尝试修复外部关系,降低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
温和路线的推行注定面临多重制约。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的制度性遗产、驻日美军的现实影响力,以及国内右翼势力的牵制,都会压缩新政府的政策调整空间。

参议院仍由自民党主导的格局难以改变,“跛脚执政”将导致政策内耗加剧,新年度预算案审批延迟、核心法案推进受阻等问题将持续存在,经济民生困境难以快速缓解。
此外,野田佳彦过往执政履历中的争议点,以及两党联合政府内部的理念分歧,都可能影响执政稳定性,为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埋下隐患。

可能性三:席位胶着,政坛陷入动荡。最具不确定性的局面,是大选后双方席位陷入胶着——执政联盟保住多数但优势进一步缩水,或中道联盟未能斩获绝对多数,需联合其他小党派组建政府。
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坛将陷入长期动荡,政策制定与执行效率大幅下滑,新年度预算案落地受阻,地方财政补贴、防灾减灾、民生援助等基础性项目可能陷入停滞,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情绪。

自民党内部的分裂风险将彻底爆发,高市早苗独断专行的决策风格早已引发党内派系不满,选情不佳可能成为温和派与实力派发起倒阁行动的导火索。小党派的议价能力将显著提升,政策走向可能因党派利益博弈反复摇摆,安保、经济等核心领域的改革陷入停滞。
社会层面,代际分歧与理念对立将持续加剧,年轻群体对右翼路线的支持与中老年群体的警惕形成鲜明对立,民生压力叠加政治动荡,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升级,让日本政局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尽管街头巷尾的选举海报上写满了关于物价、税收、养老金和宪法的争论。
但在首相官邸和外务省的战略室内,无论2月8日的计票结果如何,对华政策的基调早已在选举开始前就已设定。

高市早苗的豪赌,赌的是她个人的权力和自民党的统治;日本选民的选择,决定的是国家资源优先投向民生还是军备。
而中日关系的温度,在可预见的框架内,似乎已与这场热闹的选举无关,它更多地被束缚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国内固化的政治正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