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话放在旧时候的女人身上，那是带着一股子认命的悲凉。
那时候的蒋介石正值年轻气盛，火气上来那是压不住。那天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因为点争执，抬腿就冲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毛福梅狠狠踢了一脚。这一脚可不得了，毛福梅当时就捂着肚子瘫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婆婆王采玉听见动静冲出来，看着倒地不起的儿媳和那个像斗鸡一样的儿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你是要打死她吗？”虽然郎中后来被火急火燎地请来了，但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肚子里的孩子终究是没保住。
这事儿闹得太大，蒋介石也没法善终。他在家族祠堂里硬生生跪了一整夜反省，脚底板都跪麻了。天一亮，他便脚底抹油溜去了宁波，这一走，把家里的一地鸡毛全扔给了婆媳俩。他在外面倒是潇洒，偶尔托人捎回一封信，内容只有冷冰冰的“事务繁忙”，对那晚闯下的大祸是一个字都不提。
毛福梅这一伤，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下地。从那以后，她的话更少了，整天像个闷葫芦，除了给婆婆请安，就一个人缩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发呆。转眼入秋，溪口的风刮得人脸疼，王采玉心疼儿媳，给被褥加厚了一层棉花。这天，王采玉坐在床边缝补，屋里静得只有针线穿过布料的“嘶嘶”声。毛福梅盯着账顶看了半天，突然蹦出一句：“娘，我想识字。”
王采玉手里的活停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读书？”
毛福梅声音轻得像蚊子哼：“他信里有些字我不认得。下次他写信来，我想自个儿看懂。”
王采玉一听，心里那个酸啊，放下针线，拉住毛福梅那双满是老茧、冰凉的手：“行，娘教你。”
打那以后，每天午后，老槐树下就成了这婆媳俩的“学堂”。没笔墨纸砚，王采玉就找来树枝，在沙盘上一笔一划地教，毛福梅就跟着描。她学得真不快，一个字得写几十遍才记住，但这女人有股子韧劲，从来不喊累。
有一回学“家”字，毛福梅描半天眉头紧锁，突然问：“娘，这‘家’字上头为啥非得有个盖子呢？”
王采玉愣了一下，叹口气说：“傻孩子，有了盖子才能遮风挡雨，那才叫个家嘛。”
毛福梅听懂了似的点点头，手里的树枝捏得死紧，把那个字描得特别深，像是要刻进沙子里，也刻进心里。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信真来了，就薄薄一张纸。毛福梅拿在手里，没急着拆。她先是摸了摸信封的厚薄，又对着光照了照，这才小心翼翼撕开。信里没几句实在话，光说学堂功课忙，让老妈保重身体，末了才提了一句“福梅亦当自珍”，这名字写得龙飞凤舞，潦草得很。
那晚，毛福梅在油灯下坐了半宿，手指头一遍遍摩挲那五个字。王采玉进来添灯油，借着灯光一看，儿媳嘴角挂着笑，眼睛里还闪着光亮。
“他写我名字了。”毛福梅自言自语，语气里透着股满足劲儿。
到了第二年开春，毛福梅已经能磕磕绊绊读家书了。她开始帮着婆婆记家用账目，一笔一笔记得工工整整。村里办识字班，她也想去，但又怕人笑话，就偷偷溜去坐在最后面听两回。
有一回听完课回来，撞见隔壁婶子。婶子盯着她手里的本子打趣：“哟，福梅也成读书人了？这是学好了要去宁波找介石去？”
毛福梅摇摇头，把本子紧紧抱在胸口：“没那想法，我就是想，以后他写信，我能自己回信。”
她是真这么做的。蒋介石虽然回信少，但她雷打不动，每个月给宁波寄一封信。信里不诉苦，不说家里多难，就报喜：老妈身体硬朗，老槐树抽新条了，后山杜鹃花开了。写完了总忘不了问一句：宁波那边冷不冷？记得多穿点衣裳。
蒋介石那冷冰冰的声音传出来：“父母之命罢了。我们之间，无话可说。”
那同学在溪口住了三天，毛福梅天天起大早做饭，把客房收拾得一尘不染。临走那天，同学客气地对她说：“嫂夫人，这几天多谢照料。”
毛福梅微微弯腰行礼：“招待不周
“看啥呢？”
“娘，树发芽了。”毛福梅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
可不是嘛，冬天终归是要过去的，春天又要来了。这女人用她的笨拙和包容，在那棵老槐树下，守着她心里的家，静静地等着，盼着。哪怕只是一封回信，一颗糖的甜意，也足以让她撑过漫长的孤寂。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卑微也最坚韧的温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