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过年,我们动动手指就能发拜年消息、转电子红包,轻松完成春节社交。但在交通不便、通讯闭塞的古代,过年拜年不仅是团圆的仪式,更是一套严谨繁琐、暗藏门道的社交礼仪。
从先秦的宗族朝贺到明清的“飞帖”往来,古人过年的社交规则,藏着等级秩序、人情世故与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就解锁古人过年的“社交密码”,看看千年前的春节,人们是如何走亲访友、传递祝福的。

古人拜年的雏形,并非民间亲友往来,而是自上而下的宗族与朝堂礼仪,核心是“敬长、尊上”。先秦时期,过年的核心是祭神祭祖,祭祀结束后,宗族内部会按辈分举行“朝贺礼”,晚辈向长辈行跪拜礼,汇报一年近况,表达恭敬之意。
到了汉代,过年被正式定为岁首节日,拜年礼仪进一步规范。宫廷中,正月初一要举行“元日大朝会”,百官身着朝服向皇帝跪拜朝贺,皇帝则设宴赏赐,彰显皇权威严;民间,宗族拜年是核心,晚辈需携带酒肉等礼品,亲自登门向长辈拜年,行“四拜礼”,仪式庄重且不可简化。
此时的拜年,没有随意的寒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问候都有严格规矩,既是对长辈的敬畏,也是维护宗族秩序的重要方式。不同于现代社交的轻松,汉代拜年更像是一场“礼仪考核”,容不得半点马虎。

唐宋时期,社会风气逐渐开放,过年拜年不再局限于宗族与朝堂,民间亲友、同僚之间的拜年往来愈发频繁,礼仪也逐渐灵活化,甚至出现了“隔空拜年”的雏形。
唐代过年,同僚之间会相互登门拜年,携带“年盘”(酒肉、糕点等礼品),主人家则设宴款待,席间饮酒赋诗,热闹非凡。李白《元日述怀》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便暗藏了春节饮酒贺岁、传递祝福的场景。
到了宋代,拜年形式更加多元。对于距离较远、不便登门的亲友,古人会派仆人携带“名刺”(类似现代的名片)登门代为拜年,这便是“飞帖”的雏形。宋代文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正月一日年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草扎小儿,粉妆青红,衣被华丽,沿街歌叫,往来拜节。”既展现了登门拜年的热闹,也暗示了“代拜”的普遍。
此时的拜年,等级观念有所弱化,人情味儿更浓,无论是登门拜访还是“飞帖”代拜,核心都是传递祝福、维系情谊,与现代拜年的初衷愈发贴近。

明清时期,过年拜年礼仪彻底固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程,“飞帖”拜年普及,压岁钱成为拜年必备,与现代拜年习俗基本定型。
明代拜年,“飞帖”使用更加广泛,甚至出现了专门盛放飞帖的“拜匣”,显得更为庄重。文人雅士的飞帖不仅有姓名、祝福,还会附上诗词,尽显文化底蕴。文征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生动描绘了明代飞帖拜年的盛况。
清代拜年,在延续明代礼仪的基础上,融入了满族特色。宫廷中,皇帝会在正月初一亲自向太后拜年,行“家礼”,之后接受百官朝贺;民间,拜年流程更为细致,晚辈登门拜年需先向祖先牌位行礼,再向长辈跪拜,长辈则回赠“压岁钱”,寓意驱邪避灾、岁岁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拜年有严格的“禁忌”:正月初一至初三,需先拜长辈、再拜亲友,不可颠倒顺序;拜年时不可说不吉利的话,礼品需成双成对,寓意吉祥,这些规矩至今仍在部分地区流传。

从先秦的宗族朝贺到现代的微信拜年,从汉代的跪拜礼到如今的语音祝福,从宋代的“飞帖”到现在的电子红包,古人过年的社交形式,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迭代简化,但核心从未改变——传递祝福、维系情谊、凝聚亲情。
现代的我们,无需再行繁琐的跪拜礼,无需再派仆人传递飞帖,动动手指就能跨越山海传递祝福。看似简化的流程,实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而藏在背后的情感,与古人别无二致:向长辈拜年,是感恩与敬畏;向亲友拜年,是牵挂与问候;向同事拜年,是尊重与期许。
今年过年,当你发送拜年消息、传递红包时,不妨多一份思考: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拜年的习俗,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情味儿。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春节社交的核心,永远是那份真挚的祝福与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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