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银行里三位数的余额，感觉呼吸都困难。

北京，凌晨两点。合租房的隔断间闷热潮湿，隔壁情侣的吵架声穿透薄墙。三十岁，失业八个月，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最要命的是，我爸的电话又来了。

“小峰，你妈昨晚又疼得一宿没睡……医生说，不能再拖了。”

“手术费……大概多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至少二十五万。还有，你弟下学期的学费……”

我挂断电话，手抖得握不住手机。二十五万。把我卖了都不值这个数。

就在我快被绝望淹没时，大学室友张强发来一条微信：“哥们儿，上次跟你提那事儿，考虑得怎么样了？那老爷子我打听清楚了，姓周，66岁，退休工程师，北京户口，西城有套房。就一个要求：找个靠谱的人，走个形式，结个婚。”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干。两个月前，张强酒桌上提过一嘴，说有个捷径能弄到北京户口，还能解燃眉之急。我当时觉得荒唐，直接拒了。

可现在……

“见面聊聊？” 我颤抖着手指，回了四个字。

三天后，后海一家茶馆。

周大爷比我想象中精神。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坐得笔直。不像66岁，倒像五十出头。

“小陈是吧？”他推过来一杯茶，声音平稳，“我的情况，小张应该跟你说了。我需要一个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处理一些身后事。你需要户口，可能还需要钱。我们签协议，期限两年。两年后离婚，户口你留着，我另外再给你一笔补偿。”

我手心冒汗：“周叔，我能问问……为什么选这种方式吗？请个护工或者……”

“护工解决不了法律问题。”他打断我，眼神看向窗外，“我没有子女。有些事，需要个合法身份的人来办。”

他转回头，目光落在我脸上，停顿了几秒，才继续说：“你长得……有点像我一个故人。”

我愣了一下。

“当然，这是题外话。”他恢复公事公办的态度，“协议在这里。你看一下，重点有三：第一，我们是形式婚姻，不同住，但你需要每周来看我一次；第二，我会帮你办理户口迁移；第三，我名下的存款，婚后你可以动用三十万应急。”

三十万。正好是我爸的手术费。

“我……我需要这笔钱救急。”我艰难地开口，“但我以后会还……”

“不用还。”周大爷摆摆手，“这是协议的一部分。签字吧。”

我拿起笔，感觉有千斤重。我知道，这一签，某些东西就永远不一样了。

领证那天，秋高气爽。

民政局里全是甜甜蜜蜜的年轻情侣。我和周大爷站在中间，格格不入。工作人员反复确认我们的意愿，眼神里写满疑惑。

红本子拿到手，周大爷仔细收好，然后对我说：“户口的事我会开始办。那三十万，明天转给你。从今天起，我们按协议履行，但除此之外，不必有其他交集。”

我懵了：“周叔，您是说……”

“我的意思是，每周来看我一次，完成约定。其他时间，你过你的生活。”他语气冷淡，“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陪伴。我们之间，就是一场交易，别投入不必要的感情。”

说完，他转身就走，留我一人站在民政局门口，捏着那本滚烫的结婚证。

钱很快到账。我爸的手术安排上了。

我搬出了合租的隔断间，用剩下的钱租了个小单间，也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生活似乎走上正轨。

我每周六下午去周大爷家。他住在西城一个老小区，房子不大，但干净整洁，满是书。每次去，他客客气气，泡杯茶，问几句近况，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一小时一到，他就说：“不耽误你时间了。”

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总是锁着的卧室里。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周叔，那房间……”

“放些旧东西。”他立刻打断，语气不容置疑，“你不用知道。”

我们的关系，比合租室友还冷。

直到那个暴雨夜。

我加完班，突然想起那天是周六。虽然不情愿，还是冒雨赶了过去。敲门没人应，打电话关机。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来。我找到物业，强行开门。

周大爷倒在客厅地板上，脸色惨白，身边散落着药瓶。

救护车的鸣笛刺破雨夜。医生说，是突发性脑梗，再晚一点就危险了。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他插满管子的样子，突然发现，这个一直表现得很强硬的老头，其实瘦得可怜。

“病人家属？”护士喊。

“我是。”我下意识回答。

“病人需要长期护理和康复，你能负责吗？”

我看着昏迷的周大爷，想起他说的“别投入不必要的感情”。但人倒在面前，我做不到转身离开。

“我能。”我说。

周大爷出院时，左半边身体不太利索，需要康复训练。

我提出搬过来临时照顾他，他沉默很久，最后哑着嗓子说：“谢谢。费用我会算在补偿里。”

“不用。”我扶着他，“这是我自己想做的。”

照顾病人并不容易。每天帮他按摩僵硬的手臂，陪他做枯燥的康复动作，准备清淡的饭菜。他有时烦躁，会发脾气，把水杯扫到地上。

“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可怜！”他吼着。

我没吭声，收拾好碎片，重新倒一杯水放在他手边。“周叔，喝水。”

他看着我，眼眶突然红了，转过头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沉默渐渐被打破。他开始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如何从南方小城考到北京，如何成为工程师，如何爱过一个姑娘。

“她叫文娟。”一次晚饭后，他看着窗外，“我们差点就结婚了。但那时候，她家里要她回去，我留在了北京。后来……听说她过得不好。”

“您没再找过她？”

“找过。太晚了。”他声音很低，“我亏欠她。有些遗憾，一辈子都补不上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你皱眉的样子，有点像她。”

我忽然明白，他当初说我像“故人”，不是随口一提。

我爸康复出院，特意来北京感谢周大爷。

两个老人一见如故。我爸拉着周大爷的手：“老哥，谢谢你救了我，也救了我儿子。你这情义，我们陈家记一辈子。”

周大爷只是摇头：“缘分，都是缘分。”

那天之后，周大爷对我态度明显变了。不再冷冰冰地算着时间，有时我加班去晚了，他会打电话问：“还没下班？饭给你留着。”

他甚至开始教我下象棋，虽然我棋很臭，他总是赢。

“你这脑子，干设计可惜了。”他赢了我三局后，慢悠悠地说，“该去搞搞艺术，天马行空点。”

我笑了：“周叔，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实话。”他也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得这么轻松。

我的户口办下来了。拿着崭新的户口本，我心里五味杂陈。

“周叔，谢谢您。”我郑重地说。

“谢什么，协议内容。”他摆摆手，但眼里有笑意，“这下，你算是在北京扎下根了。”

“那……我们的协议？”我试探着问。

他沉默了一下：“你想提前结束？”

“不是！”我赶紧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相处得还行，能不能……别那么严格按协议来？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像家人一样相处。”

周大爷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拒绝。

“好。”他终于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您说。”

“别叫我周叔了。”他有点不自然，“叫周伯吧，听着顺耳点。”

“好，周伯。”我鼻子有点酸。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

但周大爷的身体时好时坏，又住了两次院。医生私下告诉我，他器官衰竭得厉害，要有心理准备。

一个冬夜，他精神突然很好，让我陪他聊天。

“小峰，我那间锁着的屋子，你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他问。

我点头。

“钥匙在书房右边抽屉。等我走了，你自己去看。”他喘了口气，“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是一些……记忆。你看了，就明白我为什么选你了。”

“周伯，您别这么说……”

“人都有这一天。”他拍拍我的手，“还有，我的遗嘱立好了。房子和剩下的存款，都留给你。”

我震惊：“这不行！这太多了！您应该捐了或者……”

“听我说完。”他打断我，“钱和房子，不是白给你的。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我一定办到。”

“用这些钱，做点有意义的事。”他看着我，眼神明亮，“帮帮那些像你当初一样，在北京挣扎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落脚的地方，一点希望。这比捐给谁都强。”

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用力点头：“我答应您。我一定做到。”

他笑了，那笑容平静而满足：“好孩子。这样，我就能安心去见文娟了。”

几天后，周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处理完所有后事，我打开了那间锁着的房间。

满墙的照片。一个年轻姑娘，笑容灿烂，两条麻花辫。她叫文娟。

照片旁边，贴着一封泛黄的信，是文娟写给他的，字迹娟秀：“建国，我不怪你。北京是你的梦，你去追吧。只是这辈子，缘分太浅了。”

我这才知道，周伯原名周建国。

在抽屉最底层，我找到一个旧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

“遇见小峰，是老天给我的补偿。他像年轻时的我，也像文娟想帮助的那种人。这场交易，开始是私心，最后是救赎。我把未尽的缘分和愧疚，都留给他了。希望他能带着这些，走得更远。”

我抱着笔记本，在满是照片的房间里，哭了很久。

一年后，“起点社区中心”在西城一个旧厂房里开业。

这里为初来北京的年轻人提供廉价住宿、职业培训和心理支持。墙上挂着周伯和文娟的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给所有在都市中寻找起点的人。”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个小伙子怯生生地问我：“陈哥，这里真的能帮我们落户口吗？”

我笑着摇头：“不能。但这里能帮你站稳脚跟，找到方向。户口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

就像周伯用一场非常规的交易，给了我户口和金钱，但最终给我的，是人生的方向和一颗回馈的心。

如今，我仍住在周伯的老房子里。每当夜幕降临，看着北京的万家灯火，我都会想起那个倔强的老头。这场始于利益的婚姻，最终教会我：人与人之间最深的连接，往往始于需要，终于懂得；而真正的遗产，从来不是财产，是改变另一个生命轨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