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第三天，大清早的，正好看到了这一章：一个王朝的最后挣扎！
一个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王朝，突然间就坍塌了[流泪]看的人心里五味杂陈。
以史为鉴吧！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
北宋灭亡，或者说，南北宋之分，只是后人的说法，历史上的两宋其实是一个整体，因为国祚是延续的。
不过，对于赵宋王朝而言，靖康之变的确是一场天大的国变，导致宋室南迁，疆土减少近半。所以这里还是沿用习惯说法，将靖康年间宋徽宗与宋钦宗被俘视为北宋的灭亡，将康王赵构建立的小朝廷称为南宋。
说起来，北宋是在鼎盛之时突然覆灭的，就如一名腰缠万贯、正值富年的士绅，因为招惹上凶悍的仇家，在决斗时被杀掉了。死于“被杀”，说明两点问题：第一，武艺不如人；第二，身体机能并未衰亡。事实上，当时宋王朝不管是军事的成就，疆域的扩张，还是文化与经济的表现，都处于巅峰状态，不见衰败之象。
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朝的人口过亿，东京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市民。尽管山东、江南几乎同时发生了宋江与方腊的民变，但叛民很快就被招安或剿灭。从繁荣似锦的市井风貌，人们完全看不出大祸将至的征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梦华录》所讲述的，都是宋徽宗时代的如梦繁华。宣和年间还诞生了几部文化艺术史上留名的著述，如《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宣和北苑贡茶录》《宣和牙牌谱》《宣和石谱》，反映出宋朝文化的繁盛。
此时，宋朝的领土也在扩张中。对反复无常的西夏国，宋人以前基于后勤补给的吃力，一直无法在前线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现在在宋王朝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战术，那便是“进筑”加“浅攻”，一寸一寸蚕食西夏，让西夏人大惊失色：“唱作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 宣和元年（1119）四月，宋师攻克西夏横山之地，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可惜，随后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部落结成“海上之盟”，定下联金灭辽之策，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放过了经略西北的历史机会。
不过，尽管宋朝军队在征战辽国时破绽百出，狼狈不堪，最终还是在宣和五年（1123）四月，收复了被辽国占领一百余年的燕云故土，实现了自太祖立国以来，列祖列宗念兹在兹的梦想。宋徽宗洋洋得意，命大才子王安中制“复燕云碑”，立在燕山府延寿寺，宣示自己的不世功业。
如果没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宋徽宗大概会成为赵宋王朝最伟大的君主吧。
然而，正是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朝军力疲弱、兵不能战的致命问题暴露在金人眼皮底下，金人惊喜地明白了一件事：“贵朝（宋朝）兵将与亡辽士马优劣可见，亡辽与本朝士马胜负明知”，乃生出挥鞭南下、牧马中原之心。此时辽国已亡，宋朝北境失去屏障，再不能阻挡金兵铁骑驰骋。其实早在宋徽宗意欲与女真结盟之时，已有臣僚反对联金灭辽，认为“契丹，与国（友邦）也；女真，强敌也”，一旦女真灭辽得逞，势必“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到时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
很不幸，让他言中了。
宣和七年（1125），金主完颜晟寻了一个借口，派遣大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统率大军，从东西两路南下伐宋。
宋徽宗闻讯，吓得将皇位内禅给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自己带着皇子、帝姬、内侍跑到南方避祸。

宋钦宗
赵桓临危受命，于次年改元靖康，并斩杀童贯、朱勔，赐死李彦、梁师成，放逐蔡京，罢黜王黼，祸国殃民的“六贼”终于被清算。
靖康元年（1126）正月，完颜宗望率领的金国东路大军直抵开封城下。幸运的是，在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李纲的组织抵抗下，金兵未能破城。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了后面历史的小事：完颜宗望久攻开封城不下，便迫宋廷议和，索要金帛以及太原（今山西太原）、河间（今河北沧州）、中山（今河北保定）三镇，并以一亲王为人质。康王赵构主动请缨，说他愿往敌寨为质。正月十四日，赵构进入金营；二十余日后，居然被放了回来。
完颜宗望之所以放走赵构，是因为他怀疑赵构是假康王：“康王留金营，与金国太子同射，连发三矢，皆中筈，连珠不断。金人谓将官良家子，似非亲王，岂有亲王精于骑射如此？乃遣归。”金人以为宋朝亲王尽是娇生惯养之辈，康王箭术如此了得，定是冒名的亲王，所以将赵构放回去，换了肃王为人质。其实赵构真的是习得一身骑射武艺。如果当年金兵扣留住赵构不放，后面南宋的历史显然就要改写了。
开封城被围未久，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率领的精锐部队——西军已经赶至京师勤王，完颜宗望破城无望，既得宋廷许割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又得肃王为人质，便引兵北退。宋钦宗总算松了一口气，南下避祸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
对于割地的城下之盟，宋廷又生出悔意，拒不交割三镇，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再次统率大军攻宋，来势更为凶猛。十一月，又是完颜宗望率先一步攻至开封城外，驻兵于南薰门外的青城。
从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颜宗望兵临开封城下，到次年四月一日金人退师，虏二帝北去，宋朝汴京的君臣士庶历经了四个多月的凄风苦雨。
当时开封城内有一位叫作丁特起的太学生，目睹他效忠的王朝面临亡国的苦苦挣扎，心中不胜悲愤。因为“痛二帝之播迁，悯王室之颠覆”，他将自己的见闻逐日记下来，辑为一册《靖康纪闻》，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这靖康之耻。
现在我们就翻开丁特起“泣血谨书”的《靖康纪闻》，重温一段痛史。
在金人大军压城之前，东京已经谣言四起，“道路传闻游骑已渡河”，人心惶惶，“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不绝于道”，朝廷“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听就寺观居止”，并全城戒严。到了十一月十九日，宋政府已探知“游骑渡河”为讹传，原来是抗金将领折彦质部下的一部分溃兵撤退至开封。开封府便贴出榜文，安抚人心：“前日北兵来，系折彦质溃兵，已招安讫，城外居民，各仰归业。”
大军围城，国难当头，可以想象，每一个生活在汴京的市民肯定都迫切地想了解事态的进展。
宋钦宗朝廷御敌无方，但在信息公开方面，却做得无可指摘，从靖康元年一月到次年四月，宋政府几乎每天都会在汴梁城内发布榜文，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以期朝野军民共纾国难。
十一月二十五日，天刚大亮，宋政府又出黄榜，告谕士庶：“金人游骑已及郊畿。”尽管“士庶读之，莫不惊惧”，但宋廷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
很快，金兵果然团团围住汴京。十一月底，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也抵达开封城外，与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会师于南青城。金帅遣使入城，要求宋钦宗前往金营谈判。宰相何栗坚决不同意，说：“本朝自祖宗以来，车驾惟是三年一次郊天方出城，平居未尝离大内一步。况今兵火在外，岂容辄出？此事实难相从。”
汴京苦撑了一个月，到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金人纵火烧诸门，及新城里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杀掳，火光亘天，达旦不灭，百姓哭声震动天地”。宋钦宗急召大臣议事，皇帝的意见“极谦，皆是全活生灵之意”。次日，从金营传来消息，“告谕百姓安业，两国讲和”。城中百姓闻讯，“以手加额，私相庆贺”。但金人提出，议和的前提条件是，宋朝的太上皇、皇太子、越王、郓王前往金营为人质。钦宗说：“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太子方数岁，如何到得军前？”
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宰相何栗与郓王赵楷出城，“诣军前请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坚持要太上皇赵佶出郊。何栗回来，转达金人之意。钦宗说：“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决定亲往金营谈判。开封府于午后出榜，向市民通报消息：“大金坚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庙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各务安静，无使惊扰，却误大事。”不消说，士庶睹榜，又满怀疑虑，“自宣德楼至南薰门，立泥雪中，以候驾回”。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朝廷又出榜：“大金和议已定，朕以宗庙社稷生灵之故，躬往致谢，咨尔众庶，无得疑惑。”这一日，城中“百姓父老争持金银、牛酒、彩帛”，献于金营，恳请金人放了皇帝。但到了晚上，还是未见钦宗归来，“人情恟惧”。未久，又见开封府出榜：“大金已许和议，事未了，朕留宿，只候事了归内，仰军民安业，无致疑虑。”士庶看了消息，心中忧虑，通夕不寐，担心皇帝被金人扣留，回不来了。
次日，即十二月初一晚上，开封府又有黄榜发布：“奉圣旨，和议已定，止是往来礼数未毕。窃虑军民等疑虑，今晓谕，更令知悉。”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才从金营回城，走到宣德门，忍不住哭出声来：“朕将谓不与万民相见。”士庶莫不恸哭。一时间，皇帝回城的消息“里巷争传，人情快适，恍若再生，焚香致谢”。很快便是宋人的传统大节元旦（春节），城外金帅还假惺惺遣人入贺。
然而，刚刚过完春节，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宋钦宗又不得不至金营谈判。当时金人“索金银益急，欲纵兵入城”，宋钦宗问金使萧庆，萧庆回答：“须陛下亲见元帅乃可。”宋钦宗不想出城，却又“恐金人纵兵残民”，只好任命同知枢密院孙傅为东京留守，自己带着宰相何栗等官员赴南青城金营。傍晚时分，开封府出榜通告士庶：“朕出城议徽号事，为诸国未集，来日定回，仰居民安乐。”
但这一次赴敌营，宋钦宗再也没有回来。
正月二十七日，宋政府又出榜文，公告第二次和谈的进展：“两国通和，各敦信誓，车驾（宋钦宗）与两元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议事渐已了毕，只候旦夕回。”次日黎明，下了几天的大雪停了，“御史台告报百官，赴南薰门接驾，士民奔凑，充满道路，延颈企望，以俟驾回”。但等不到钦宗归来。
二月初七，城内传言：诸城门都有百姓跟金人发生巷战，“士庶方且忧疑”，午后又有内廷车子数十辆，各载被褥于车后，出南薰门，星驰而去。士庶惶惑，还以为是不是皇室中人逃跑了。未久，朝廷出榜公告：“皇帝出郊，日久未还，太上道君领宫嫔出城，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仰士庶安业。”
原来，金人又要求宋徽宗赴金营为人质。
宋徽宗
徽宗这一回倒表现出男人的勇气，说道：“若以我为质，得官家归，保宗社，亦无所辞。”遂出城。他却不知道，宋钦宗已于昨天（二月初六）被金人废为庶人。这一夜，城内“民情极汹惧，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弹压四出，至深夜亦不敢息”。
二月初九，正当城中士庶翘首等候消息之际，却等来一道金营元帅派人贴出的榜文，大略说：“宋人悖德，故去岁有问罪之师。念出师止为吊伐，本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人民听随主迁居。”随后，金人册立原为宋朝宰相的张邦昌为新皇帝，改国号为“大楚”。北宋宣告亡国。
宋钦宗被金人废了帝号之时，随钦宗赴敌营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极力替少帝辩护：“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积累之艰难，三世方得河东，陵寝在焉，大河在焉，而不敢轻与金人，惟义所在而已。”并怒斥金国“需索无厌，贪人土地，取人妇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灵，是巨贼耳。吊民伐罪，岂如是乎？”金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大怒，命人将李若水“拽下殿，于青城东华门外敲杀之”。若水“临死，骂声不绝于口”，真大丈夫也。
到了四月初一，金人退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归，“是日，民间闻金师之退，恍若再生，竞欲登城观者，如蚁集鳞次，惟銮舆播迁，为之愁恨耳”。
四月十三日，开封府四厢都巡检使还贴出榜文：“据探报，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轻出。”提醒军民注意出行安全。
金国此番伐宋，借口是宋王朝许割三镇在前，反悔于后，不得以才兴师问罪，所以自我标榜“止为吊伐，本非贪土”。不过，刚开始伐宋时，金国倒真的没有占据东京的意思，所图者乃是宋朝的金帛财富与大河以北的土地，因此，在攻破开封城之后，金兵没有入城，避免跟宋军民发生巷战，只是要挟宋帝与宰执大臣至金营“和谈”，要求“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疋，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满足这些要求，金人便退师。
宋钦宗第一次被迫前往金营谈判时，提出愿意“出府库金帛，以遗二酋”，完颜宗翰大笑说：“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来所议者大事，何以此为？果欲分赐，可与将士。”宋为鱼肉、金为刀俎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唯有任人宰割。
为满足金人的胃口，从靖康元年十二月开始，宋朝政府的榜文开始多了“根括金银”的内容。如十一日，开封府出榜文：“拘收戚里权贵、豪富之家金帛钱粮，犒设大军，自皇后为头。”申明由皇后带头，捐出金银，“犒设”金人。
但是，戚里权贵、豪富之家似乎并无多少热情捐献金银，所以次日开封府又出榜，将戚里权贵、豪富之家的名单列了出来：“见奉圣旨，拘收戚里权贵之家赀财，以助犒军，今来累日，并未见人户尽数赍纳，切虑罪责，致将金银等藏窖。右榜人户等将本家金银表段，竭其家赀，赴府送纳，如敢藏埋，许诸色人告，以十分为率，三分充赏，先以官钱代支，其犯人以军法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许告给赏，不行陈告，与犯人同罪。”
在金人压力下，官府“督责金银甚峻”，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都设了监狱，将逾限不纳金银之人逮捕起来，即便是戚里权贵的家属，也被“荷项拷掠”。宋徽宗皇后郑氏的娘家因为“隐匿金银，不肯尽输”，受到“父祖追毁出身以来文字”（相当于“双开”）的严厉处分。提取全文
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开封府一连贴出好几道根据金银的榜文：“宰执以下，应曾赐带者，并仰赴官送纳。”要求宰相以下高官纳还之前获赐的金带、玉带；
又榜：“诸州县镇，曾遣人在京买卖变易，见在金银，仰日下尽数赴官交纳，隐匿依军法。”要求各州县府的驻京商业机构将库存的金银捐献出来；
又榜：“质库户质金银并拘入官”，要求将京城官私质库（银行）的金银尽数征用；
又榜：“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应店户至屋宅拘收蓄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店主许告陈，知情与同罪，隐匿者并依军法。”要求富商大贾也捐献金银；
又榜：“纳金银人计直给还茶盐，钞金一两，准三十二千；银一两，准二千二百。”政府对捐献金银的商民用茶盐引作出补偿，按金一两折价32贯钱、银一两折价2200文钱计算。
十二月二十六日，宋政府又宣布“鬻爵”，将官爵明码标价，发榜出卖，“开列官资榜价直，募人承买”。但是，可想而知，兵荒马乱之时，性命尚且难保，官爵哪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榜方张贴了十几天，“不闻有应募者”。
等到过了元旦，因金人“索金银益急”，宋钦宗第二次赴金营谈判，被扣留下来。靖康二年正月十一日午时，开封府出榜：“传到圣旨，大金元帅以金银表段少，驾未得回，事属紧切，仰在京士庶，各怀爱君之心，不问贵贱，有金银表段者，火急尽数赴开封府纳。许人告，给赏，犯人依军法。”请士庶捐献金银。
开封市民以为纳了金银，就可以换回钦宗，因此“各竭其家所有献之，有福田院贫民，亦纳金二两、银七两”。
正月十三日，开封府又有榜文发布：“大金军前为金银数少，圣驾未回，事属急切。当所访闻，闾巷居民，各怀爱君之心，自相纠结，钗钏并行送纳，未致尽绝。……金每两三十五千，银每两二千五百，省表段每匹五千，官为收买。”
这个时候，宋朝士庶还不知道，金人已经执意扣留宋钦宗为人质，并不打算放他回来，就算奉献上再多的金银也于事无补。
有一个叫作徐揆的太学生，跑到金营“请车驾还阙”，并“厉声”跟金帅辩论，结果被金人杀掉了。
宋钦宗被废了帝号后，金营还是没有停止勒索金银。
二月二十一日，开封府又在城内四壁“置场数十处，堆垛官钱以收买，金每两三十二千，银每两二千五百，多有赴场卖者”。又贴出公告，“许以金一两博米一石四斗，银一两博米一斗”。其时，“民方艰食，虽有金银无所用，往往乐于博易，官司收所买金，日不下千万两”。一车又一车的金银，节次解运至金营。
虽然开封府与御史台“催科金银，无所不至”，但最终还是无法凑足“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之数。二月二十五日，开封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四人因为搜刮金银不力，被金兵押于监军处，“敲杀之”，“尸首弃南薰门下”。台谏官则“各鞭背五十，放还”。以前，宋朝的台谏官何曾受过此等羞辱？
金人觉得有必要指导一下宋朝官员的工作方法了。三月十二日，金营给开封府移文，要求将金银数额摊派给各户：“在京坊巷见在人户等数配，限三日纳足，如不服之人，全家押赴军前。”之前，金人曾向开封府索在京户口数目，“开封府报以七百万户”，金人“见京城户口之众，至是乃令将坊巷人户等数配，意欲于此百万户中尽行数配”。宋朝政府虽然“根括金银甚急”，毕竟还是先“拘收戚里权贵、豪富之家”，对平民之家则用了“仰在京士庶”的客气话，并以官价收购，还算有点人味。金人就全然不掩饰他们的贪婪与野蛮了。
刀锋之下，开封府“莫敢论辩”，只得奉行，将金银数额摊派下去，即使是升斗细民，也被摊派到“金三十锭，银一百锭”。但你就是将刀架到小民脖子上，他们也掏不出多少金银。所以，虽然“官司征催，莫敢少怠”，但“亦无如之何”。
金人未刮足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便迫宋钦宗签下以宗室女子充数的字据：“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五百万两），银五百万锭（五千万两），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¹这应该是历史上最屈辱的条约了。
宋帝并非没有抗议。
完颜宗翰之子完颜设也马，看中了宋徽宗之女富金帝姬，要宋徽宗献出女儿，徽宗拒绝：“富金已有家，中国重廉耻，不二夫，不似贵国之无忌。”完颜宗翰大怒，说：“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给诸将各分配两名宋朝宗室女子，宋徽宗也愤恨地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被完颜宗翰呵斥出去。此事记录在金人李天民撰写的《南征录汇》中，当为可信。
金兵围困开封之时，正值冬天，“大雪苦寒”，积雪盈尺。对于城中百姓来说，如何取暖御寒，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北宋后期，汴京人户已普遍使用煤为燃料，“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石炭便是燃煤。城内外至少分布有二十多个官营的煤炭场，“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
但是，眼下开封城被金兵团团围住，哪里还有燃料供应？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封府出榜四壁，“毁宫屋货卖，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将一部分官屋拆了，木料卖给士民充当柴薪。
次日，又下了一场大雪，宋钦宗下诏：“风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万岁山，即宋徽宗修建的艮岳，是北宋末东京最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见过艮岳的宋人描述说：万岁山“凿池为溪涧，叠石为堤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凿。因其余土，积而为山，山骨暴露，峰棱如削”，“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³，“又有松阴、竹径、花圃、石洞、村居、酒肆，莫知其数”。
当初为了建造艮岳，宋徽宗“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搜刮民间奇卉石竹。正史与稗官小说都提到朱勔在苏州践踏庶民财产权的行径：“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防视之，防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¹这一横征暴敛行径，也是方腊叛乱的导火索。
不过，宋徽宗尽管好大喜功，但堂堂一国之君，还不至于无耻到要侵夺百姓之家的一石一木。
宣和三年（1121），他曾下一道诏书，说：“自来收卖计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县、监司干置，皆系御前预行支降钱物，令依私价和卖，累降指挥，严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²这道诏书透露了一个信息：宋徽宗让监司、州县采办花石纲，是要求“依私价和卖”的，而且“不得少有抑配”。为此，朝廷拨出了巨款：“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但这笔钱到了具体办事的人手里，被不同程度地私吞了。
艮岳建成没几年，便发生了靖康之变，“都人相与排墙，避虏于寿山艮岳之巅”⁴，宋廷也下令“毁撤垣墙，许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览”。皇家园林成了开封市民避难之所。宋钦宗诏许砍伐艮岳树木之后，“百姓奔凑，往斫伐木者，无虑千万人”。
到了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万岁山斫伐者益众，台阁亭榭悉毁拆”。其间还发生了一场事故：“仓皇之际，台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践至死者百余人，互相殴击、攘夺而死者又数百人。”开封府遂逮捕处死了“作乱者五人”，坊间“攘夺喧乱”的行为才得稍息。
十二月二十九日，艮岳的竹木被都民砍伐殆尽。宋钦宗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这里的“屋宇”不是民宅，是皇室的宫屋。拆宫屋时，又发生了军兵百姓攘夺木料、“践蹂坠压至死”的事故。当时恰好有金营使者在都堂与宋朝官员议事，见到窗外宋人争夺木材，忍不住将宋政府取笑了一番：“使民争利，定强者得，弱者失，至压损人民，何不命官拆散乎？”宋朝官员无言以对。
写《靖康纪闻》的丁特起感慨说：金使取笑得对。“嗟乎！天子屏园囿之欢，纵民樵采，可谓盛德事。而奉行之吏无经画，欲利于民，而反害之，宜其笑也。”
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封府又在城内“增置粜粟米场、卖柴炭场”，以低价销售木材与粮食：“米不过三升，薪不过五十文，其值减市价数倍，赴场籴买者如市。”二十四日，又调拨了一部分军粮，“听从便出粜，意欲生小民也”。
其时，开封城陷已有两月，“小民樵苏不给，饥死道路者以千计”，活着的人也只能以“花叶、树皮、浮萍、蔓草之类”充饥。宋政府已经在城内四壁“增置米场，出粜官米者凡数十处”，只是“官司措置无法”，“军人恃强攘剥”，以致“小民受惠者少，攘夺践蹂，动致死伤，有如万岁山采樵时”。之后开封府贴出榜文：“不许军人籴买，男子妇人分日赴场。”“由是小民得赖以济”。
正月二十六日，又是“大雪，气候风寒”。时宋钦宗已被扣留在金营，闻知城中百姓“又冻馁者多”，流泪不止，托人从金营带回诏书：“朕出城见元帅，议事未了。阴雨连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减价粜卖柴米，庶几小济。仍不须群聚以俟驾回，若有暴露，朕负百姓，出涕何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士庶读诏者“莫不堕泪”。
等到金兵撤退时，昔日“穷奢极侈”的东京艮岳，已成一片废墟，狼藉遍地。宋徽宗建造这座园林，始名“万岁山”，后改称“艮岳”，最后又改为“寿岳”，“期与天地长久”，不想数年间，便兴废如此，真是造化弄人。
不过，在即将灭亡的最后一刻，北宋王朝到底还是用这一座由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皇家园林，给予子民最后一点点温暖，尽管这已经无法弥补宋徽宗“不作不死”的亡国之罪了。
靖康元年，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第二次率兵攻宋时，消息传到汴京，宋钦宗又派康王赵构为正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至河北金营使金讲和，求金人缓师。
十一月二十日，赵构一行行至磁州（今河北邯郸）时，磁州守臣宗泽对康王说：“肃王去不返，金军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血勇的磁州人又认定王云为金国奸细，竟然动手杀了他。赵构遂停止前往金营。此时完颜宗望已经醒悟过来，明白康王正是他们灭宋的最大障碍，也派兵追截康王。民间传说，危难之际，磁州崔府君庙的泥马驮着赵构渡过了黄河，方得脱险。这便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泥马渡康王
靖康二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宋朝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东京开封的张邦昌派人献上传国玺，表示归政于赵宋。
建炎元年（1127）秋，随宋徽宗北狩的宋朝官员曹勋，寻了一个机会逃脱，辗转回到南京，并给宋高宗带来徽宗的口信：“（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这是宋徽宗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嘱托，也算是给宋王朝留下了一抹文明的底色。
(资料来源《知宋》，希望与友友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