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建商后，最早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一带）。

从商汤建国到帝辛（商纣王）亡国，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约600年。

在这600余年的统治中，前300年商王室曾五次迁都，都城辗转迁徙、未有定所。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记载：“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指商朝建立前，商族为寻找适宜生存的栖息地，曾先后八次迁徙；

“后五”则特指商汤建国后，王室历经的五次都城迁移。这五次迁都在《竹书纪年》《史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具体为，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商王河亶甲自嚣迁于相（今河南安阳内黄一带）、商王祖乙先迁邢（今河北邢台，一说河南温县）再迁庇（今山东菏泽郓城一带）、商王南庚自庇迁于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商王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改北蒙为殷（今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数千年以前，商族尚未建国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处于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洪水泛滥、气候干旱、地力衰退等天灾，都可能摧毁族群的生存根基，因此商族不得不频繁迁徙，寻找水土丰美、适宜农耕与居住的区域，这是商族早期迁徙的核心原因。

但商汤建商后，人类已步入青铜器时代，农耕技术、手工业水平大幅提升，生产力显著发展，为何商王室仍要多次迁都？

这背后是多重矛盾叠加的必然结果，绝非单一因素所致。

商朝的五次迁都，时间集中在商王仲丁至盘庚九王执政期间，这一时期正是商朝历史上著名的“九世之乱”。

《史记·殷本纪》明确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这里的“适”通“嫡”，指嫡长子，动乱根源是继承制度的混乱！

商朝前期实行“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的继承制，且未形成严格的嫡庶继承规范，导致王室子弟为争夺王位互相倾轧、战乱不断。

有些史料记载“伊尹辅佐五位君主”，伊尹实为四朝辅政重臣，辅佐商汤、外丙、仲壬、太甲四位君主，奠定商初太平盛世的基础。

伊尹去世后，商王室失去强力贤辅，再加上长期太平滋生的奢靡之风，君主与贵族贪图享乐、大兴土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除了王位争夺引发的政治动荡，贵族势力膨胀、土地贫瘠（长期定都导致地力耗尽）、阶级矛盾尖锐、四方诸侯反叛、天灾频发等问题相互交织，让商王室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而迁都成为当时转嫁危机、重建秩序、巩固统治的重要选择。

商王祖乙迁都邢、庇期间，曾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整顿朝纲，一度实现商朝中期的短暂中兴，缓解了当时的统治危机，这也是祖乙多次迁都的积极意义，原文未提及，补充后完善迁都历史的完整性。

但祖乙去世后，王位争夺再度加剧，后续商王南庚迁都奄后，乱象并未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到商王阳甲即位时，商王室奢侈无度，内部权力与利益斗争达到顶峰；奴隶主贵族残酷剥削奴隶，大量奴隶不堪压迫纷纷逃亡，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四方诸侯趁机反叛，不再朝贡，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商朝统治濒临崩溃。

就在这乱世之中，阳甲病逝，其弟盘庚继位。

盘庚，甲骨文作“般庚”，名旬，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第二十位君主。

主流史料《夏商周年表》（2000年版）记载，盘庚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00年前后，迁殷时间大致为公元前1300年。

盘庚是一位极具忧患意识与政治远见的君主，他即位后，敏锐洞察到国家的深层危机，深知若不彻底革新，商朝必将走向灭亡，因此下定决心迁都，以摆脱旧都的积弊，寻找能支撑王朝长远发展的新都，重振商汤伟业。

盘庚派遣使者遍历各地，考察适宜建都的区域，最终选定北蒙（今河南安阳）。

这里虽人烟稀少、尚未大规模开发，却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水土丰美、土壤肥沃，适宜发展农耕，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周边山河环绕，山有野兽、水有鱼虾，自然资源丰富，可支撑都城的物资供应；

地势平坦且远离旧贵族势力盘踞之地，既能抑制贵族奢靡之风，又能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避开旧都频发的水患，兼具经济、政治与军事防御价值。

盘庚认定北蒙是重建王朝秩序、实现中兴的理想之地，迁都决心就此敲定。

然而，盘庚迁都的决定一经提出，便遭到王室贵族与奴隶主阶层的强烈反对。

这些贵族长期在旧都奄享受特权，占有大量土地与奴隶，迁都意味着他们的既得利益会受到削弱，且旧都繁华安逸，他们不愿前往荒僻的北蒙从头开始。

为阻止迁都，部分贵族暗中煽动平民与奴隶反抗，散布谣言，一时间朝野上下反对声四起，迁都计划陷入僵局。

但盘庚从未动摇，他深知迁都关乎商朝存亡，必须力排众议、坚决推行。

为动员朝野上下支持迁都，盘庚多次召集奴隶主贵族与群臣，发表训话，阐明迁都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

他在训话中征引“古我先王”“恪谨天命”的典故，借助奴隶社会盛行的神权思想，宣称迁都是顺应天命、延续先祖基业的举措，以此争取民心！

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神权，天命之说极具说服力。

同时，他严厉斥责大臣们疏忽职守、煽动民心的行为，批判贵族们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只顾一己私利的短视做法，强硬表态，若有人违抗迁都命令，必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随后，盘庚语气缓和，征引古代君臣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实现国富民强的事例，劝说贵族与群臣放下私心，与他并肩携手，重建商朝的繁荣。

这些训话言辞恳切、刚柔并济，既彰显了君主的威严，又饱含治国的诚意，充分展现了盘庚的政治魄力与演说才能。

后来，这些训话被史官记录下来，收录于《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文献，至今仍被沿用的“星火燎原”“有条不紊”等成语，便源自盘庚的这些训话。

在盘庚的强硬推行与耐心劝说下，反对势力逐渐瓦解，迁都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最终，盘庚带领平民、奴隶与贵族，西渡黄河，浩浩荡荡迁往北蒙，史称“盘庚迁都”。

迁都完成后，北蒙被正式改名为殷，因此此次迁都也被后世称为“盘庚迁殷”。

迁都初期，平民与奴隶因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心生不满，部分旧贵族趁机利用这种情绪，煽动民众要求迁回旧都。

盘庚果断采取强硬措施，制止了反叛苗头，同时着手在新都整顿朝纲、推行革新。

他效仿商汤与伊尹的治国理念，吸收先王“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的执政经验，秉持“与民同甘共苦”的原则，注重体恤民情，推行开明政策；

减轻赋税，鼓励农耕，恢复社会生产；

选拔官吏时摒弃门第偏见，优先任用爱护百姓、有才干的人，要求官吏坚守爱民之心、恪尽职守；

约束贵戚亲族，责令他们摒弃私心、施惠于民，禁止残酷剥削奴隶，逐步缓和阶级矛盾。

今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便是盘庚迁殷后的商都城遗址，1928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殷墟布局规整，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如后母戊鼎）、玉器等文物，印证了迁殷后商朝的繁荣景象，也证实了盘庚迁殷的历史真实性。

经过多年经营，殷都逐渐发展成为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人口激增、百业兴旺，昔日的荒僻之地，成为当时东方最繁华的都城。

《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全面恢复商汤时期的仁德之治，最终扭转了“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重现“百姓由宁”“诸侯来朝”的盛况！

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四方诸侯纷纷重新归附，衰落的商朝得以复兴。

盘庚也因此被后世誉为商朝的“中兴之主”，其迁都之举，为后续武丁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商王室多次迁都，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统治中心；

自盘庚迁殷后，商朝都城固定于殷，直至商朝灭亡的270余年里，再未迁都。

也正因如此，商朝又称“殷朝”“殷商”，殷都也成为商朝最具代表性的都城，盘庚迁殷的决策，被后世公认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具远见的政治举措之一，彰显了古代君主的治国智慧与改革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