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还透着凌晨的寒意。秦川拎着一叠文件，轻轻敲开陆定一的病房门。门刚开缝隙，老人在枕边抬眼，“稿子带来了？”几乎没有客套。

这份纪念周恩来的稿子，原本是应一位老记者之请。记者求稿那天是正月初四，陆定一虽在输液，仍爽快答应，“周总理的事，不能拖。”可病情反复，他只能口述要点。记者把速记稿熬了两夜整理完，送来请他审改。

陆定一的阅历让任何笔头都紧张。修改从语法到标点，一个细节都不放过，隔着纱布的手背青筋暴起。最难的是情感分寸：既要庄重，又忌煽情。他反复念叨，“纪念不是颂词堆砌，要让年轻人看到真实的周恩来。”

秦川收到终审稿，连夜赶来，只为一句口头授权。陆定一却先提了条件：“全文不得改动一字。”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秦川愣住，继而点头，“照办。”对话不过十来秒，决定了一篇后来广为传阅的佳作。

有意思的是，这位73岁就谢绝部长职位的老人，一生与笔杆子打交道，却极少在公开文章里写自己。回望过去，他与周恩来惺惺相惜的情谊，始于1928年的上海特科，又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日渐深厚。

1931年冬夜，法租界小楼灯未熄，周恩来与陆定一围着一张旧地图研究路线。周轻声一句，“先保密，再宣传。”四个字，被陆定一当作往后做宣传工作的根本法则。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西柏坡大雪初融。陆定一开着吉普挺进北平，一路颠簸却不改兴奋。他知道，香山那间临时办公室，等着他绘制文化与教育的蓝图。

10月1日的典礼后，中宣部事务堆成山。陆定一先抓报纸改革，要求“新闻必须立足事实”，又明确“理论宣传要浅显”。这些看似平常的条条框框，恰是当时媒体训练的尺子。

1953年，他率编辑访问团赴莫斯科，研究《真理报》流水线式的审稿流程。回国后提六项改进：理论、党内生活、经济、国际、评论、快讯。会议室里有人担心“条条太细”，他摆手，“先立规矩，才好创新。”

这种务实，也体现在对形式主义的警惕。一次省报把标题做成半版大字，他指着清样摇头，“吓人眼球不是宣传，真实才是生命。”说完拿笔删去夸饰词，只留事件经过。

岁月流转，1966年风雨骤变，陆定一被推上风口浪尖。十多年沉寂，他没写自辩文章，只在日记里记下周恩来探望时的关切：“老陆，挺住。”短短四字，他后来珍而重之抄了三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定一被请回顾问岗位。有人劝他再领中宣部，他摆手，“年纪压住了精力，让年轻人上吧。”自此作息固定：上午读报，下午写建议，晚间听越剧，日子有序。

记者来访那天，两人一聊就过午后。革命战争、苏联见闻、报业趣事，无所不谈。周恩来话题一开，老人坐直，“总理最难得是‘真’——他管事，也管人心。”这句话被记者原封写进了稿子。

四天后，改好的成文送到病房。陆定一翻到第三页，发现“温良”一词，他画叉：“周恩来是铁汉，不是温良。”又在末尾加上他认为最重要的评价——“思严行柔，原则如山。”

当晚，秦川向社里汇报，备好版面。为了避免技术性改动，他干脆让排字工照稿敲字，不插手删增。3月6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字数一万一千有余，四个自然段结构昭然。

读者反馈用两个词概括：沉稳，克制。许多人意外于文章少见的历史细节，例如1937年西安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谈判时，陆定一在隔壁房记录的花絮；再如抗战初期周总理在延安夜查窑洞灯火，只为省油。

文章引起共鸣的另一原因，是写作者和被写对象的相似气质：严谨、冷静，却又带温度。有人评论，“周恩来的一生，经陆定一之笔，更显棱角。”

值得一提的是，陆定一后来回忆那晚并未庆功。报纸送到病房，他只是把样报折好，放在床头柜，合眼休息。护士问他感觉如何，他答，“该做的事做完了。”寥寥数语，像极了他行事的底色。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辞世，享年九十。讣告里引用的，正是1979年那篇纪念文章中的一句：“革命者的价值，不在于留下多少言辞，而在于守住多少原则。”

从特科密室到香山松林，再到协和病房，一条清晰的脉络注入这篇文字：事实求真，情感抑制，立场坚定。也正因为此，陆定一才敢对《人民日报》说出那句“一个字也不能改”，因为他相信，真实无需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