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城市竞争的焦点，已经从规模转为了含金量，财政收入就是很好的对比指标。从今年前三季度的四川各地级市财政收入来看，成都依然吊打所有“小弟”，以1401.33亿元稳居第一，川内第三城宜宾以303亿元远超第二城绵阳的182亿元。多个GDP靠前城市出现财政收入倒挂，典型的是GDP第五、收入第十的南充，另有遂宁、广安、攀枝花等城市财政收入负增长。

看起来，只看GDP排名不那么好使了，产业结构及其密切相关的财政收入，才是川内城市的比拼关键。

千亿收入的成都，在全国范围表现如何？

毫不意外的，成都是川内前三季度唯一财政收入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全国排名第十位。成都1-9月超1.8万亿元的GDP总量背后，有着多个实打实的产业集群在支撑。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产业，再加上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多个千亿产业，构成了成都财政收入的坚实底色。这些产业的税收转化能力较强，从今年1-10月，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9.3亿元、税收收入1148.0亿元，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7%的数据就能看出，其财政收入的“含金量”可不低。

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终端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仅这一个产业的税收贡献，就占据全市工业税收的一半份额。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让成都在新兴赛道上持续收获税收增量。

将成都的财政收入，放在中西部同等级、同体量城市中做对比来看。重庆1-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30.7亿元，总量略高于成都，但重庆的管辖范围和人口规模远超成都，若按人均财政收入计算，以往人均数据常被诟病的成都，反而领先了。

西安1-9月财政收入为926亿元，是成都的66%，差距接近500亿元。即便是中部核心城市武汉，1-9月财政收入为1358亿元，比成都少43.33亿元。不过，成都2.5%的财政收入增速，略低于武汉3.7%的同期增速。财政收入的质量，3座城市差不多，重庆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72%，武汉为75%，成都的这一比例是73.1%。

宜宾收入超过绵阳，川内第二城的竞争更激烈了。

GDP相差400多亿，财政收入却多了100多亿，宜宾和绵阳的竞争又有了新说法。今年1-9月，绵阳GDP超3000亿元，远超宜宾的2753亿，但财政收入却只有182亿，不及宜宾303亿的六成，这个差距甚至比南充99亿的财政总量还多。

这倒不是说绵阳的GDP里有水分，而是在于产业结构，决定了纳税能力。

宜宾踩准了新能源产业的风口。作为传统酒城，五粮液带来的税收早已是基本盘，真正让宜宾实现跨越的，是动力电池产业的爆发。2025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宜宾一口气签约了180个项目，总金额861.3亿元，这些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税收贡献超5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近3万个。

这意味着，仅新能源产业带来的新增税收，就相当于遂宁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加上白酒产业的稳定税收贡献，宜宾的财政收入自然一路飙升。

绵阳的电子信息产业看似强势，但产业结构的短板却很明显。其电子信息产业多集中在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等环节，缺乏终端产品和完整产业链，税收留存能力较弱。同时，绵阳的产业布局相对单一，新兴产业培育滞后，没有形成像宜宾新能源那样的爆发性增长极。

数据显示，绵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偏低，非税收入依赖度较高，这也导致其财政收入的增长动力不足。

南充第10的尴尬，虚胖的GDP撑不起厚实的财政。

作为川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南充的处境有些尴尬。前三季度，南充GDP位居全省第五，99亿的财政收入却仅排在第十，甚至低于达州、乐山等城市。可以说，南充的GDP是虚胖的，缺乏能贡献高税收的优质产业。

南充的发展速度本身就不算快。2014年GDP为1391亿，2024年达2861亿，十年增长不足1500亿，年均增长不到150亿。而且，其增长多依赖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产业，这些产业要么税收贡献有限，要么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南充的困境，其实是很多三、四线城市的缩影，为了追求GDP增速，积极扩张房地产、引进低税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经济规模做大了，但财政收入却跟不上。

这种GDP走高、财政收入偏弱的发展模式，往往会导致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进而影响城市的长远竞争力。

收入负增长的遂宁、广安和攀枝花，产业单一有风险。

在四川财政收入整体增长4%的背景下，广安、遂宁、攀枝花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就颇为刺眼了。遂宁1-9月的财政收入为76.6亿，增量是-8.15亿，增速是-9.6%，预计全年都难以回正。攀枝花受经济下行、传统产业疲软的影响，区级税收减收870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虽有一点回升，但仍处在调整期，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这几个城市的共同问题，是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攀枝花依赖钢铁、煤炭等资源型产业，随着经济下行和环保政策的收紧，传统纳税大户税收贡献大幅下降。遂宁没有传统优势产业，也没有培育出新兴产业，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不高。

上述城市的非税收入占比也偏高，攀枝花仁和区靠盘活国有资产、特许经营权出让等一次性收入，才勉强弥补了税收缺口，但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难以持续。

从四川地级市的财政收入情况来看，GDP不再是衡量城市实力的唯一标准，产业的税收转化能力、可持续增长能力，才是决定城市发展趋势的核心因素。对于四川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区域均衡发展，不能只追求GDP的均衡，更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成都需要继续强化中心城市的产业引领作用，宜宾要复制并传递新能源产业的成功经验，南充等城市需要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而攀枝花、遂宁等负增长城市，要加快产业转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