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肆虐季，江西一位家长因综合医院无儿科急诊，连打14个电话怒斥院方，本以为会收获全网共情，却意外迎来多数网友的反向站队：“再投诉，未来可能连儿童医院都没医生了”。这场看似对立的医患矛盾，实则撕开了儿科医疗体系的深层裂痕——一边是儿童急诊需求的激增，一边是儿科医生的持续流失，“夜间看儿科难”的困境，早已不是单一医院的问题，而是全国医疗行业的集体焦虑。

家长的愤怒不难理解。孩子深夜突发高烧、咳嗽不止，就近医院却没有儿科急诊，只能辗转数小时赶往专属儿童医院，排队等候至凌晨，这份焦灼与无助足以让任何人情绪失控。但网友的“不共情”，并非冷漠，而是源于对儿科现状的清醒认知。

近年来，“劝人学医，莫入儿科”已成行业共识。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儿科医生招聘岗位同比增长17%，但投递人数却下降23%，不少医院儿科常年挂着“急聘”公告，却鲜有人问津。网友的留言戳中要害：“不是医院不想开儿科急诊，是真的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今天对医生的每一次苛责，都是明天孩子看病难的伏笔”。

这种舆论转向，本质是公众对医疗行业困境的集体觉醒。当儿科医生短缺的新闻频繁曝光，当医闹事件的惨痛案例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家长的合理诉求与医生的生存困境并非对立，而是被同一个难题困住——儿科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

儿科被称为“地狱难度”科室，并非夸张。其背后是高负荷、高风险、低回报的三重挤压，让无数从业者望而却步。

首先是“身心双重累”。儿童表达能力有限，病情往往以哭闹为唯一信号，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和耐心，从细微之处判断病因，比成人诊疗消耗更多精力。甲流期间，多地儿科医生日均接诊超100人，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成常态，喝水、上厕所都要争分夺秒。更让人疲惫的是情绪消耗，排队久、打针疼、恢复慢，任何一点不合预期，都可能引发家长的指责与投诉。

其次是“职业高风险”。儿科是医闹事件的高发区，从辱骂推搡到暴力伤害，医生的人身安全时常面临威胁。2016年山东莱钢医院儿科医生李宝华被患者家属砍伤致死的悲剧，成为无数儿科医生心中的阴影。而“举证责任倒置”的医疗纠纷处理规则，更让医生如履薄冰，为规避风险，不少医生被迫选择“防御性医疗”，过度检查、保守治疗，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

最关键的是“付出与回报失衡”。儿科诊疗用药剂量小、检查项目相对简单，医保支付额度低，导致科室营收能力弱。数据显示，儿科医生平均薪资比同级别内科医生低28%，部分基层医院儿科医生月薪甚至不足5000元。高投入（5年本科+3年规培+3年专科训练）与低回报的反差，让年轻医学生纷纷转向其他科室。

对综合医院而言，不开儿科急诊，并非“不作为”，而是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从运营角度看，儿科是“低收益、高风险”的“拖油瓶”。儿科急诊需要配备专业的医生、护士、急救设备和药品，人力与物力成本高昂，但收费标准却低于其他科室。在医保DRG/DIP支付改革下，医院需控制整体成本，儿科的低营收、高消耗特性，使其成为“不划算”的选择。部分医院曾尝试开设儿科急诊，但因患者数量不稳定、纠纷频发，最终不得不关停。

从人才角度看，“没人可用”是核心难题。开设儿科急诊需要足够的医生轮班值守，而当前多数医院儿科医生本身就处于“一人多岗”的超负荷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夜间急诊任务。某三甲医院儿科主任透露，科室现有12名医生，要负责日常门诊、住院诊疗和日间急诊，“每人每周至少值2个夜班，再开夜间急诊，医生根本扛不住”。

更现实的是，综合医院的儿科资源本就薄弱。相较于专门的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在诊疗设备、专科细分、应急预案等方面存在差距，面对复杂的儿科急症，诊疗风险更高。为避免医疗事故，不少医院选择“扬长避短”，将儿科急诊资源集中到更专业的儿童医院，这也从侧面加剧了“夜间看儿科难”的问题。

儿科医生的流失，与儿童医疗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二孩”“三孩”政策的推进，儿童人口基数持续扩大，加上甲流、流感等传染病的周期性暴发，儿科诊疗需求连年攀升。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仅0.62名，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名标准，全国儿科医生缺口超20万人。而夜间急诊的需求尤为突出，有调查显示，儿童急诊患者中，约60%集中在18点至次日8点，这一时间段的医生缺口更大。

供需失衡的背后，是儿科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优质儿科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儿童医院和三甲医院，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资源严重不足。农村地区更甚，不少乡镇医院没有专职儿科医生，儿童生病只能往县城、市区跑，进一步加剧了大医院的诊疗压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儿科人才培养的“断档”。近年来，全国多所医学院校缩减儿科专业招生规模，部分院校甚至暂停招生，导致儿科医生的“新鲜血液”持续减少。加上在职医生的不断流失，儿科医疗体系的“造血功能”正在衰退，未来的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解决“夜间看儿科难”的问题，不能只靠医院或医生的单方面努力，需要制度、社会、家庭的多方协同，破解儿科医疗的“生存困境”。

制度层面，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方面，应动态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提高诊疗、护理等项目的收费标准，让儿科科室从“亏损部门”变成“可盈利部门”，增强医院开设儿科急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对儿科急诊给予倾斜，减轻医院的成本压力。同时，应加强儿科人才培养，扩大医学院校儿科专业招生规模，给予儿科医学生学费减免、就业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人投身儿科事业。

医院层面，需优化资源配置与风险防控。综合医院可探索“儿科急诊联盟”模式，与周边儿童医院、基层医院建立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转诊联动，缓解单一医院的压力；同时，应加强医患沟通机制建设，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通道，及时化解矛盾，减少医闹事件的发生。此外，可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诊疗效率，如开通线上问诊、预约挂号、检查结果共享等服务，减少患者排队时间。

社会与家庭层面，需重建医患信任与理解。家长应理性看待儿科诊疗的复杂性，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给予医生更多的包容与耐心。排队时间长、诊疗效果未达预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资源短缺，而非医生的不作为。同时，社会应加强对儿科医生的正面宣传，弘扬医者仁心的职业精神，提高儿科医生的社会认同感与职业荣誉感。

儿科急诊的“缺位”，本质是医疗价值体系的“错位”。当儿科医生的付出能得到合理回报，当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得到充分保障，当儿科科室能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夜间看儿科难”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毕竟，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守护，每个坚守在儿科岗位的医生，都值得被世界温柔以待。破解儿科急诊之困，不仅是为了让家长不再为孩子看病发愁，更是为了守护整个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