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通航算盘”被逼上台面

1918年，中山先生提出三峡构想。建国后，三峡在论证与争议中反复起落，又有持续数年的“三峡论战”。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峡决议提出，重要准备工作完成后再作决定，工程随后沉寂。

改革开放后，论证再开。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复了150米低坝方案，同时为解决移民问题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由于回水范围不涉及重庆，这个早期的三峡省范围不包括重庆，只包括涪陵、万县和宜昌，省会暂定宜昌。

重庆并不反对三峡工程，分歧落在坝高。150米回水末端到不了重庆主城区，通航上不了万吨级船队，重庆认为不利于发展经济，于是主张至少采用中坝方案，最好提高到180米。

另一边，传统反对派仍坚持连150米方案都不该上。争议一上来，决议又被搁置，三峡省也跟着夭折。

1985年，邓公在听取当时副总理李鹏汇报时提到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更好，并提出过“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设想。此后，三峡工程再度搁置，这个设想也没能落地。

90年代三峡重新启动论证。92年形成决议，选取中坝方案。94年开始修建。要解决100多万移民问题的区划方案并非停摆，而是全程保密推进。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审核处副处长孙秀东在94年被抽调进国务院，和另外3人组成秘密调研组，暗中走访四川、重庆，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行性。

即便严格保密，风声还是漏了出去。96年春天，香港报纸刊发消息称内地准备成立重庆直辖市，连区划图都放了出来，而且与后面公布的版本一致。重庆直辖，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四套方案摊开

1996年6月26日下午，李鹏总理在办公室召集会议。参会的中央领导还有胡锦涛、李贵鲜，四川方面有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重庆方面有书记张德邻，以及即将上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

会上讨论的，是秘密调研组带回的四套方案。

会议很快排除了方案一和方案三。方案一牵扯面太广，不利于管理。方案三操作最简单，却既起不到安置移民的作用，也缓解不了四川过多人口的压力。

拉锯集中在方案二与方案四：四川更倾向大方案，重庆更支持方案四。原因也直白。川东北当时贫困县多，四川想把包袱一并打包给重庆，重庆不愿接。

经讨论后，李鹏总理作总结，按方案四组建重庆直辖市。他此前对大方案的评价是“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人口也太多，担心重庆吃不消。

会上还出现过折中提议：把广安划进来。理由是广安产粮，重庆缺粮，而且广安与重庆关系更近。

李鹏总理当时表示“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蒲海清后来才得知，邓小平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也不合适。

但放到今天看，广安作为重庆市外唯一代表团参加重庆市第七届运动会，川渝高竹新区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选址于广安邻水县与重庆交界地带，都透出一种“向渝靠拢”的现实。

方案四定下后，设省的设想确实被讨论过，官方在《关于重庆直辖的议案说明》里给出了解释：行政成本要算清，城市定位也要能撑得住。

算行政成本这本账，设省会凭空多出一层。

当时原重庆市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机构设置齐全。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也配齐了地级机构。若设省，就要在它们之上再加一套省级机构，编制和花销都要增加。

直辖的做法更“省事”：把原重庆市的整套机构提个半级，同时撤销黔江、涪陵、万县这三套原地级机构，由重庆直接管理原属于它们的区县。

据首任市长蒲海清回忆，重庆直辖后直接去掉地市级机构，直管42个县，行政编制减少约1/3。

2007年新华社报道提到，重庆在职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55，行政成本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低，每年可少支出人头经费约100亿元。

算城市定位这本账，重庆要做“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少不了跨省协同的场子。

围绕职能分工、产业重构、设施共建等区域协同政策，很多协调动作触及省级层面。若按设省方案，重庆只是副省级省会，级别不对等、话语权不够用的问题就会浮出来。同时，省会城市与省级机构叠在一起，职责也容易重叠。

直辖则把这个问题绕开了。把老重庆市与周边地区打包为重庆直辖市，重庆在对外协调时更顺手，也更符合“中心城市”的定位预期。

移民安置与扶贫任务，是更现实的一根硬杠杆。

三峡移民大多分布在重庆周边贫困山区，靠自身难以完成任务，需要主城带动周边区县。若设省，重庆作为省会与周边地级市并行，协作需要省一级出面协调，在地方政府经济竞赛的大背景下，效果未必理想。

直辖后，三峡移民与扶贫就是重庆的核心任务，权责捆在一起：完成不好要担责，完成得好也会变成政绩，自然更能调动资源与积极性。

直辖后的重庆拿到更高层级的资源扶持，四川本省资源也更集中投向成都，西南“双子星”的格局由此成形。

至于成渝都市圈未来到底更偏“合”，还是更偏“进”，可以留到下一次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