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安龙县原古里乡政府（现海子镇政府）与文志学签订承包协议，将一片因无人管护、遭牲畜破坏、仅存不足 5000 株残苗的荒山（甘寨茶园）交由其造林经营，协议期限 30 年，有书面凭证及官方签章确认。

为兑现这份承诺，文志学举家迁居深山，倾尽家中积蓄购置苗木、培育幼苗，带领儿子及雇请的冯秀才、万进菊两户乡亲，开启了漫长而艰辛的造林之路。在贫瘠的山地间，他们累计栽种杉木 3 至 4 万株，文志学更是在林间搭建三间实木瓦房，30 年如一日日夜坚守，悉心管护这片山林。昔日荒芜的山地，在他们的汗水浇灌下逐渐绿意盎然，焕发勃勃生机。

然而，就在山林初具规模、成果即将显现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纠纷打破了这份平静。1996 年，同村村民文志广一方突然手持一份据称签订于 1980 年的承包协议提起诉讼，声称文志学精心经营的这片山林归其所有。

该案历经安龙县人民法院一审、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两级法院均判决文志广一方胜诉，认定其提交的协议有效。文志学及其家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多次向相关司法机关提交申诉、抗诉申请，并请求对文志广所持协议进行专业鉴定，但这些合理诉求均未得到支持。

三大核心疑点，直指涉案协议缺乏合法基础（一）协议签订主体与历史事实相悖文志广所持协议显示，其于 1980 年 12 月 19 日与 “古里乡革命委员会” 签订。但根据《安龙县志》明确记载，1980 年 8 月 20 日，全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已被撤销，统一设立乡人民政府。这意味着 1980 年 8 月后，“古里乡革命委员会” 这一机构已不复存在，根本不可能在当年 12 月以该机构名义签订协议并加盖公章。此外，相关公章使用记录显示，“古里乡革命委员会” 公章已于 1980 年 8 月 25 日上交销毁，协议上的公章印迹与历史事实严重冲突。（二）协议内容违背当时政策规定安龙县直至 1981 年 12 月才下发《关于茶园承包给社员管理的决定》，1980 年当地并无茶园承包给个人的相关政策；贵州省林业承包政策则到 1984 年才明确 “承包期最高 50 年”，而文志广所持协议约定 “承包期 60 年”，既早于县级相关政策出台时间，又超出省级政策规定的承包期限上限，明显与当时的政策导向不符。（三）植树行为属集体劳务，与承包无涉调查证实，文志广 1981 年参与植树的行为属实，但该行为属于集体劳务性质。安龙县林业局《速生用材林基地造林验收单》明确记载，“文志广等人” 按每亩 7 元标准领取劳务报酬，树苗款由植树人自行协商，并非协议约定的 “自行投资投劳” 模式。此外，1985 年至 1987 年期间，文志广曾主动向文志学租种涉案林地的间隙地，每年以稻谷折算支付租金，期间从未对林地权属提出任何异议；1984 年至 1993 年，文志广应邀承包外地农场农田，长期未返回原籍，根本没有参与涉案林地的管护工作。其 “省劳模” 荣誉源于 1967 年至 1981 年的集体垦荒行为，与涉案林地承包事宜无任何关联。案件审理存争议，合理诉求未获回应（一）关键证据鉴定申请未被准许自 1996 年纠纷爆发以来，文志学一方始终坚持对文志广所持协议的公章真伪、笔迹形成时间、纸张年份等核心事项进行专业鉴定，尤其在 2013 年二审期间，更是提交了书面鉴定申请，明确四项鉴定诉求，但均以 “超过举证期限” 为由被驳回。该协议作为案件核心证据，其真实性直接决定案件审理结果，不予鉴定的处理方式与相关法律规定中 “对关键证据应准许鉴定” 的原则相悖。（二）证据采纳存在明显倾向性海子镇人民政府（原古里公社）多次出具书面材料，明确表示 “从未与文志广签订过涉案林地承包协议”，并于 2024 年提交《恳请启动再审建议书》佐证；第三人马某权的证言也证实，“1983 年文志广曾向政府提出承包申请未获批准，其参与植树仅领取了劳务报酬”。但这些关键佐证材料均未被采纳，案件审理仅依据与文志广存在利害关系的韦某连单方证言定案，而韦某连既证实文志广持有协议，又曾于 1991 年收取文志学的承包费 300 元，证言存在明显矛盾。（三）复查结果未告知，申诉权利受侵害2016 年，黔西南州政法委组织专项复查该案，根据相关规定，复查结果应书面告知申诉人。但直至文志学去世，其家属始终未收到任何复查结论，两次书面申请获取结果均遭推诿，导致文志学及其家属无法通过合法程序启动再审。案件疑问（一）其他争议事项有待核查

文志广1996年诉讼的代理律师与承办法官系同乡关系，文志学申请法官回避，被以“无证据证明利害关系”为由驳回。

2013年庭审中，文志广突然提交“洒雨林业站存档的合同复印件”，但洒雨林业站与涉案林地无任何隶属关系，该合同来源存疑，存档真实性有待彻查。

（二）存在伤害行为

2013年终审判决下了后，文志广之子文明芳几人，认为林地归属已经确认，来到林间打伤正在种地的文志学妻子杨仕芬和女儿文艳。

该证据有海子乡派出所出警记录，和兴义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其行为属于“以强制手段压制申诉，掩盖判决错误”。

（三）诉求没有处理

文志学自1997年以来持续上访，2003年向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及相关证据，相关部门收取材料后未出具任何书面回执，也未作出是否再审的裁定。

2016年有关部门复查后为主动告知结果，导致案件近30年未获处理，申诉人直到去世，也没有未等到公正的判决。

结论与呼吁

综合全案事实及相关证据，文志广一方始终未能提交有效直接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林场存在合法承包关系。结合全国及贵州省农村承包政策的历史背景，在 “革命委员会” 存续期间，我国尚未推行私人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导向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不存在例外情形。

文志学与原古里乡人民政府 1985 年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有书面凭证、官方签章及长期造林管护事实佐证，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和历史背景，应属合法有效；而文志广所持 1980 年承包协议，在签订主体、政策依据、事实关联性等方面均存在重大疑点，缺乏合法基础。

原审判决忽视核心事实与关键证据，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不仅让文志学三十年造林心血付诸东流，也损害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我们郑重呼吁上级相关部门，立足历史真相与政策规定，全面核查该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启动再审程序，确认文志学所持承包协议的合法有效性，驳回文志广一方的不当诉求，还造林人一个公道，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彰显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