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深秋,贵阳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
彼时,西南绥靖公署的会议室里,墙上悬挂的西南各省军事地图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图上密密麻麻的红圈标注着“共军活动区域”,而红色箭头却在多处呈现颓势状态。
朱绍良,这位刚接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不久的军政要员,此刻正铁青着脸,手指重重地敲击着桌面,目光如炬地盯着站在对面的一个男人,他就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可以说当时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在座的几位参谋处长、军统骨干也都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喘。
朱绍良,国民党军界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历任多个战区司令长官,既有军事指挥经验,也懂政治斡旋。
此时辽沈战役刚以解放军全胜告终,淮海战役的炮声即将响起,国民党政权在北方节节败退,西南地区成了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最后堡垒”。
于是朱绍良临危受命,肩负着“稳定西南、拱卫中枢”的重任,他深知,西南不仅是地理上的大后方,更是国民党最后的兵源、粮源基地,一旦失守,便再无退路。

可以说自从接手西南绥靖事务后,朱绍良简直就是大刀阔斧、不遗余力。他制定了“军政并举、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调集兵力清剿中共地下武装和游击队,另一方面试图拉拢西南地方军阀、士绅,稳定民心,避免局势彻底失控。
可谁知上任不过三个月,局势的恶化速度远超他的预料——各地民怨沸腾,地下党组织活动愈发频繁,就连一些地方军阀也开始阳奉阴违,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与徐远举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徐远举,被誉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素来以心狠手辣、手段残暴闻名。
自从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后,他在重庆、贵阳、昆明等地大肆推行白色恐怖,成立集中营,滥捕滥杀进步人士、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号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在他看来,“绥靖”就是要用铁腕清除所有“异己”,至于民心向背、地方稳定,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徐远举,你自己看看你做的好事!”
朱绍良猛地将一份电报拍在桌上,纸张散落一地。

原来,这份电报是贵阳专员公署发来的急件,上面写着:
“近郊花溪乡因军统逮捕士绅张某,引发民众暴动,烧毁乡公所,部分武装人员与游击队汇合,局势已难控制。”
只见徐远举弯腰捡起电报,草草扫了一眼,一点毫无愧疚之色地说道:
“朱主任,张某通共证据确凿,逮捕他是为了清除内患。民众暴动不过是少数暴徒煽动,派一个营的兵力清剿即可,不足为虑。”
“你说什么?不足为虑?”
朱绍良猛地站起身,怒不可遏地指着徐远举:
“我再三强调,抓捕涉案人员要证据确凿,要顾及地方影响,你倒好,仅凭一封匿名举报信就动手抓人,还纵容手下滥杀无辜,你这是在清剿共党,还是在逼民造反?”
这时,朱绍良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带着压抑已久的怒火:
“你难道不知道我制定了招抚地方武装、稳定士绅阶层的计划?张某本已同意协助我们维持地方治安,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捕杀害,现在好了,民心尽失,地方武装倒向共党,你让我怎么向南京交代?怎么还有脸来担任这个绥靖区主任?”

听闻如此惊雷般的话语,徐远举的脸色终于变了。他没想到朱绍良会如此动怒,更没想到对方会直接质疑自己的职务合法性。
可是要知道,向来骄横惯了的徐远举怎么会甘拜下风,他仗着有毛人凤撑腰,很快便恢复了镇定,反驳道:“朱主任,对付共党及其同路人,就不能心慈手软。只有铁腕才能震慑宵小。张某即便没有通共,也对政府心怀不满,早除早安心。”
可以说彼时的朱绍良简直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地图上的西南各省,怒斥道:
“西南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守住这最后一块阵地。”
“你倒好,到处树敌,你告诉我,这样下去,西南还能守得住吗?”
其实不光是朱绍良,在座的几位军政官员都清楚,徐远举的恐怖统治已经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不仅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接连不断,而且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地方军阀,看到国民党失尽民心,也开始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就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官员,也对徐远举的做法深感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
“徐远举,我知道你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但绥靖工作不是单纯的‘杀人’。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后方,是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饷,而不是遍地的反抗和仇恨。

朱绍良缓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与无奈继续说道。
谁知徐远举却依旧不以为然:
“朱主任多虑了。共党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要我们加大清剿力度,消灭其主力,剩下的残渣余孽自然会不攻自破。至于民心,等我们消灭了共党,恢复了秩序,自然会慢慢安抚。”
听闻此话,朱绍良可谓痛心疾首,他气的再次拍响了桌子:
“我朱绍良戎马半生,打过军阀,抗过日寇,从未像现在这样窝囊,就是因为你的倒行逆施,处处被动挨打,我这个绥靖区主任,当得还有什么脸面?”
彼时的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朱绍良沉重的喘息声。徐远举也被骂得哑口无言,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他内心还是非常不服气。
“朱主任,我是在执行保密局的任务,清除共党分子是我的职责所在,如果主任觉得我的做法不妥,可以向毛局长反映,我会听从毛局长的指示。”
“好!好一个听从毛局长的指示!你眼里只有毛人凤,没有西南的安危,没有党国的前途!我告诉你,西南要是丢了,你我都难逃其咎!到时候,就算毛人凤保你,蒋介石也不会放过你!”

说完,朱绍良猛地转身,对着在座的官员们下令:“通知各地军统部门,暂停大规模逮捕行动,所有抓捕必须经过绥靖公署批准,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虽然徐远举听了脸色铁青,却不敢公然违抗。他知道,朱绍良确实管不了他的核心工作,但在军事调动上仍有实权。如果真的闹僵,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终,他冷哼一声,灰溜溜的离开了会议室。
当然,徐远举也是清醒之人,他知道,刚才的怒斥虽然解了气,却根本改变不了现状。徐远举有毛人凤撑腰,根本不会真正听从他的命令;而蒋介石一心只想着前线战事,对西南的民心向背更是不重视。
此后的日子里,朱绍良试图扭转局势,但徐远举的恐怖统治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军统特务依旧在暗中活动,滥捕滥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源于百姓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失去信任,无论朱绍良如何努力,都难以挽回民心。
就这样,到了1948年底,淮海战役以解放军全胜告终,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西南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最终朱绍良的绥靖计划彻底破产,他眼睁睁地看着西南这块“最后堡垒”一步步走向崩塌,却无力回天。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军西南,随即贵阳、重庆、昆明等城市相继解放,朱绍良深知大势已去,被迫飞往台湾。

而徐远举在制造了一系列的血腥暴行后,在潜逃至昆明路上被卢汉扣留,后被押送至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令人唏嘘,朱绍良虽然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绥靖”稳定局势,但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背景下,他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而徐远举的白色恐怖,不过是国民党政权腐朽本质的集中体现,要知道,当一个政权只能依靠暴力镇压来维持统治时,它的灭亡也就注定了。
因此,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失去大陆,根本原因在于其独裁腐败、倒行逆施,失去了民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