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陕西全境解放之前，中央军委为了加强陕北、陕南以及关中各军分区的统一领导，于同年11月30日下令，陕南、陕北军区合并为陕西军区。

新成立的陕西军区，由十九兵团兼，兵团领导兼军区领导，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杨得志出任了陕西军区司令员、李志民任军区政委，耿飚、陈先瑞、刘金轩和吴岱峰任副司令员、牛书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图|牛书申

到了1950年底，由于十九兵团作为二线部队，杨得志率领十九兵团开赴山东，做进入朝鲜的准备工作，杨得志与同时不再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耿飚、陈先瑞后来也被陆续调离，因而上级任命刘金轩为军区司令员、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马明方任军区政委。

因马明方专注于地方事务，因此上级升调牛书申为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区政治工作。

不过，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陕西军区领导班子才组成，就出了一点变故。

1951年初，抗美援朝进行到了第二个年头，为了支援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全国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陕北是属于革命老区，更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不少农民家里甚至把自家唯一的耕牛都捐了出来。

当时，陕西军区接到了总后勤部的指示，要求为志愿军采购骡马，培训汽车驾驶员和卫生员，以及提供被服等物资。

本来陕西军区已经很好的完成了这一指示，然而在事后查账过程中却发现了问题。

军区会计在核查上一季度经费支出时，发现了一笔3600万元（旧币）名为“军事设施专款”的支出，账面显示这笔款项已经全部支出，但根据会计核查后发现，这笔款项并没有完全支出，至少还有2360万的费用不知去向。

要知道在当时，这笔数字并不小，要是直接用于支援抗美援朝，能够购买三架飞机。

图|刘金轩

会计核查之后发现，这笔款项的经手人是时任军区司令员的刘金轩。

这件事经军区后勤部上报给了军区，最终摆在了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的办公桌上。

牛书申的性格很耿直，一听说可能出现了贪腐的情况，立马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最后所有的线索都汇聚到了军区司令员刘金轩身上。

也因为牵涉到了刘金轩，这件事立马就变得难办了许多。

牛书申很想就此事直接上报上级单位，但考虑到刘金轩是自己的直属上级，绕过他直接向上级汇报，于情于理又说不过去。

万一这件事有其他隐情，闹大了对谁也不好。

思来想去，牛书申决定向刘金轩摊牌。

一天晚上，牛书申抽了个时间，专门去找了刘金轩一趟，并谈到了账本上数目对不上的情况，刘金轩为人也很磊落，见牛书申到来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大堆的单据。

毫无疑问的是，刘金轩并不是贪污了这笔款项，而是将这笔钱用于其他军区项目开支。

牛书申这才知道，当时军区向上级申报项目，每次都要多预报一部分开支，这部分多出来的开支，其实也没有落在了个人身上，而是用在其他项目上。

之所以要多报一些经费，和我们国家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陆续展开，这其中还包括抗美援朝的开支，那时国家非常困难，每一笔钱都要掰成两半花，所以对一些项目的审核也就格外的仔细认真。

可这么一来，对下级单位开展项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专项资金获得审批消耗时间太长，很有可能会耽误事。

所以当时各大单位在申报专项资金时，通常都会多申请一部分用于军区储备，以减少审批时间过长而引起的延误。

无疑这种做法是违反了纪律，可由于多出来的款项并没有被个人贪污，而是用于其他项目，所以军区后勤部在核查过程中，对此行为通常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也不光是陕西军区，当时全国范围内这种情况都很普遍。

1951年，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各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很多人都被查出了有类似的问题，也因而造成了错批。

比如原湖北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王盛荣。

1950年，王盛荣任重工业厅厅长期间，曾奉周总理指示，将国民党当局在香港冻结的1000吨钨矿出口到苏联，换购了一批当时国家急需的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

“三反五反”期间，有人将此事揭出，诬陷王盛荣贪污，以至于王盛荣后来被判处死刑。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后来还是毛主席说了公道话：

“当年他拿着巨款都没有贪财跑路，如今又怎么会贪污？”

毛主席所提的往事，是1933年红军打漳州时得到了一笔数万美金的巨款，中央后来考虑把这笔钱送到上海，但因途中有人贪污，送了两次都没送成，后来还是王盛荣将安排给他的3.5万美元一分不少的送到上海。

受到错批的还有时任46军政委的李中权。

1951年“三反五反”期间，时任46军政委的李中权调空军任职，时任军长张秀川发现该军账目有问题，恰逢运动期间，李中权被卷入其中，46军的一份报告指控李中权1949年至1951年贪污了8400万（旧币），并有严重的生活腐化、宗派主义问题。

对于上述所有指控，李中权本人是不认的，他称指控他的所有项目开支均为正常开支，然而他后来的申诉并未获得支持，导致了李中权后来授衔时，本可以被授予中将，但仅被授予了少将。

后来包括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对李中权的处分不公平，就连谭政也承认他当年处理此事部队。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李中权的错误处分才被纠正。

刘金轩的情形与上述几个例子虽然不同，但情形有相似之处。

时任陕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牛书申后来主持军区政治部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曾为刘金轩求情，说“刘司令没做坏事，就是太实在了，想把军区快点建设好”。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刘金轩毕竟是违反了纪律，如果都可以谅解，那还要纪律干什么。

会议最终还是决定：

“纪律不能违反，该上报上报，由上级军区定夺。”

不久之后，刘金轩被调离陕西军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等于说是被撤职，当时军区也给了刘金轩通报批评的处分，牛书 申也被批评“事前监督不利”。

不过，牛书申并没有被调离陕西军区，后来还升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

从客观角度上讲，刘金轩在这件事情上虽然他本身没有私心，确实是违反了纪律，如果是在战时年代，因交通不便难于请示，或可情有可原，但在和平年代却并不是个很恰当的行为。

牛书申在这件事中坚持按纪律处理，无疑是最正确的决定，只是他和刘金轩之间处事方法确实存在冲突，上级大概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最终选择将两人分开。

与之情况相同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白上面一些事儿。

1952年2月，余秋里调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因为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期间，余秋里上任后不久，就查出了军区后勤部各种违反纪律的问题，因为一开始从严从快，导致了很多人因为一些小问题被迫离开岗位接受审查，军区后勤部的工作也无人处理。

针对这一情况，余秋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在军区后勤部党委会上讲：

“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放过，但如果只是小错，其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做出深刻检讨，组织就该给他一个机会。”

不过，有一件事余秋里还是采取最严肃的处理办法。

当时川东军区迁到北碚后，新建营房的开支有很大问题，经过调查后发现，川东军区通过虚报、假账等手段，多报了51亿元。

气愤之余，余秋里将川东军区副政委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这名副政委也很委屈，他解释道：

“并不是哪个人要用，就是担心将来部队有什么地方需要钱，但组织一时没批会耽误事。所以就先储备点经费，应对不时之需。”

尽管川东军区此行情有可原，但余秋里还是察觉出了不对劲儿。

图|余秋里

川东军区为修建营区，私下里虚报开支，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军区建设，可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本位主义，可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是错，相反还觉得自己是为了集体。

余秋里认为，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下面的单位都是如此想，那么工作还怎么开展。

不久之后，余秋里开始彻查各单位私藏小金库的情况，经一次性清理出10258亿元（旧币），可见当时这种多报、虚报的情况已经蔚为成风，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

余秋里的这次清理，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在事后清查仓库物资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大批已经“吃灰”的物资其实还可以使用，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