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从三年前开始有口气的。

起初只是淡淡的，像隔夜的茶水，不细闻闻不出来。后来越来越重，变成一种腐坏的甜，黏腻的、带着腥气的，像夏天没来得及扔的厨余垃圾。他坐在客厅看电视，隔着两米远，我都能闻到那股味道从牙缝里、从呼吸里丝丝缕缕地渗出来。

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年轻时当过兵，转业后在乡政府干到退休，一辈子穿衣讲究，出门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发现自己有口气之后，说话就再也不对着人了。跟人打招呼，头偏到一边去；吃饭时闷头扒饭，吃完立刻离桌；就连跟我妈说话，也是隔着一扇门。有次我妈凑近了问他事，他竟条件反射地用手捂住了嘴。

我妈带他去了县医院。牙科医生看了，说牙结石多，洗了牙。洗完后确实好了几天，可很快又恢复原样。又去看消化内科，医生说可能是幽门螺杆菌，一查，确实阳性。全家人都去查了，只有父亲是阳性。四联疗法吃了十四天，复查转阴了。可口气还在。

父亲开始焦虑了。他本来就瘦，那阵子更瘦，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他戒了烟酒，每天刷三次牙，用漱口水，嚼口香糖，可那股味道顽固地盘踞在他嘴里，像扎了根一样。有次我儿子跑去抱爷爷，刚凑近就皱着鼻子跑开了：“爷爷嘴巴好臭。”父亲的脸刷地白了，那天下午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出来吃晚饭。

县医院不行，去市医院。市医院说可能是鼻窦炎，拍了CT，开了药，没用。又说是咽喉反流，又吃药，还是没用。后来怀疑是糖尿病酮症，查了血糖，正常。再后来怀疑肝肾问题，查了全套生化，除了轻度脂肪肝，一切正常。

那两年，父亲跑遍了周边所有医院，县医院、市中医院、市人民医院、甚至省城的一家三甲医院。胃镜做了两次，肠镜做了一次，B超、CT、核磁共振，片子攒了厚厚一摞。每次去，医生都是那一套：先查口腔，再查胃，再查肝，再查肾，查完了说：“没什么大问题，注意口腔卫生，清淡饮食。”

“没什么大问题”，可父亲的口气就是越来越重。那股味道从腐甜的闷臭，慢慢变成一种辛辣的、刺鼻的怪味，像什么东西在身体深处腐烂了，一点一点往外渗。他开始不敢出门，怕坐公交车，怕去菜市场，怕邻居跟他打招呼。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话越来越少，电视一开就是一天，可我知道他什么都没看进去。

去年冬天，我回家过年。父亲坐在客厅角落的藤椅上，电视开着，他歪着头睡着了。我走过去给他盖毯子，凑近的那一刻，我差点呕出来。那股味道浓烈得吓人，像什么东西在鼻腔里炸开了。可就在我皱眉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张着嘴睡觉。

准确地说，他张着嘴，呼吸很重，每呼一口气，那股味道就涌出来一次。可他的鼻腔，几乎没有气流。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俯下身，借着手机的光，仔细看他的脸。我发现他左侧的鼻翼比右侧要饱满一些，鼻梁也微微偏向右边。我伸出手，轻轻按了一下他左边的鼻孔，他毫无反应，呼吸没有任何变化。我又按了一下右边，他一下子醒了，大口喘着气。

“爸，你左边鼻子能出气吗？”

他愣了一下，皱着眉想了想，然后自己也试了一下。他按住右边，张开嘴，使劲吸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吸进去。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堵上的，”他茫然地说，“好几年了吧，我以为不影响。”

第二天，我强行带他去了省城最好的耳鼻喉科医院。医生用一根细长的鼻内镜伸进他左边的鼻腔，屏幕上出现了画面。我看到一团暗红色的、表面凹凸不平的东西，几乎把整个鼻腔塞满了。那东西表面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膜，有的地方破了，渗着黄绿色的脓液。

医生看了很久，退出内镜，表情凝重。

“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他说了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词，“长在左侧上颌窦和筛窦区域，已经长得很大了，把窦腔撑满了。这种瘤子本身是良性的，但它会分泌大量有臭味的物质，而且——”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们。

“时间拖得太久了，已经有恶变的迹象。需要立刻手术。”

父亲坐在椅子上，茫然地听着，像听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判决。我攥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指关节微微发颤。

“是……癌吗？”他问。

“病理结果要等术后才能确定。”医生没有把话说死，但语气里的严峻已经说明了一切。

走出诊室，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尽头有一面大窗户，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那张已经攥皱了的缴费单，忽然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

“早知道……就应该早点来大医院看鼻子。白白臭了这么多年。”

我搂住他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其实我想说的是——爸，你臭不臭的，我们都不嫌弃你。可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一个人扛了三年，三年啊，一天一天被那股味道折磨，连饭桌都不敢上，你为什么不早说？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住院那天，父亲换上了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显得有些局促。护士来给他做术前准备，拿着鼻内镜要再检查一遍，他忽然问了一句：“护士，我手术后……嘴里还会臭吗？”

护士笑了：“大爷，病灶切除了，慢慢就好了。”

他没说话，可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切下来的组织装了满满一个弯盘，医生端出来给我看，我别过脸去，不敢细看。病理结果三天后出来——内翻性乳头状瘤，局部重度不典型增生，切缘干净，没有癌变。

我站在走廊里，拿着那张病理报告，哭得站不起来。

父亲出院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他坐在副驾驶上，车窗摇下一条缝，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却没有关窗。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像要把这冬天清冽的空气吸个够。

“嘴里有味道吗？”我问他。

他哈了一口气，认真地闻了闻自己，然后笑了。那是我三年来第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舒展。

“好像……没有那个味了。”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阳光透过枝丫洒进车里，落在他脸上。他眯着眼，嘴角微微翘着，像刚从一场漫长的大梦里醒过来。

那天晚上回到家，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父亲坐在餐桌正中间，第一次没有偏过头去，第一次没有用手捂着嘴。他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忽然哽咽了一下。

“这三年，我都不敢跟你们一桌吃饭。”他放下筷子，低着头，声音沙哑，“我怕你们嫌弃我。”

母亲眼圈红了，夹了一筷子菜放进他碗里：“吃你的饭，说什么胡话。”

我儿子跑过来，爬上他的膝盖，仰着小脸：“爷爷，你现在嘴巴香香的。”

父亲笑了，一把搂住孙子，把脸埋在他小小的肩膀上。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可他在笑。窗外万家灯火，屋里的白炽灯管发出嗡嗡的细响，照着桌上热气腾腾的四菜一汤，照着一家人齐齐整整的脸。

那股盘踞了三年的腐臭味，终于散了。